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机构夺权，孙杨遭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6月22日，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纠结了近两三年的孙杨案做出了最终裁定，悬了几年的靴子终于落地。本文想就孙杨案本身的相关问题做一点陈述。
先厘清三个基本概念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三个基本概念必须先厘清，不厘清这三个概念，对孙杨案的讨论就无法有效进行。
1.孙杨案之所以叫孙杨案，是因为孙杨是中国运动员，他在国内舆论场中较受关注，因此大家以他的名字作为此次案件的称呼。
然而事实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在2019年起诉的对象，除了孙杨还包括国际泳联，因为国际泳联裁定孙杨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当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此表示“愤怒”，并把国际泳联一起告上法庭。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实际上国际泳联才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主要对象，孙杨在整个事件中其实是一个次要角色。
2.孙杨有没有吃药、是否砸坏了取样用品、会不会为人处世、有没有当“妈宝男”，这些在国内受到极度关注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整个案件的重点，仲裁法庭从来就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对这些事情的极度关注，是国内舆论场的特殊现象，不是仲裁法庭的关注焦点。
仲裁法庭关注的焦点，是此次取样检验活动是否合规，因为如果此次药检活动最终被裁定不合规，那么取样本身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对于一次违规取样，孙杨别说是把取样用品砸了，他就算是把取样用品摔在取样人员身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充其量只能说他脾气暴躁而已。
3.国际泳坛是一个大酱缸，这里面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干净体育，药检与反药检、禁药名单的扩大化与反扩大化、对禁药规则的利用与反利用、新型药品的开发与检测手段的进步、在药检过程中的做手脚与反做手脚，这些事情相互间的博弈与争斗横贯了整部国际游泳体育史。
西方国家在游泳领域的巨大优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发达的制药产业而非高明的竞技水平带来的。你所耳熟能详的多位游泳健将，例如整天被吹嘘身材比例完美无缺的菲尔普斯，以及因孙杨案而和孙杨在领奖台上发生争执的霍顿，他们都吃药——菲尔普斯吸毒就是为了缓和长期吃药导致的身体负担。
美国运动员大面积的哮喘病患率，也是为了通过伪造哮喘病史从而合法使用气管扩张类药物，以达到与服用气管扩张类兴奋剂相同效果的目的。毕竟一个国家的体育代表队里几百人都是哮喘病，这未免有些可笑。难道美国是专门从哮喘病人中挑选运动员的吗？
谎报病情并获得药物豁免，以此合法吃药，是世界泳坛乃至体坛的常见操作，不足为奇。
这三个基本概念厘清后，对孙杨案的讨论就可以展开了。
孙杨案核心问题
如上文所言，这次案件的焦点，是2018年9月3日晚由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简称IDTM）所实施的那次药检究竟是否合规：如果合规，孙杨行为属于抗检，应该受罚；如果不合规，则药检行为本身无效，孙杨抗检有理。
而此次药检是否合规，争论的焦点在于当时IDTM公司药检人员所持证件是否合规：如果所持证件合规，则药检合规；如果所持证件不合规，则药检不合规。
而所持证件是否合规，争论的焦点又在于药检人员是必须持有包含药检人员身份信息、药检工作内容、药检工作编号在内的专用证件，还是只需要持有不含以上信息的通用证件即可。
由于当晚药检人员只持有通用证件，没有专用证件，因此，如果裁决认定持有专用证件或通用证件都视作有效，则药检合规；如果裁决认定必须持有专用证件，则药检不合规。
这个三层递进式的逻辑链，导致了是否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成为了此次案情的焦点。
这才是争论的核心，而不是是否为“妈宝男”之类无关紧要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抗检事件发生当晚，IDTM公司的检测人员所持有的不含具体信息的通用证件是由国际泳联出具的，而国际泳联已在2018年9月19日举行的听证会中一致认定不能仅凭通用证件，而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才算合规。因此裁定此次药检不合规，孙杨抗检合理，认定孙杨并无过错，而在2019年1月3日国际泳联举行的正式裁决中，也判定此次药检不合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表示“愤怒”，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把孙杨和国际泳联一起告上法庭，坚持认为不论工作人员持有专用证件还是通用证件，药检都合规。
这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事情。
图截自社交平台
那么究竟是必须持有专用证件才合规，还是持有专用证件和通用证件都合规呢？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是后者，认为不论检测人员持有哪种证件，都算合规。之所以做出这种裁决，根据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法庭上的证词，他们声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并不认为专用证件和通用证件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相同的。
然而，这一证词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恰恰来自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自己做出的规定。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自己出具的通用证件中，明确要求运动员在接受药检时，必须核实检测人员持有的专用证件，且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印发的《兴奋剂检测人员培训手册》规定，此类专用证件必须包含药检人员身份信息、药检工作内容、药检工作编号等相关信息，而抗检事件本身发生时，当时药检人员所持证件并不包含以上内容。此其一。
其二，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09年和2012年发布的旧版《检测调查国际标准》中，明确表明检测人员携带的专用证件上必须写明其身份信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版《检测调查国际标准》中没有免除这一要求，依然要求检测人员提供的授权文件，要么是一份通用证件加上一份专用证件，要么是一份必须同时涵盖通用和专用两层证明关系的单一授权书（比如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反兴奋剂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再由国际泳联提供的专用授权书），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要求证件上包含检测人员的个人信息。
而抗检事件本身发生时，当时药检人员所持证件并不包含以上内容。
以上两点基本事实证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仅知道通用证件与专用证件的区别，而且还把这一区别写入了自己的内部工作规定之中，其工作人员在法庭上所谓的“不了解两种证件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是一回事”的证言，说好听点是站不住脚，说难听点是做伪证。
孙杨方和国际泳联方的律师在提交了这些证据之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居然匪夷所思地隐匿了这两项对孙杨和国际泳联极为有利的证据，而单方面采信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工作人员那完全站不住脚的证词，做出了持有专用证件或通用证件都视作有效，因此此次检测合规的判断，并进而做出了孙杨禁赛的处罚。
这才是具体司法过程，证件合规性才是事情的重点，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孙杨的人品怎么样一类的话题。国内关于孙杨是不是人品不好的争论，在我看来是极其幼稚可笑的，请问人品什么时候和法律事务挂钩了？
后来孙杨方也恰恰是以此为依据，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此次判决结果，重审，并凭此获得瑞士联邦法院的支持，这才有了这次的二审。
那么二审为什么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原有判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又为什么在明知道两种证件之间区别的同时依然要不依不饶地置孙杨于死地呢？
这就得说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个组织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了。
起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侦探小说里有一句话，利高者疑。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由人组成，是人就要吃饭，而吃饭需要钱，一个机构的工作也需要钱来推行，人不可能用爱发电。那么钱从哪儿来呢？
一个冷知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由两半组成，一半来自于政府赞助，另一半来自于社会赞助；而所谓社会赞助，主要来自于制药企业或制药企业控股的基金。
世界各国政府于2000年11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反兴奋剂运动政府间协商小组论坛上, 同意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预算资金的50%，到2003年有193个国家政府签署了《哥本哈根宣言》, 明确承认了宣言中各地区出资金额所占百分比。
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来源，一半由非洲 (0.5%) 、美洲 (29%) 、亚洲 (20.46%) 、欧洲 (47.5%) 和大洋洲 (2.54%) 组成，且单美国就占据了美洲出资金额的1/3，其余资金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自筹，而各大药厂立即出动，争相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资金。
这种资金来源上的复杂性，导致了该机构的独立性极为可疑。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网自我介绍
例如2006年，西班牙爆发出大规模的兴奋剂滥用丑闻, 这事在体育界极为有名，史称“港口行动”。当地警方发现，有着“恐怖医生”绰号的西班牙医生福恩特斯是一个庞大的兴奋剂网络的主导人, 他的势力布及多个体育项目，为了防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西班牙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将调查范围扩大化而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西班牙警方破坏了案件的关键证据, 使得这一事件最终被压缩在自行车运动项目范围内。
类似的还有从2016年9月13日到10月3日, 国际著名黑客组织“奇幻熊”侵入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库, 并陆续曝光了6批美英等国家运动员取得TUE（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治疗性用药豁免）的名单和相关信息。
在其曝光的名单中, 2015年申请药物豁免的美国运动员人数多达653人, 共有402人成功申请, 获批率超过了61%，其中还包括网坛名将威廉姆斯姐妹、里约奥运4金得主西蒙·拜尔斯等知名运动员。而同年的俄罗斯运动员仅有54人申请, 获批运动员不到20人, 获批率不足37%。
英国发现绷不住了，也承认有53名运动员在取得了药物豁免后合法地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注意力缺陷障碍（多动症）和哮喘是运动员申请药物豁免时出现最多的两种病症, 而根据“奇幻熊”曝光的资料显示, 北欧的滑雪队以及美国游泳队中充斥着“哮喘病人”——说是哮喘队都不为过,。原本需要心肺功能极佳的滑雪和游泳运动, 居然充斥着如此多的“哮喘病人”, 并且还在奥运会中组成国家代表队参赛, 这是一件极为可笑的事情。
面对质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事避而不谈，转而指责奇幻熊的黑客行为涉嫌违法，对于外界质疑其独立性的指责沉默以对。
与对待西方国家的兴奋剂丑闻时的宽容温和不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对与西方国家有严重地缘冲突的国家时，则重拳出击。
2016年7月和12月, 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委托进行调查的加拿大籍教授理查德·麦克拉伦先后2次公开其对俄罗斯兴奋剂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麦克拉伦在其报告中不仅披露了俄罗斯存在“有组织的集体服用兴奋剂”的情况, 还指出其使用“阳性结果消失方法”来操纵药检结果。而在俄罗斯收获大量金牌的索契冬奥会上, 他们开始广泛使用“尿样交换方法”, 确保被检测的实际尿样是没有问题的干净尿样。
这份报告使得俄罗斯陷入巨大的兴奋剂丑闻当中，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独立报告后, 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和20个体育组织便协调一致迅速行动，它们采用联合上书的方式, 集体呼吁奥委会对俄罗斯代表团进行制裁, 取消其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其动作整齐划一。
这导致俄罗斯遭受了里约奥运会禁赛的严厉处罚，而在随后召开的平昌冬奥会上俄罗斯依然无法以国家代表团的身份参赛。
《纽约时报》2020年12月17日报道截图
所以请不要说什么“体育与政治无关”；说“体育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以此来看孙杨案，如果孙杨不是中国游泳名将，如果国籍换成美国，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否还会如此紧咬不放？相信大家心里已有答案。
这是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则更为搞笑。
如上文所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一半来源于政府资助，一半来源于社会资助，而这些社会资助中，药厂占了大头。
有资助，就有需求。
需求是什么呢？肯定不是需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替它挣钱，而是要它在药厂们挣钱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肯定不会明目张胆地允许药厂卖药，那样太难看，而是通过文件工作和官僚流程为药厂卖药争取时间。
药厂开发出一种新药，向运动员们销售，而这种新药不在此时的禁药名单中，因此可以合法使用，使用后运动员们斩金夺银，然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出面进行调查；经过漫长的调查流程，出具复杂的调查报告，再走一段冗长的文书工作；药厂往往也会借口这样那样的原因（例如商业机密）故意拖延调查，药物管理和监测机构也会刚好很繁忙，拖拖拉拉给出结果；最后等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给出调查结果，宣布这种药列入违禁品名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多重大赛事已经结束，药厂也开发出了新的药物，一切照旧。
整个过程完全合规合法，滴水不漏，你找不出任何瑕疵。你总不能指责它工作效率太慢吧，它也可以说我这是谨慎小心，防止错怪好人。
检测出来是兴奋剂，检测不出来是高科技。
为了加强这种“合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甚至与诸多跨国药厂达成了信息共享机制，例如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声名大噪的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和美国药厂辉瑞，就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与其签订了信息共享协议。
这就是世界体育运动反兴奋剂事业血淋淋的现状：金牌由汗水和气管扩张药物共同铸就，而且你很难说两者的成色何者更重。这也是为什么穷国运动员不论再怎么努力训练、改善营养，也很难战胜那些发达国家的“多动症患者”和“哮喘病人”的原因。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体育，最初是作为战争的替代品而出现的，因此它同样遵循了战争的基本准则——落后就会挨打。
区别在于，体育运动中，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精致的制度设计和话术，让落后国家产生了自己在与发达国家公平竞争的错觉，失败了是自己技不如人，而非器不如人。
甚至有说法，孙杨之所以会被如此针对，是因为他吃了中国的国产药，成绩极为突出，这导致中国的药抢了西方国家老牌药厂的生意。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孙杨必须被扳倒，熙熙攘攘，利来利往。
而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之所以支持了明显站不住脚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证据，这次把判罚减少到4年3个月，原因也很简单。
这次争端，孙杨本人只是个次要角色，真正的对手是国际泳联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两个组织之所以在检测合规性问题上大打出手，本质上是为了争抢药检合规性的仲裁权，因为谁的解释在这次涉及一位现象级的游泳健将，且在一审中享有二十多年来首次享有公开听证待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仲裁案件中占据上风，谁就事实上掌握了药检合规性的仲裁权，并进而掌握了药检结果的判定权。
2019年11月15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案的公开听证会，摄影摄像记者在听证会场外拍摄孙杨的陈述。（图/新华网）
这在体育界，是生杀予夺式的巨大权力，焉得不争？
孙杨案只是成为了双方争权冲突的爆发点而已，这本质上是个“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的问题，就像日俄战争爆发在中国东北。
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之所以选择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是对游泳界的怪现状一清二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和稀泥各退一步式的判决，打消了国际泳联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争夺药检合规性仲裁权的念头，把这份巨大权力留在了自己手里，仅此而已。
五四运动都过去了一百多年了，不会还有人真的认为万国公法中存在着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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