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海外看中共，常常有两个疑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早已成为世界现象：全球无数机构、专家都在研究共产党何以创造此等奇迹，从宏观的中国成功崛起到微观具体的领导人群像，包括探讨中共创造人类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记录。以我在海外二十多年的经历，有两个问题往往是西方最为关注的：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脱颖而出？为什么不少国家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党都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却能一枝独秀，持续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脱颖而出？
确实，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从时间上来讲，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产生影响也比较晚。当时西式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美国共和模式的中华民国。
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知识精英转向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巴黎和会之后。然而，历史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西方民主在内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革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资料图）
何以同是来自西方的众多理论思潮，却只有马克思主义笑到最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但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小农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相当薄弱，并不具备这种条件。
现在学界普遍的解读是，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答案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其中有两大部分非常重要。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令有着自己长久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接受如此现代、新颖和西化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而在西方，比如美国，直到1925年田纳西州还要求公立学校“禁止任何否定圣经创世说而代之以人类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甚至直到2015年美国阿拉巴马州颁布新的科学教育标准，规定公立学校必须教授学生进化论和气候变化。此前阿拉巴马州的所有科学教科书上都有一条“免责声明”，表示进化论是一个“具有争议的理论”。阿拉巴马州并不是最落后的，同一时期密苏里州引进了一条法案，它使得学生可以不再学习进化论。而英国，直到2014年才禁止国立学校教授神创论。
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四个原因：
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的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理想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属于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描述。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就是今天，中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
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在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标志他哲学基本特征的两行字：“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突出强调了其实践色彩。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就重视实践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举党史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共产党上海早期发起人、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1920年4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完全陶醉于这本书中，以致于把墨汁当作母亲送来的红糖吃了，还一再说真甜，这就是真理的魅力。
所以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就走向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并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同志也在1927年8月7日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将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产阶层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而印度由于没有经历这场革命，到现在仍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时刻，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
至于第二个疑问，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一枝独秀，持续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曾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70位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原因则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曾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是全世界都想知道原因，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都信仰共产主义，何以只有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
以我个人的理解，简单讲就是中国不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而是从国情出发，从本民族文化出发，因地制宜，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悠久而又灿烂文明的继承者、发扬者，有三个传统的继承对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非常有价值。
一是民本主义。
中国文明在诞生初期就产生了民本思想，后来的儒家文化强调政府的“民本”伦理责任，民为贵，君为轻。唐太宗就强调为政之道，首在存民。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现代表述而已。
西方理解不了中国的民本主义，所以它对中国的分析和判断一再出错。比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二十年前他曾预测中国农民从经济上讲是弱势群体，政治上讲也没有选票，因此他们的利益不会被关注，不会被改善。但没想到的是，中国很快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农合，大规模进行新农村建设。我也经常去农村，现在“五保户”都由政府包下来，有住房，有补助，有旱厕。目前中国农民这个群体是满意度最高的——这是有调查数据的。
中国的表现，成了西方的理论困境，只能被描述为“笑话”。过去西方老是讲，中国政府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根本不会关心民众的利益，不会回应民意。可是后来发现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们又搞出另一套说词：由于中国政府不是选出来的，所以每天他们醒来就害怕被民众推翻，所以他们必须迅速回应民意，满足人民需求。
完全相反的解释，还自我打脸，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不懂中国的民本。
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我们可以这样讲：中国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西方是以程序选举为基础的民主。两种民主经过几十年的竞争，特别是经历新冠疫情后我们发现，中国民本主义民主要远远好于西方以程序为基础的选举民主。
这样的党员先锋岗，在疫情期间很普遍，图自贵州丹寨公安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明确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并把它作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明确提出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土地，分给佃农或无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具有最广大的民意基础，是对民心的明确回应。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从此“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句话被写入了党章。
建国后，这句话又被写入宪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当然，为人民服务不仅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相贯通，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生产力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生产力观点揭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根本任务、基本路线等等，主要是依据这一观点。而群众观点则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主席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因此，坚持“为人民服务”也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必然要求。
二、实用理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简单说，有用、能解决问题是我们思考的主要原则。这一点如果和西方文明对比，就更突出。
比如西方文明早期，会因为争论耶稣是神性、人性还是人神双性而发生战争，学者可以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针眼可以站多少仙女这样和现实毫无关系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也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特点。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实用理性最积极的作用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善于自我纠错，灵活变通应对挑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谓九死一生，历经磨难，堪称苦难辉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革命初期效仿苏联模式搞城市暴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没有正确的方向以及后来的文革等等，但每一次共产党都迅速的自我纠错，迎来新的高峰，可谓置于死地而后生。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两次以苏联为榜样。一是建党初期发动城市暴动，但纷纷失败，牺牲惨重。随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完全修正了苏联的经验。二是建国后效仿苏联建立计划经济。当时学习苏联的还有印度，但1978年中国就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迅速取得全球瞩目的成就。印度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成功的启发下，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从对比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纠错能力，而且非常迅速。
可以说实用理性和发展的过程中屡屡经受生死考验，使得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很强的纠错能力和在挑战下灵活应对的能力。这一次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面。封城、建立方舱医院、健康码、外来输入人员的检测和隔离，这些后来都被世界各国一步步、不同程度的所采纳，也被证明是有效的。
三是贤能政治下的全面人才选拔和流动。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中最早具有现代性的，因为中国是全球文明中第一个打破血缘关系选拔人才的文明。
中国在隋朝正式建立起科举制，但在此之前已经有过长期的探索。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对人才的需要，各国纷纷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历史上有名的百里溪，在楚国当奴隶放牛，被秦国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做了宰相。魏国任命李悝变法，第一条就是废除了贵族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西方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做到这一点，是在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显示了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于1933年3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也就是中央党校前身，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曾任校长。
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今天的中共，全体党员都要根据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考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成绩、群众满意度。组织部门也引入了问卷调查和民意调查等现代形式，所有干部每五年至少进行三个月的培训。目前中国共有3500余所干部学院，其中党校3200多所，还有部门承办的干部学院。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分别建立于井冈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学院。
2016年11月，我参加中联部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参观中央党校座谈时，我正好和一位美国学者坐在一起，当时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总统震撼了美国和世界，我笑着对这位学者说：“如果你们有中国这样的干部培训机制，就不会发生特朗普当选这样的事。”他连声称赞有道理。
中国共产党对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重视，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
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
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1%；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活力，一是民本主义与不忘初心的结合，二是实用理性下的纠错能力，三是贤能政治特色下的人才新鲜血液不断涌入。
对于学者，当然要从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讲明白，但对于广大的民众，他们更多是从实用理性的角度来直观的进行判断。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992年所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党员干部在扶贫第一线。图自中国能源网
我们先看经济指标：
今天的中国GDP全球第二，人均GDP突破１万美元，按说到了这个标准，中国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这也是西方现在对中国强烈不满的地方之一。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也认为这是世贸的一个漏洞：每个国家自主认定自己的发展阶段。
以我个人的体会，人均超过一万美元之后，再增长更多就是数字意义了，差别很难看的出来。比如法国人均GDP4万美元，低于德国近5万美元，更低于瑞士的8.2万美元和卢森堡的11.47万美元。但如果你去了这些国家，从车、房、穿衣、饮食、公共交通等方面，不会发现有什么区别。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仅进口额次于美国），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2020年占全球的比重约在30%，制造业总额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是2010年，占世界的19.8%，美国占19.4%，而美国是1895年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的。
中国制造业强大有什么意义吗？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口罩的生产能力常态是一年一百亿只，但2020年，中国仅出口口罩就超过2200亿！不仅满足了自己需要，还支撑起全球抗击疫情的需要，这就是强大制造能力的意义。法国在疫情发生后也生产口罩，但卖不出去，超市和药房的口罩都是来自中国，还物美价廉。
2020年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国拥有124家（包括香港，不包括台湾），加上台湾则有133家，超过美国121家，居全球第一。全球前五名，中国有三家，即2、3、4名的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
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了七个。包括排名第一的上海，排名第八的山东青岛。
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了四个，其中工商银行全球第一。
全球钢产量是18.64亿吨，中国是10.54亿吨，超过全球一半。
基础设施，以我在全球的经历，中国也是最好的。仅高铁，2020年已经接近4万公里，又是超过全球一半以上。2016年我去美国看选举，从首都华盛顿去经济中心纽约就是乘大巴去的，对于已经N多年都乘高铁出行的我来讲，体验实在是痛苦，从而对美国的“发达”盛名有了更深的体会。
科技指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专利申请第一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当时只比美国多一千件。2020年中国继续保持第一，超过美国一万多件。根据日本的研究，中国论文数量也超过美国，在许多领域的论文引用量也超过美国。比如人工智能论文引用量2020年超过美国。高质量论文指标，中国也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的数量仅以微小的差距排在美国之后，名列世界第2位。中国高质量论文占世界份额的31.4%，美国占32.9%。
军事方面，根据瑞典军事研究所、国际军控和裁军组织的排名，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俄罗斯第三。军舰数量也超过美国，中国一年造的军舰就相当于一个英国海军。
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显而易见。衡量指标很多，这里只举两个，一是人均寿命，目前为77岁，全球排名53位，高于欧洲的匈牙利。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排名125位，平均68.3岁，男性73.64,女性79.43。这个指标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整体反映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包括饮食、医疗、环境、运动水平等。
另一个指标是2019年出国人数超过1.5亿。中国首度超过一亿是2014年，随后年年增长，其中国内旅游人数超过60亿。旅游是在基本生活需求解决之后才会有的现象，因此这个指标也可以用来验证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低。
此外，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堪称人类一大奇迹。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体制优势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充足的验证。我们在面对未知病毒时，以最小的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仅用两个多月就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和生活恢复正常。这不仅是执政能力的问题，也是执政理念的问题。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一个人都不会放弃。反观欧美，它们远离中国，而且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结果却仍然爆发疫情。到现在，整个欧美死亡超过一百七十万，感染超过八千万，一个（六千万人口）法国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就相当于整个（13亿人）非洲。可是河南是湖北邻居，人口超过一亿，也没有缓冲期，但感染者仅有一千多人，成功控制住了疫情。
如果你问普通民众，什么是健康的社会？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能打败病毒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如果你再问什么是合格的政党？回答一定是能够回应民意，能够解决问题的才是。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奇迹，和这片伟大的土壤，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人民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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