陈蓝：中国航天的成功秘诀——科学决策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蓝】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到来前夕，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正式开启了中国的空间站时代。
在新冠疫情开始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中国航天取得了一连串令全球瞩目的成功，包括新一代试验载人飞船的发射和回收、北斗三号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成功并进入火星轨道、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成功发射和返回、嫦娥五号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祝融号成功登陆火星发回清晰照片、中国空间站建设开始密集发射（天和一号、天舟二号、神舟十二号）等。
再加上中俄签约合作建设月球科研站，以及载人登月和登火计划、新版长征九号火箭、空间核反应堆、空天飞机、木星和海王星深空探索、十米组装式空间望远镜、万颗星低轨通信星座等宏大计划的披露，中国航天好像开始了小宇宙爆发。
那么，中国航天为何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里，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巨大进步？
除了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航天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外，很多人把中国航天的成功归结于中国的制度优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保证战略性项目长期执行的持续性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无比正确的。制度优势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是航天发展的两大必要条件。但我认为，中国制度优势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往往被人忽视，甚至被人歪曲，就是重大项目的科学决策机制。
欧美在鼓吹他们的所谓民主制度时，往往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无视民意的长官意志，错误的决策浪费大量资源。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前苏联的状况。但对当今中国则完全不适用。中国的科学决策机制不仅不是前苏联的翻版，而且明显优于西方所谓的“民主决策”。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证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前苏联。它也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政策持续的优势。冷战时代它对航天的投入更几乎是没有上限的。但为什么它会输掉登月竞赛？为什么此后它的航天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少耗资巨大但最后都半途而废的航天项目，浪费了大量金钱和资源，以至于成为拖垮经济的因素之一，最后被西方成功地和平演变而解体。
问题就出在缺乏科学决策上。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尊重科学规律、领导人个人意志凌驾科学之上所导致的决策错误，让苏联航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成功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举国上下无比震惊。冷战时期最富戏剧性的事件——美苏太空竞赛就此拉开序幕。最初，苏联按着自己的节奏走，在月球和星际探测、载人飞行、太空行走等方面一直领先美国。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要在六十年代结束前将美国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地带回地球。美国在强大经济的支撑下，以举国之力不计代价地投入来推进阿波罗计划，很快便追上了苏联。这时，苏联决策系统的弊病便表露无遗了。
冷战时代，苏联航天计划很大程度上是为政治服务的。领导人对决策的干预和干扰非常严重。在没有美国压力下还好，苏联工程师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任务。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眼看被美国超出，为了赶进度，很多事情便背离了科学规律。
典型例子就是联盟一号飞船。这是一艘为登月而全新设计的三舱飞船。虽然在无人试飞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但为了抢在美国人之前实现两艘飞船的对接，向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献礼，飞船还是带着问题起飞了。
飞船一入轨便出现很多故障，对接任务被迫取消，飞船提前返回。但不幸还是发生了。由于着陆过程中降落伞没有打开，飞船坠毁，宇航员科马洛夫遇难身亡，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飞行中遇难的宇航员。
科马洛夫和联盟一号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两次死亡事故（另一次是联盟十一号空间站任务）和登月计划彻底失败后，前苏联航天决策中罔顾安全、政治先于科学的情况有了较大好转。但它的决策制度并没有根本改观，顶层决策仍然充斥着长官意志。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就是一个例子。它最初是在美国航天飞机压力下上马的。后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进一步推动了苏联的投入。冷战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当时苏联的决策过程。现在看起来不仅草率，甚至有点可笑。
那是1974年，即美国航天飞机计划公布两年后。当时苏联军事工业领导人向勃列日涅夫夸大了美国航天飞机的军事用途，甚至说它随时可以到达莫斯科上空投下炸弹。勃列日涅夫惊吓之下便做了拍板。不管这个报道可信度如何，后面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苏联在这个大白象项目上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资源，加剧了国力的消耗，加速了苏联的崩溃。而暴风雪号只飞了一次便寿终正寝，最后在一场厂房坍塌事故中化为乌有，可悲可叹。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由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足，出现决策失误是不可避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前面两个例子主要不是这个情况。如果前苏联有一个科学的决策机制，那么这些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登月竞赛中期，苏联在登月火箭、登月飞船、无人绕月飞船等项目上已经暴露出大量问题。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苏联经济基础和工业实力同美国的差距，以及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落后。如果果断调整竞争策略，暂停登月计划，避开和美国的正面竞争，集中精力发展空间站，那么苏联在空间站上的成就一定会更辉煌，也许能和美国登月相映成辉。
七十年代，如果苏联领导人能听取更多科学家的意见，而科学家能更多说真话，告诉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航天飞机成不了轨道轰炸机，或者细致权衡航天飞机对苏联的难度与重要性，那么暴风雪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再说说美国。美国号称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应该不会出现重大决策错误了吧？但看看NASA最近半个世纪的记录，竟然是失败多于成功。
如果说航天飞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认识不足，那么一个个以取消告终的航天飞机后继飞行器（包括运载工具和载人航天器）就不可能都是认识不足了。HL-20、Shuttle-C、X-30、X-33、X-34、X-38、OSP等等，这个列表够长了。虽然说各种项目也验证了一些技术，但后继飞行器终究是难产，NASA决策失误导致的低效和浪费不输前苏联。
半途而废的航天飞机后继者项目，图片来源：NASA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2004年，小布什总统宣布了美国重返月球的星座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战神一、战神五火箭和猎户座飞船的研制。2008年，奥巴马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后立马取消了星座计划，仅猎户座飞船得以幸免。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又捡起了重返月球计划。他甚至在2019年下令要求NASA提前到2024年登月。这不是长官意志吗？拜登好像对航天不太关心，登月计划得以延续。但最新消息说，2024登月的目标已经难以达到了。总之，一个总统一个政策，航天计划总是处在不确定中。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稍稍剖析一下就明白了。首先，NASA的预算是国会每年一次审批的，长期计划必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总统的个人意志（以及背后的利益）就更不可预测了。
第二，国会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也不代表科学，它更多代表了议员们背后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小布什星座计划中的战神火箭，还是现在的SLS，都继承了航天飞机的固体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这恰恰是航天飞机中最为昂贵、也是被诟病最多的部分。但它们以“采用成熟技术以减少风险”的名义保留了下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保护相关承包商的利益。对那些议员来说，则可以通过保护这些公司所在地的就业和相关产业链来获取政治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指望他们做出尊重科学、符合国家和人民长期利益的决策？
中国航天的决策机制和前苏联、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别。其实在中国航天发展早期，无论技术路线还是管理体制都和前苏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中国研制成功自己的导弹和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卫星后，也曾有过一段长官意志主导的大跃进时期。由于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那时上马的许多高大上的航天项目，无论是曙光号载人飞船，还是环球导弹和反导系统，到后面都难以为继，不得不取消。
改革开放后，我们认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回归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中国航天也形成了一套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充分发扬民主的决策体系。
我们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为例看一下我国的决策过程吧。
1986年3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了发展高科技的建议。国家组织200多位专家，经过半年三轮极为严格的论证，最终编制出一个覆盖七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航天是其七个领域之一，包括“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和“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两个主题项目。
1987年，在原国防科工委的组织下，开始对我国载人航天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提出了从航天飞机到飞船的各种方案。整个论证过程没有太多行政干预，思想相当解放，视野相当开阔，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前所末有的。
1988年7月，专家们得出的主导意见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和投资力度研制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要解决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问题，难度比较大。推荐多用途飞船方案和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1990年5月，863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1991年6月，专家委员会正式向中央专委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在2010年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三步走战略的雏形）。
至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先后七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汇报。1992年9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代表中央正式批准了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三步走战略浮出水面。三步即突破载人飞行、交会对接和空间实验室、长期有人照料空间站。
此后30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顺利，从未遭遇重大技术困难，计划也从未有过大的修改或调整。现在，三步即将走完最后一步，30年前定下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这充分说明当时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
总结一下，中国航天决策的特点是：通过专家主导、充分发扬民主、进行大范围多层次的反复论证，提出需求合理、目标明确、技术和经济可行的方案，最高决策者再在此基础上根据宏观目标做出符合国家和人民长期利益的决策。
其实，这样的决策方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协商的政治制度，以及广泛调研、民主集中的决策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制度既避免了长官意志，又不会受民粹和利益集团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新一代运载火箭、月球探索三步走战略、北斗导航系统等，也都是这样的路子。这就是中国航天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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