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连新加坡都嘲台湾，“500人命不如1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迄今，中国各地累计确诊人数逾万者有三处：湖北、台湾、香港。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数，也是以这三地最多。

湖北作为疫情首处大规模爆发地，牺牲最大不难理解。但因为投入有效的管控和充分的治疗，几乎将疫情锁在湖北境内，从而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相对轻微。这既保证了各省能有余力支援湖北抗疫，也保证了大陆全境能尽早解封、恢复生产。

但处于大陆边缘、远离湖北的台湾和香港，抗疫成绩却是全国倒数。

只不过，资本主义的香港因有内地医疗资源、特别是有内地疫苗的支撑，疫情已见停损。这从在台香港人纷纷离台回港，可见一斑。相反地，以“民主选举优越性”为政治号召的台湾，累积一年半来的防疫神话转瞬崩盘，成为外媒群嘲的防疫笑话，则令人称奇。

超前布署的落后成绩

就累计染疫死亡人数来看，大陆境内除湖北之外，死亡人数达两位数以上者，只有河南与黑龙江；而台湾的染疫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人，是豫、黑两省死亡人数总和的18倍，且倍数仍有加大的趋势。

台湾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变动情况（图/台湾《联合新闻网》）

台湾每日新增死亡病例统计数据（图/台湾《联合新闻网》）

海南与台湾同属大陆边缘岛屿，也都远离武汉，后者是前者人口的2.5倍左右。但直至6月26日，海南的累计确诊人数为188人，累计死亡人数6人；而台湾的累计确诊人数是14545人，与海南相差77倍，累计死亡人数是623人，相差104倍。

上海作为大陆的金融中心，2020年的常住人口有2487万，比台湾多出130万。但直至6月26日，上海的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人数分别为2199和7，其确诊数是台湾的1/7，死亡数是台湾的1/89。

广州市自5月下旬爆发Delta变种病毒的疫情，比台湾这波疫情稍晚开始，而且来势汹汹，在10天内病毒就传了五六代。但由于疫苗接种的普及，以及对全市1867万人实施的核酸检测，有效阻击了疫情扩张。总计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清零解封，仅有1人染疫身亡。

无论怎么比，从疫情数据来看，台湾的严重程度远超过湖北以外的各省市，其染疫死亡人数比湖北以外各省市的总和还多。而且，台湾的数据是在没有全面普筛也没有足够疫苗下的疫情反映，因此还遥遥不见尽头。

“民选政府”没有民主究责

不同于大陆抗疫未达标的政府官员会下台，“民主台湾”的疫情祸害至今，却无任何官员需要负起政治责任。

台湾当局至今无法对疫情停损，且在未经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径自以“取之于民”的纾困金来自救，或以超标的税收预算去外购疫苗、生产未得国际认可的疫苗来自保。如今弊端丑闻与疫情数据同步攀升，且没有相应有效的民主究责可言。

与此相比，大陆已经成功研制WHO认可的两款疫苗，除了免费供应包括香港在内的十几亿人民接种之外，还能援外超过4亿剂疫苗。世界各国已共收到大陆提供的2900亿个口罩、35亿件防护服和45亿份检测试剂。同时，为海外中国公民优先接种疫苗的“春苗行动”，也陆续在150多个国家展开，包括海外持有台胞证的台湾人在内，共逾百万人享受这种服务。

5月20日，医务人员在泰国曼谷邦叻区疫苗接种中心为中国公民接种疫苗。（资料图/新华网）

两相比较，大陆民众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下的政府，肯定无法在一年半内取得如此抗疫成果；而台湾民众无法享受足够的医疗救治、无法满足安心的疫苗接种，甚至需要演艺人员、企业家和出家人来捐助呼告救命的苍生，则被舆论指向一个失信失能的民选政府所致。

对于台湾人来说，这场疫情如果不是政府因素，而是依照市场供需规律和效能来作为，则大陆疫苗或陆企代理的外国疫苗无疑是最实惠的解方。可如今哀鸿遍野的疫情，说明台湾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已走向日暮途穷。

说日暮途穷，还不单指台湾的执政当局，而是走到日暮途穷的相应机制、人心和价值观。

拒绝大陆疫苗

正如小论《台湾没有疫苗，但有精神胜利法》所述，被外媒《金融时报》指陈台湾防疫不力的主因，是台湾的官僚文化与相应的人心。除少数小党、个人和自媒体之外，台湾官方或民意机构无人愿直面大陆疫苗，仿佛地表上不存在世卫组织认证的、境内接种占比已占全球份额40%的大陆疫苗。

一个多月来，台湾民众每天见闻不见尽头的蓝绿白新冠攻防战。好像这场疫情已不是自己切身的事，而是政党政治各色明星们的舞台，台湾民众只能在自己选出的政治人设中接受“同岛一命”的精神防疫。

其实足量、有效、合格的疫苗，就近在厦门或上海；而中西结合辩证论治的医药处方，也可取自一年半来的武汉经验。但大陆医药和疫苗，完全被排除在台湾的主流舆论场之外。明眼人看出，引进大陆医药和疫苗将崩解台湾多年来建构的反共人设，直接打击当局的政治基础──反共威权。

加缪的《鼠疫》有言：“真正的不幸，不是绝望本身，而是习惯于绝望。”

由于长年的反共威权与冷战意识形态精神禁锢，一般台湾人习惯于缺漏大陆原乡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习惯于没有中国主权的政治边界，习惯于后殖民情境中的文明等级论。无视无知无感于这种精神禁锢的不幸，已成为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既是蓝绿官僚共构的反共威权所致，又在反共威权下的民主选举内卷化。也就是说，台湾既没有中国政治传统的素质，又受限于美国冷战民主的思维，在无力去殖民困境中的台湾人，只能反覆从不幸的习惯中企求“小确幸”，从而巩固了那种不幸。

资本驱动的民选威权体制

反共威权体制的背后，是买办型资本以及独占型资本。

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兴起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资本家通过这种新自由主义机制控制政治，使得选举花费一届比一届高昂，而不是相反。于是，人民选举所组成的政府，只为资本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竟因此成为资本的奴隶，这已是“民主”的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政党政治只是资本的使者不同，但资本作为上帝，以及人民作为奴隶和信徒，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美国两党轮替执政多年，未曾改变美国政治为资本服务的传统，因而也未曾改变人民是资本奴隶的地位，这从美国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最能看得出来。

研究现代暴政与大屠杀的耶鲁大学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在私人保险公司、私营医院集团和其他利益团体的控制下，商品化的美国医疗体系就像是非法的乐透。整个国家政策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共荣。[1]美国总统既然是资本的使者，自然不会以民本和王道为己任，他的言语就像股价波动的线条。

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台湾当局也构建了同样的“民主”生态。台湾媒体发现，凡在高端疫苗公司股价下跌时，蔡英文必然会出面喊话，而高端股价一年来已翻涨10倍，就是其中例子。

高端疫苗股价走势（图/Yahoo奇摩股市）

2021年的台湾，几乎复制了史奈德形容美国去年疫情时的生态：压迫别人的人总是在抵制真相，暴君会在面临自己引发的灾难时，编织耸动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并怪罪于他人。[2]

史奈德表示，拒绝全民筛检的特朗普已走向威权主义，而威权政府的特点就是隐瞒疫情和漠视人命。[3]这番话提醒人们，拒绝普筛就是威权政府隐瞒疫情和漠视人命的表现。从而让人理解，在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演出后，美国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至今已超过60万；台湾则在爆发疫情一个多月后，超过600人染疫死亡。

即便如此，威权政治中的巨额资金还不如民间募捐那样照顾医护和病人；相反地，威权主义的领导只根据地方首长与自己的亲疏来分配医疗资源，以彰显他/她有权力决定人民的生死。而这样的威权政府，却是来自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结果。

疫情政治下的人权

如果在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有这种政府，依照美国疫情的比例，或将造成百万人级别的死亡。但由于中国政府对确诊者尽收尽治的作为，才将死亡总数截止在5000多人。况且，大陆至今新冠疫苗接种已突破11亿剂次，实现了维护生命的目标。

若以平均每日2000万人接种的效能来计算，只需要一天，便能让全台湾85%的人完成疫苗接种，而不必上演机场逃难潮、特权疫苗或抢打疫苗残剂的段子。

但现实是，台湾人要依照当局分配三六九等的类别，奉命等待那不知何日到位的合格或不合格疫苗。“同岛一命”的人权，实已成为扛不起的大纛。新加坡《新明日报》的头版，摆上“500人命不如1狗”的大字，图文并茂地嘲弄这岛屿上的人权价值。

资料图来源：社交媒体

不幸的是，习惯于价值错乱的人们，只能亲手将自己的人权信托给“民选独裁”的政府。选票是多数人的，钞票是少数人的。多数民选，少数独裁，悖论地结合在一座岛屿上，形成扭曲的政治格局。

为资本服务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利用历史遗留的反共威权宰制台湾人的言行与三观，使台湾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文明最进步、而中国大陆处在最落后最专制的异次元世界，从而效忠为资本服务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后者因而能囊括两岸交流的红利，使其为独占型与买办型的资本逻辑服务，同时又能避免台湾人的精神世界溢出他们的政治边防。

这就是去年初绿营以兴奋的“亡国感”胜出的缘故。

内卷民主的免责效应

在相同的官僚体系和选举体制下，参选政党的政治边防相同；而最廉价又有效的竞选方式，就是向选民恐吓对手的政治边防不同。于是，蓝营越逆向“亡国感”挣扎，就等于越顺从绿营的操作，结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来，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来临，顺从政党政治的政客丝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拥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这种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态，说明了台湾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图利性、浅碟性和残酷性。选民的政治认识和格局有限，加上竞选且能胜选的政党更有限，使得任何执政党不愿也不能进图长远。长远的政治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但因为自己不是对手，便利用当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为中共的对手，以从中牟利。

所以，台湾当局惯用的套路就是“两岸问题国际化”；而外力干涉中国疆藏港问题时，台湾当局则乐于率众助威，这是台湾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台湾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内卷化的民选体制和政党政治本身，成为台湾当局施政免责的机制。无论4年或8年，都属短期饭票。这就导致执政当局在有限的周期内，必然先满足自身党派和少数人的利益，而不去顾及大多数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长远的、整体的、民众的发展，横竖捞完了就换人去顶。

因此，台湾年年编列巨大的预算花销，除了购买军火和“邦谊”来巩固精神堡垒之外，实际的基础建设和人均薪资却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执政党可以任意设定无关民生的政治议题，并包装为民主民治的政绩，结果是乱花的钱多，可用的人少，在这次疫情又一次吐实。至于债留子孙祸延后代的问题，自有下一个执政党来面对。

所以，选民在同样的政治格局内，每次选举都是对现任执政党的否定，新任执政党也是依靠否定前任执政党而胜出。无论选举人、候选人或政党，全都周期地、机械地否定眼前的对象，而不必面对自身作为否定的对象。这种否定的免责机制，保固了没有选择的选举，保固了真正该被否定的对象，反共威权得以成为民选时代的政治遗产。

集体领导的历史任务

但政治难得的是肯定与承担，否定与免责不过是收割韭菜的廉价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藐视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对媒体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他日后决定在新加坡推行华语的重要因素。而那场战争，也决定了台海两岸不同的政治实验，至今70余年。

70多年前，在中国领土上的大多数人民选择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这包括受邀赴天安门观礼的田富达、李伟光、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和林铿生，以及由日本返国的前台湾民众党干部谢南光等台湾人。70多年来，为了回应人民的选择，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承担起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责任，承担起惯于否定的台湾社会所不愿也无力承担起的这项历史任务。

不同于“民选独裁”或“威权政府”，中共选择了集体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有别于分权制衡和政党轮替。这种选择既有一个历史过程，又要经过历史的考验，在人多势众、地大物博的具体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健全集体领导制。

南橘北枳，只有从事实和结果，才能评断一个制度的成绩。现在的中共并不向外推销集体领导的价值或意识形态，而是专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但正是集体领导下连续的“五年计划”，才能步步经营，建构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单以医药卫生体系为例，大陆在中西医药方面采行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的方针。由中央集体研议和决策，统一调度人力物力财力，完全不受国内外厂商资本家或政治势力的影响。就在去年，当武汉江夏方舱医院的中医药见效后，通过集体领导的机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结合的治疗，没有任何偏见或私利可以影响这种治理决策。

事后证明，各医院确诊病患转为重症的比率大幅降低。几千年的医药传统，通过一个百岁政党的集体领导，而继续焕发济世救人的智慧。

几个月后，台湾“立法部门”负责人在一场中医药的学术论坛上致词，说“中医”、“中药”宜改称“台医”、“台药”。今年，台湾本土疫情爆发，确诊重症与死亡数目攀升，“台医”、“台药”依然无声无息。

沉默之声，应该就是这岛屿对百年中共最真实的回响吧。

参考文献：

[1]史奈德，《重病的美国》(Our Malady)初版，译者：廖珮杏，新北市：联经，2020年12月，第48-51页。

[2]同注1，第164页。

[3]同注1，第18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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