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周恩来亲自挂帅，中央特科如何挽救党中央？
大家好，我是王慧。今天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很多人可能对中央特科不是很熟悉，但是谍战剧都看过吧，特工都知道的哦，中央特科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
它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代号“伍豪”。从1927年成立到1935年解散，中央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8年，但红色特工们却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创造出传奇。
周恩来
这里是上海市武定路930弄，沿着弄堂走到底，中央特科机关曾经就藏在这条弄堂14号的一栋民居里。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栋三层的红色砖木结构房子，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央特科把这里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当时的门牌号是修德坊6号。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以前这里是个死弄堂，走到这栋就到底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当年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把特科这样一个又重要又隐秘的机关放在这儿，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似乎不是很好逃跑。
现在我们不能进到里面去，但是如果进去之后就能发现，把它亭子间的窗户打开，后面就是一个弄堂。一旦发现敌情，特工们可以快速转移。
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讲讲这个神秘的特务组织和一路开挂的中共特工。
让时间回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起，短短3天时间里，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那年11月，全国党员由6万人一下子减少到1万多人。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全部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周恩来和邓颖超躲进了上海的豪华西式饭店——礼查饭店。礼查饭店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外白渡桥旁边，1959年之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中国的第一盏电灯在这里亮起、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中国最早的马戏团在这里演出、最早的交谊舞会在这里举行。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于浦江饭店，这个饭店见证了新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和成长。现在，这里是中国证券博物馆。
中国证券博物馆
三楼拐角处的311室就是192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藏身之处。多年之后邓颖超讲起这段往事时说：“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或许只能站在窗前透透气，看看对面的苏联领事馆（现为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和不远处的黄浦江。直到5月下旬，他们才成功脱险，乘船从上海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过的311室
311室窗外 视频截图
5月25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即中央军委书记），很快他就组建了军委“特务工作处”，专门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这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
1927年，国民党的屠杀教训了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权。所以，就是在那年8月7日举行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中共的“枪杠子”，也就是军队，由周恩来负责。除此之外，他还一手创建了情报保卫系统。保卫部门又叫“刀把子”，所以当时的周恩来是“一手举枪，一手握刀”，一明一暗，都是关乎共产党生存安全的头等要务。
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将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扩建，中央特科由此在上海正式诞生。由于战功显赫，它经常被誉为“伍豪之剑”。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特科先后设立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四个科，交通科后来改为无线电通讯科。
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行动科又称“红队”、“打狗队”，专门负责惩处叛徒内奸等，科长由顾顺章兼任；无线电通讯科负责研制和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
无线电台是情报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中共中央的第一座电台就诞生在上海的弄堂里。
这里是延安西路420弄9号，原英租界的大西路福康里。1929年秋天，李强和张沈川等人在这里的一栋三层石库门里为共产党建立起第一个秘密电台。后来，这里的电台隔壁开了家妓院，每天晚上人来人往，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不得不重新为电台选址。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备。当时，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涂作潮，代号“木匠”，1924年入党，1925年10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中共六大之后，他被党组织秘密派往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主攻革命亟需的“无线电通讯技术”。
当时，中国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方式全靠交通员跑，这样的方式既拉长了时间，又时刻冒着生命危险。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彻底改变被动、落后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电台，组织自己的专业队伍。
这时，参加完六大回来的周恩来找到了年仅23岁的李强。
李强是学土木工程的，在这之前，连收发报机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但他的自学能力很强，接到任务之后直接开启了“学霸模式”。
他先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广交无线电行业的朋友，结识了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从他们那里，李强买到了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没有中文书，李强就拿英文书直接学理论。当时，“大华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李强通过关系把产品弄了出来，连夜进行拆解、研究，摸到了门道。接着就是制作，市面上只能买到一些一般的零件，重要部件要到外国人办的洋行里去订货，洋行里也买不到的零件，他就自己做。
1925年出版的《无线电原理》
除了让李强负责机务之外，周恩来还找到一个人——张沈川，派他去学报务。
于是，当年的张沈川化名张燕铭，顺利考入了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他学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工作，并且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
李强和张沈川这对搭档，一个主攻机务，一个研究报务，他们扛下了周恩来交代的重任，成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创始人。
1929年年底，李强和报务员黄尚英来到香港，又建起了一座中共地下电台。沪港电台通报的第一条重要消息是“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
李强用这只皮箱将电台带去香港
这之后不久，涂作潮从苏联学成归来。他的到来让李强、张沈川如虎添翼，他们一起对李强的自制电台进行了开通和改进。
李强造出的第一部收发两用电台，功率只有50瓦，灵敏度不是很高。于是，他们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结果一按电键，隔壁邻居家的电灯就开始闪跳。要是邻居们稍微有点无线电常识，马上就能猜到隔壁有电台，那麻烦就大了，他们只好放弃了试验。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他们把电线藏进晾衣服的竹竿里，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家里来了小偷，把衣服都偷走了。但是为了避免暴露电台，他们甚至没敢声张。
因为环境险恶，又加上经常熬夜，张沈川的身体越来越弱，最后患上了伤寒。但当时的报务员特别紧缺，所以在重病之下，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在香港电台工作的黄尚英也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太差，得了肺病，年仅20岁时就不幸去世。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1930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办个培训班，专门培养无线电干部，地址就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
对外，他们挂上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来掩人耳目。但是，这个工厂既没有对外业务，也不进原料，更不出产品，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1930年12月17日下午，学员们正在张沈川、曾华伦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戴着耳机学习收发报。
突然，房门被推开，6个特务闯了进来，一边拿枪指着大家，一边搜查，在场的20人全部被捕。危急之下，一位学员趁敌人不注意拉开了二楼的窗帘。这是他们的暗号，窗帘开了，就代表出了问题，来的人赶紧往回走，这样才避免了更多的同志被捕。
四成里 视频截图
出事当天，“木匠”涂作潮躲过一劫。正当张沈川等人被巡捕逼问的时候，涂作潮的敲门声从一楼传来。他手上提着一桶油漆匆匆赶去上课，没注意到二楼的窗帘暗号。结果，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外国巡捕，涂作潮大吃一惊。他急中生智，装出一副来讨债的样子，一边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打拉士（dollars）、打拉士”，一边伸手要钱。巡捕真以为涂作潮是来要工钱的，一脚把他踢了出去。
事发后第二天，《申报》发布了这个“案件”的消息：巨籁达路破获反动机关，抄出无线电机，获男女二十余人。
这些被捕的同志们，在狱中表现非常坚强。虽然被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后来直到抗战爆发，他们当中16人才被营救出狱，重新投入革命当中。另外的4位同志因为敌人的百般折磨，不幸在狱中牺牲。
祸不单行。当时，香港的电台也遭到敌人破坏。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被敌人****破获，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亲自编写了一个密码，取名“豪密”，这个“豪”字就来源于他的化名“伍豪”。
“豪密”的性质是无线密，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和文字构成，所用密码从不重复。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既然没有内容，又谈何破译。所以，这部密码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
地下电台的建立为各地的互动和沟通提供了便捷。然而，获取敌人情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
从1929年起，中共特工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是国民党最早设立的特务组织，也是国民党中央调查局（简称“中统”）的前身。
“龙潭三杰”
这个党务调查科的首任负责人是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兄徐恩曾成了这个科的第五任主任，在这个特务机构里一干就是15年。
当年，深受徐恩曾信任、担任他机要秘书的正是中共特工钱壮飞。钱壮飞多才多艺，精通医术，擅长书法绘画，还曾主演过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燕山侠隐》，正所谓“没演过武侠片的机要秘书不是好特工”。
钱壮飞“帮”徐恩曾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为遮掩的情报机构。经过钱壮飞安排，李克农和胡底先后进入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其掩护机关。李克农在上海，胡底在天津，钱壮飞自己则“驻守”南京。
就这样，三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他们像一柄利剑，直接捅进了国民党的心脏，为共产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
视频截图
这里是上海市嘉善路117弄24号，钱壮飞的一处旧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钱壮飞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就住在这栋房子。
1928年下半年，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一不小心，钱壮飞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了。这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虽然它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却是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可以隐蔽党员、掌握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和有关情报。
不久之后，陈立夫派徐恩曾到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当处长。在这里，徐恩曾见钱壮飞才华出众，善于交际，又是他的湖州同乡，因此非常器重他。后来，徐恩曾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时，钱壮飞被他带到南京，成了他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对钱壮飞非常信任，凡是给徐恩曾的各种情报和报告，都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
但就是到这个地步，有一件东西，徐恩曾还是紧紧抓住不放，那就是他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每次外出，徐恩曾都随身带着这本本子，像护身符一样藏在自己贴身衣服的口袋里。
密码本是破译国民党重要电文的关键。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拿不到。
怎么办呢？钱壮飞和李克农商量之后决定，从徐恩曾的弱点下手。徐恩曾这个人在国民党党内位高权重，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好色，喜欢混迹舞厅妓院。
有一次他们去上海开会，钱壮飞和李克农趁机给他设了个“美人计”。有天晚上，徐恩曾会后没事，钱壮飞和李克农故意闲聊，听说哪里哪里来了个漂亮姑娘，长得怎么怎么漂亮。徐恩曾一听，两眼放光，立马就要动身去找姑娘。
这时候，钱壮飞拦住他，指了指装密码本的口袋说：“徐主任，你带这个东西去怎么行？”徐恩曾一听，觉得钱壮飞考虑的周全，立刻掏出密码本锁进了机要柜。结果，徐恩曾前脚刚走，钱壮飞后脚就打开了机要柜，把密码本一页不少的全拍了下来。后来，正是这本密码本，让中共中央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1931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十周年，那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之后他随即叛变，出卖了共产党的许多秘密。
顾顺章代号“黎明”，1924年入党，1926年他和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央派去苏联进行系统的特工技能训练。不过，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顾顺章受教育很少，自幼闯荡江湖，喜欢打架斗殴，经常和上海滩的帮派们混在一起。
顾顺章还有个绝活，就是变魔术。1931年他在武汉被捕，正是和他公开登台变魔术有关。当时，中共中央委派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工作，顾顺章等人负责护送。4月8日，交通员把张国焘从武汉接走之后，按道理顾顺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应该直接返回上海“交差”。
但这时候，他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找了个借口继续留在武汉活动。顾顺章无视中共秘密工作的纪律，擅自用“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然而，这场戏法表演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给中共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台下的观众当中刚好有个中共叛徒，国民党特务机关限他在一星期内抓住共产党人，否则就枪毙。就在这个叛徒像疯狗一样在马路上到处转时，正好遇到了魔术师顾顺章。
在叛徒的指认下，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落到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的手上。
结果，让蔡孟坚没想到的是，审讯刚一开始顾顺章直接就叛变了，出卖了共产党的不少秘密。为了验证自己情报的准确性，他不惜供出了在国民党监狱中尚没有暴露身份的恽代英，直接导致恽代英被杀。
但是顾顺章不愿意把知道的中共机密全说出来，他跟蔡孟坚说，你们赶紧把我送到南京，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我可以保证在3天之内将上海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特地加了一句，在他到达南京之前，千万别向南京发电报。
但是这话蔡孟坚压根儿没听进去，现在在他手上的可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这个人或许就是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部天梯。为了抢功，蔡孟坚连夜给徐恩曾发出6份加密电报，都写着“徐恩曾亲译”。
不幸中的万幸，那天是周六，徐恩曾晚上正好出门过周末去了，替他值班的是钱壮飞。钱壮飞预感，武汉一定是出事儿了，于是他果断拆了密电，拿出密码本破译。
看完密电的钱壮飞大吃一惊，瞬间意识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危急时刻，他找到了自己女婿刘杞夫，让他连夜坐火车去上海通知李克农。由于不是事先约好的见面日子，钱壮飞的口信几经周折，才由李克农报告给了周恩来。
李克农还给正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就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的意思是事情严重，让他赶紧转移。
另一边，周恩来接到消息后立刻开始部署。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上海党组织领导机关全部完成转移，等到国民党按照顾顺章指认的地址搜捕时，已经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年那些幸免于难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等。
视频截图
后来，周恩来谈到钱壮飞时多次感叹：“要不是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不存在了。”
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也曾起到过重大作用。曾经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特工们，他们神秘又无处不在，他们的胜利不能宣扬，失败也无法解释。他们当中有顾顺章这样的叛徒，但更多的是钱壮飞一样的英雄。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借此机会，让我们向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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