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100年前，遭遇列强入侵的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国运跌落到三千年未有之低谷。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三个根本性问题：
1. 中国应当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建国？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国的志士仁人的共识，但对如何救亡则众说纷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唯有动员劳工大众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才能救亡图存，才能完成现代建国。二十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建国。
2. 中国应当如何完成制度建构？中国应当走向何方？1949年建国后，中国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事关中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确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3. 中国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以实现民族复兴？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姿态走出了一条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现代化之路。经过四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展望未来，中国离民族复兴的梦想已经如此之接近。
现在的枝，花开在未来，而根在过去。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重心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但百年历史却有一以贯之的初心和理想，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也有着相互连接的历史逻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前建党时的初心，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一、以社会革命完成现代建国
中国近代史通常被认为始于1840年，因为从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从宏观历史的发展看，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牺牲，最终在1949年完成了现代建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碑文和浮雕的形式，铭刻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英勇历史。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时候起，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把古老的中国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强国，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思考的首要问题。
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到追求“船坚炮利”和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从提倡政治改良的戊戌变法到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所有的这些努力和奋斗尽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都没有解决救亡图存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问题。
从1840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这个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仍然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历史严峻地拷问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无法救国，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为什么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也不能建立起现代国家？如果所有这些努力过的方式都无法解救中国于危亡之中，那么中国的救亡之路究竟在何方？中国如何才能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条新的救亡之路和现代建国之路，这就是社会革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当中国在19世纪后半叶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时，正是处于清王朝的衰败期，整个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力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无论是追求船坚炮利和机器生产的自强运动，还是改良革新的戊戌变法，都无法给腐朽的清王朝注入新的生命力，都无法挽救清王朝的衰败与灭亡。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国家政权从爱新觉罗家族手中转移到新的军阀和权贵手中，中央王朝的权力被地方军阀、权贵所分割，占人口90%以上的社会大众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各种救亡运动都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关系的买办性、依附性和官僚性，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因素。腐朽落后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无论是官僚集团的自强运动还是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国也因此无法跨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日就提出，中国唯有动员社会劳苦大众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变革土地制度，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推翻腐朽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才有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样一来，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历史地落在工农大众的肩上。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时，全国大约有50位共产党员，有13位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人数非常之少，基本上都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6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内拍摄的“伟大的开端”主题雕塑。图片来源：新华网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的中国，文盲率高达90%以上。普通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既不懂得革命解放的基本道理，也不理解民族、阶级和国家等现代概念，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更是茫然不知。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尽管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但要发动社会大众推翻上层腐朽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非常艰难。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用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向劳工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最基本的革命原理，教育民众，动员民众，发展中共党员，让工农大众成为觉醒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是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来打碎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而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者对广大劳工大众进行启蒙和动员。
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叶，有学者提出过“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意思是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而启蒙运动应当普及的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则被挤到一旁而被忽略了。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曾经一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实，“救亡压倒了启蒙”说法有相当大的问题。这种说法简单地把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作为所有启蒙的普遍范式，并凭借这种普遍范式来审视中国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普及。实际上二者相差甚远。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在贵族和上流社会的沙龙中活动，对法国当时的第三等级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农大众的教育与动员，则是在城市的工厂、码头和农村的田间地头展开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直接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劳工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社会运动。
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绝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相反，恰恰是启蒙唤醒了沉睡的劳工大众，工农大众被动员成为了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诚如毛泽东所写：“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宣传启蒙，正是动员广大工农大众，才使得中国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与启蒙之间的强大逻辑。
认为中国近代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在28年的武装斗争中没有弘扬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所以只有救亡运动，没有启蒙运动。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革命一直把独立自由、平等民主作为社会革命中根本的价值诉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社会革命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何为新中国？毛泽东在1945年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中国革命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这是对未来新中国的准确界定，而非夺取政权的权宜之计。一直到今天，自由、民主、富强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之说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所有这些努力和斗争都没有解决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更谈不上建立现代国家。一直到到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革命被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唯有通过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军的社会革命才能完成救亡的历史任务，而社会革命则需要中国共产党向广大劳工大众传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从而唤起劳工大众进行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通过28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在1949年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1840年以来的救亡运动终于结成了正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近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中国终于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二、现代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发展方向
在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仍然面临着不同的选择：究竟是选择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是固守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分歧。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坚持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最终在党内成为了主流。所以从1953年开始，中共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1956年下半年，中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首先是因为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923年7月，中共在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历次党代会上都得到重申。所以，当1949年中共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最低纲领后，自然会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要防止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试图缓解这个社会矛盾，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决定了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的现象无法根除。如果中国不搞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那么中国就难免会重蹈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覆辙，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用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根本性弊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直到今天，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众所周知，封建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逐渐退出国家政治层面，郡县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主干。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就是讲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从秦汉到晚清，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的基层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就是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主要靠宗法制度在维系，是一种非国家政治层面的封建化。在每个朝代的晚期，各个地方都会出现豪门大族，并且开始对中央政权构成挑战。这种宗法势力周期性坐大现象一直持续到到民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村的宗法势力进行过严厉批判。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推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瓦解了封建贵族的血缘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因此而得以实行。但是，土地私有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土地私有化导致的土地自由买卖固然可以瓦解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但土地的自由买卖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和新的豪门大族再度复活。所以，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家国同构的强大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自发的封建化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
中国社会到了清王朝晚期，基层社会的自发封建化现象已经非常严重。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依靠的湘军与淮军，已经有着明显的封建化色彩；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混战正是各派系军队封建化的集中表现。所以中国史学界把近代中国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封建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并非对封建一词的误用，而是对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写照。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资料图）
所以，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基层社会自发封建化的这个顽疾，必须要废除土地私有制。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着深远的考虑。中国的大一统需要一个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就是土地公有制。只有土地公有制才能彻底杜绝基层社会的自发封建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开始推行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个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现实需要。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可谓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认识，放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里暂不赘述。
要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完成现代建国后，并没有停留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在1953年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发展。这当中既有信仰和理论的原因，更有现实的考量；既有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现实考虑，也有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与现代化进程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让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德国学者余凯斯（Klaus Mühlhahn）在《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国到新时代》一书中试图证明，现代化是从中国清王朝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主题。这是一个德国人以外国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其观点在总体上说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事实。
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来看，它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建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国家的现代化来实现。因此，中国追求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了现代建国。从1949年建国后，中国开始进行制度建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幸福，让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对初心的坚持，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过程中的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大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走了一条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在1949年后虽然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状态，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面临着世界两大军事超级强国的军事压力，苏联屯兵百万于中国边界和苏美两国的核威胁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两把利剑。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的内战在八十年代前并未真正结束。台湾地区在大陆的空中军事侦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海两岸的相互炮击也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两个首要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则不得不建立在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国防体系基础之上。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把国防工业的建立作为首先目标，而为了加速进行国防工业的建设，又不得不把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首要任务。
与此相关联，中国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必须把高积累、低消费的非常规方式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今天看来，这种战时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辈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上个世纪中叶具有战时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且为八十年代后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但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在1954年提出了现代化的目标，可中国的经济起飞还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当中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们通常把1956年看成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起点，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但是，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上急于求成，逐渐忽略了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
由于对公有化程度的追求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纠正了超越生产力现实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错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81年9月，邓小平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进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始于上个世纪中叶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谈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个方面。毛泽东后来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回顾道，中国“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与发达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早表述。
但是，总体说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一直没有形成自觉的认识和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才进入自觉阶段，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这个自觉认识形成的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从2010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以市场汇率（MER）来计算，2020年，美国GDP总量约为20.93万亿，而中国为14.73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中国2020年的GDP总量为295523.9亿美元，而美国则为218463.3亿美元，中国反超美国7万多亿美元。今天，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有着内在发展逻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工作重心和任务，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一直贯穿在百年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现代建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保证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使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这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前后承接的逻辑链条。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三部曲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融。中国共产党在救亡与建立现代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已经确立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目标；在上个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就已经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及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的深化，也是前两个历史阶段的逻辑发展。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回溯过去，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理论总结，未来的道路更是需要历史的启示和理论的指引。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