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廷德拉·库尔卡尼：中共治国理政秘诀都在这，为什么我们印度不愿学？
【文/苏廷德拉·库尔卡尼】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推出的原创舞剧《世纪》描绘了两个著名的中国神话——“愚公移山”和“女娲补天”。90岁的愚公凭借惊人的毅力移开阻碍村庄的两座大山，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娲通过用五色石修补苍天，庇护人类免遭灾难。
这类神话故事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们深深扎根于各自的文化和文明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完成艰巨的使命。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很多这样的神话。据传说，印度国王跋吉罗陀苦行千年寻求湿婆帮助，才最终将圣河恒河带到人间。
“跋吉罗陀的努力”在印度诸语言中均是常见俗语，与来自罗马神话的西方俗语“赫拉克勒斯之力”相当，都用来形容“艰苦卓绝的努力”。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他的著名爱国诗篇《来吧，让我们再点一盏灯》中写道：“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让我们融化骨肉，成为现代陀提吉仙人。”据传说，陀提吉仙人曾献出自己的骨骼，以便因陀罗可以用来制造金刚杵打败恶魔。
即使是批评共产党的人也必须承认，自1949年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事业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堪比奇迹。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西方列强入侵、殖民、瓜分的百年屈辱，又从建国初期的运动和混乱创伤中恢复过来，最终犹如奇迹一般突破重重阻碍，在全面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独立自强的中国
新中国诞生时尚未摆脱贫穷，饱受帝国主义和内战的蹂躏。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中国人均GDP还与孟加拉国相差无几。而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登顶全球第一。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塑造新全球秩序的能力仍在与日俱增。中国的基础设施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完善。举例来说，日本1965年就开始修建时速超过250公里的高速铁路，一些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而中国2007年建成第一条高铁后，现在其国内高铁里程已达3.79万公里，超过全球总里程的三分之二。中国甚至设计出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原型。
还有两个惊人的例子更能充分彰显中国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1978年以来，超过8亿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用最短时间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中国仍有将近1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不到1.9美元。习近平总书记决心，使中国到2020年底前彻底摆脱贫困。2020年12月，他郑重宣布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300多万党员被派往农村和边远地区，实施具有独创性的“精准扶贫”，包括准确定位每个贫困村和贫困户，持续实施突出重点的扶贫战略，全面改善贫困户、贫困村的基本生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党的庄严承诺。”
精准扶贫结“幸福果”——脱贫的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领取产业收益金 新华社陈泽国摄
这绝非是宣传。作为时常到访中国各地的观察者，我亲眼目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尽管同印度一样，中国还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1960至1970年代曾被下放到农村基层，亲身经历过农村的赤贫。上任后，他走访了80多个贫困落后地区，亲自督促推进中国版的“消灭贫困运动”（Garibi Hatao，印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招牌扶贫运动——译者注）。相比之下，我要问一个或许会被指责为“不爱国”的问题：我们的莫迪总理称自己曾经是个穷茶叶贩子，但他在过去执政的七年里，访问了多少个贫穷村庄？
第二个例子是，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国防现代化方面，中国比号称“自力更生”的印度更自力更生。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时，包括印度在内的进口国常常声称“中国商品价廉质次”。但在过去10到15年中，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提升迅速，以至于中国现在出口的商品主要由高科技和高价值产品构成。现在，中国正成为人工智能和其他未来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太空技术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印度。2021年5月，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6月17日，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名宇航员将在新的中国空间站执行为期三个月的任务，包括太空行走、维修以及其他科学研究活动。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将11名宇航员送入太空，其中包括两名女宇航员。而迄今为止，印度仅有一名宇航员——拉凯什·夏尔马1984年乘坐苏联飞船进入太空。目前，四名印度宇航员正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印度的首个载人航天飞船“太空飞船号”（Gaganyaan）计划在2022年前发射，以纪念印度独立75周年。然而，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给这一计划蒙上了不确定性。
中国不仅以其发达的高铁、先进的机场、摩天大楼和中国制造闻名世界，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和体育场馆。由于设施完备，中国吸引的国际留学生数量很快将超过美国。中国在文化上的投资开销远远超过印度——即便是在中国的小城市，也建有无与伦比的音乐厅、公园、社区中心和旅游景点，这些哪怕是印度各邦首府也无法媲美。这就是为何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中国吸引6600万外国游客，而印度只有1800万。
说到中国的公园，《纽约时报》的报道告诉了我们一些惊人的事实。中国一年花费150亿美元建立新公园。自2001年以来，中国城市绿地增长了5倍。2020年，上海就新增55个公园，总数高达406个，并计划未来5年内再增建600个。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公共绿地数量已与美国纽约相当。最新公布的“十四五”规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0个大型公园，以鼓励人们锻炼身体。我们不能轻视公园、绿地和森林的重要性，它们与食物、衣服和住所一样对人类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
过去，中国的小溪和河流曾受到严重污染，但现在，中国已将水体周边打造出新的城市公园。相比之下，上海的姐妹城市孟买的米提河情况则糟糕得多。米提河横贯印度金融首都的中心地带，但两侧却被贫民窟包围，像一条露天的下水道。2005年，米提河洪水泛滥造成近400人死亡。2013年，我在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同事们做了一项综合研究，展示米提河及其周边地区的改造计划。这项研究已提交至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受到了邦政府的赞赏，但除了纸面上的粉饰，这对改变丑陋的现实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环境大规模恶化后，中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优先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环境。尽管因为大规模使用煤炭，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气污染国，但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总装机容量的40%(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为850GW，而印度为93GW)。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发电量超过第二名美国两倍多。
包括印度政客和官僚在内的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取得的全面成就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甚嚣尘上的反华情绪。但是，任何到过中国的人，尤其是那些了解中国40年前有多贫穷和落后的人都不难发现，现在中国百姓吃住无忧，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比上一代人寿命更长。诚然，中国也存在各类社会问题，但中国人民相信“中国梦”，坚信未来生活会更好。中国的“民族复兴”不是一句宣传语，它正实实在在的发生。
二、更大的蛋糕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在寻找答案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组织严密、方向明确的共同努力，中国就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却成功了。”他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加强人民团结，为国家提供战略方向，既扮演了政治领袖的功能，又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执政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国家体制，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全面领导的作用——党的领导自2012年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以来更加巩固，尽管多党民主国家可能对此感到奇怪，并表示难以接受。
我们不能再假装印度治理体系天生就比中国优越。如果说想知道布丁味道如何必须亲口尝试，那么我们尝过了印度多党制的蛋糕，就不难发现印度的蛋糕必须做得更好吃才行。具体来说，国大党、印人党和其他政党的领袖都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研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表现远超印度政党。以下是印度领导人或许可以从中学到的五个方面：
第一，大多数印度政治家，包括那些最明智最优秀的政治精英，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赢得竞选，或在选举间隙大搞政治斗争。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热衷选举和政治斗争，反而是因为这是一种由政治体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事实上，在印度的政治体系下，个人赢得选举的能力或帮助本党在选区中获得最多选票的能力就决定了印度政客个人能否在政坛崛起。自然而然，金钱政治、操纵媒体、煽动宗教种姓矛盾、对选民许出无法实现的民粹主义承诺——诸如“每个印度人的银行账户中有150万卢比”——都已成为大多数印度政客惯用的手段。
印度政党和政客只有在不断分裂和对抗中才能走向繁荣，因此想要团结、动员印度全社会力量，共同完成“跋吉罗陀的努力”就变得难上加难。同样，当印度政党和领导人醉心内斗时，也就压缩了各党派在应对重大挑战时达成共识与合作的空间。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央和各邦的政治行政机构很少在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方面制定长期目标，并坚持不懈地实现目标。如果说中国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一个有利于全党、全政府、全社会和全国进行改革转型的体制。
第二，中国共产党具有高效的官员选任体系，因此无论是在国家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有能力、有经验、有学识的官员能够不断晋升。他们对实现党中央制定的战略目标负有实施责任。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小集体主义、裙带之风，更不意味着没有人利用“关系”晋升。但总的来说，这个体系能够筛选掉那些平庸之辈。
另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辗转多个省份任职，拥有从基层往上的各领域实操经验，才能往上晋升职级。在此过程中，中国官员往往具备面向全国的大局观和业务能力。在印度，除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宣传干部制度”，没有多少政客能发展出泛印的经验和理解。由此产生的央地摩擦在印度很常见，但在中国却是很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注重学习。中国共产党也比印度更重视吸取前人的指导经验。他们每年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与前任领导人举行一到两周的“头脑风暴”会议，这不仅有助于在重大国家问题上形成共识，且有助于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政策连续性。
然而，这种情况在印度却非常少见。印人党2014年成立了所谓的“指导团”（Margdarshak Mandal），但实际上变成压制党内元老的方式。指导团没有举行哪怕一次会议。在印度体系中，印人党政府的部长一次也没有向国大党曾经履行过重要职责的元老咨询，反之亦然，这完全不可能发生。
2021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习主席将与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以及前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共同出席天安门广场的庆祝仪式。而问题是，在2022年8月15日印度庆祝独立75周年之际，莫迪总理是否会在红堡城墙上给予他的党内资深同僚、其他主要政党领导人、现任和前任总统、副总统以及前总理类似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2月为建造新议会大厦而举行的土地崇拜仪式是莫迪总理的独创之举，但他甚至没有邀请总统科文德——宪法规定的印度议会领袖——出席此次活动。
第三，与印度流行的刻板看法相反，中国共产党绝非封闭僵化的的政治实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哲学相适应，不断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规避传统左派理论中的思想教条，甚至毛泽东思想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也被束之高阁，并不断尝试改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见的错误。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从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寻求启发。
中国从1991年苏共统治崩溃和国家解体中吸取教训，把重点放在社会稳定和经济改革上，而不是政治改革，并以建设强大的经济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己任。如若不然，外部反对势力就会密谋“政权更迭”（还记得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的豪言壮语吗？）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稳定的执着追求，虽然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但是，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却进步极大。
改革开放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后，海口市龙昆南路今昔对比
（上图1993年6月30日新华社姜恩宇摄；下图2018年4月14日新华社郭程摄）
当快速致富热潮导致中国腐败猖獗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如果不坚决解决腐败弊病，就可能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根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发起了一场雷厉风行的反腐运动，数千人入狱——有“苍蝇”，亦不乏“老虎”。尽管行贿风气并没有完全终结，但至少之前的反腐运动已经起到了威慑作用。在印度，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政党发展出任何有效的内部机制来整治腐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内部问题的最好例子。
第四，中国共产党设有一套庞大的党校体系，对干部学习和培训的重视程度远超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党。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与印人党、国大党和其他印度政党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包括中央和各省）决策过程中，咨询和知识驱动力要大得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常邀请顶尖学者，定期就特定课题举办集体学习活动。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和专家在中国治理体系中远比在印度治理体系中更受重视。与之相比，印度政党基本上不受外界学术和专业人士建议的影响。
在我与印人党高层长达16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发现所谓团家族及国民志愿服务团下辖的农民阵线（Kisan Morcha）、妇女阵线（MahilaMorcha）、表列种姓&表列部落阵线（SC & ST Morcha）、少数民族阵线（Minorities Morcha）以及医生、律师、商人、小型实业家等的各个组织大多有名无实，仅仅为寻求获得地位和声望的党内官员提供便利。可以说，印人党在中央或各邦掌权的政府很少听取这些组织的政策和监管意见。这一定，对国大党也不例外。
第五，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其本质正是“以人民为中心”。1978年以后，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切实推行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语结合进公平和平均主义的理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土壤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改革来强盛国家，不断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伟大的奉献和成就，才能一如既往地巩固和延续政治权力。
三、为什么印度有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可悲的是，印度并未发展出一条“印度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哪怕社会主义不仅在印度宪法的序言原则中，而且在国大党、印人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的章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印度的政治和知识阶层长久以来都在回避坚持社会主义，但又未能找到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的替代品。因此，印度的发展缺乏一个鼓舞人心的战略目标和一条明确的道路。
此外，正如我们近年来看到的那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拥趸试图打破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人民福祉在印度从来不是根本目标，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印度政治体系混乱、中断、分裂所产出的副产品。长期以来，印度老百姓都忽视了进行根本性和大胆的政治治理改革的必要性，却同时希望保持民主制度完好无损，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印度虽然有巨大的潜力，但表现却令人失望。
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对印度政界和印度人民来说是有益且必要的。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中国未来一定会根据自己人民的民主愿望而改变。也不是因为印度应该或者可以照搬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印两个伟大亚洲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现实大相径庭。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失败，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的优势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吸收某种经验，实现类似的“愚公移山”和“女娲补天”式的奇迹。
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学习和采纳印度民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的优点。中国应该抑制极端民族主义，这和印度一样，可能会在本土制造分裂因素，也会在邻国造成严重的恐慌。中印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双方都拥有深厚的文明智慧。因此，通过相互学习和合作，中印双方都可以实现发展，努力履行共同的责任——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亚研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