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G7还在用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解世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2021年6月11-13日，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在笔者工作的小城附近的海滨度假胜地，被称为英格兰 “天涯海角” 的康沃尔郡召开。月初，当先期抵达英国的4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和3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低空略过埃克塞特小镇上空。这个人口差不多60万、平均年龄将近44岁的小城，这么久以来除了新冠大流行之外，这是它距离全球性大事件最接近的一次体验。

鱼鹰降落小镇机场时，居民们着实兴奋了一下。不少人拿出手机，拍下了鱼鹰倾转旋翼机缓缓下降的画面，并对这架 “充满未来感” 的飞机惊叹不已。

鱼鹰飞机螺旋桨搅动空气有种的独特声响。这架在冷战末年、苏联解体前夕开始着手开发的倾转旋翼机自2007年首次开始在美军中服役起，此后便不断出现在诸如《变形金刚》、《哥斯拉》这样的科幻大片中，承担着代表美军打击外星人或是史前怪兽入侵的任务。除了在荧幕上领导全人类打怪兽之外，鱼鹰在地球上的主要任务还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也门、阿富汗的战场上震慑反美武装。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V-22鱼鹰倾转旋翼机  视频截图

这次七国峰会是鱼鹰作为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座机的首秀。它替代了之前经常出镜的诸如CH-53E“超级种马”与CH-46“海骑士”等几种上世纪便开始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常用机型，似乎像是在盟友们宣布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高调回归。

当然，这辆“充满未来感”的飞机里没有拜登，拜登还是坐着那架波音747改装的 “空军一号”，在一个风平浪静、飘着浓雾的早晨，来到了康沃尔郡的扭基机场。当拜登搀着他夫人的手，扶着舷梯扶手，从飞机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时，细心的人们可以注意到，舷梯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铺着红地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红地毯，还是突入而来的大风，都有可能让这位年迈的总统连摔三跤。

因为，谈到G7，更让我们记忆犹新的还是2018年那个极具戏剧性的画面。在那张富有文艺复兴油画味道的著名照片中，当时还是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叉手坐在画面的右下角桌子后边，傲慢地盯着站在桌子对面颇有些怒意的默克尔。他身边站着当时还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鹰派人物约翰·博尔顿，以及面无表情的安倍晋三等日本官员。就在这一刻，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以美国世界霸权为基础的西方世界联盟，正在美国霸权下分崩离析。

2018年6月9日，加拿大拉马尔拜，G7第二日，默克尔与特朗普对峙的“世界名画” 。视频截图

依靠霸权而形成的“稳定”无法长久。这是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明白的道理。然而，霸权却又是霸权者从自身历史局限出发，认识世界秩序的基石。在他们眼中，霸权无法消失，只能不断转移。因此，在这个逻辑中想象出的世界，便始终处于战争边缘，新旧霸权争权夺利的循环怪圈。即便没有来自新兴霸权的挑战，霸权者也会面临由于自身腐化堕落而带来的衰败。

如果说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只顾着挥舞大棒来维护自身世界霸权的话，那么拜登的美国，便是在颤颤巍巍地试图再次举起另一只手中的胡萝卜。拜登这场G7之行就像是一场霸权回归的舞台剧表演。6月9日，当空军一号降落在英国米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之后，拜登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发表讲话，试图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回来了”，“民主世界”又将“团结起来迎接最艰巨的挑战”这一讯息。G7峰会上，这种霸权集团内部“团结”和对自身“道义”的表演比比皆是。

最后公报中宣布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建援助的消息，恍惚间让人仿佛觉得回到了美国黄金色的肯尼迪时代。然而，老朽的拜登毕竟不是意气风发的肯尼迪；今天的中国也不是赫鲁晓夫的苏联。霸权者们将会发现，尝试用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同一种地缘政治思路、同一个霸权主义的发展观，来应对今天的世界，再现霸权者记忆中的“辉煌”，这将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此次G7会议，以及紧随其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中，作为冷战遗产的西方阵营内部，在是否对抗中国问题上也出现了重要的分歧。在美苏冷战时代，欧洲与美国合作对抗苏联的情形，就像是19世纪俄欧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延续。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与其接壤的俄国始终是一个霸权博弈的对手。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冲突历史中，“地缘政治”概念开始正式形成。

随着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的“生存空间”、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世界岛”以及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理论等概念的提出，一个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在20世纪初正式形成。特别是麦金德与马汉的工作，更将拉采尔描述德国霸权兴起合法性的国家理性叙述带到了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作为一种诞生于西方霸权竞争背景下的理论，地缘政治观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理决定论、以及文明等级论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中。

传统的地缘政治强调国际政治由地理特性或是意识形态等单一要素决定。国际间秩序则基本取决于大国的意志。在这个框架内，诸如环境变迁、自然资源、人口与资本流动等各方面因素，都可能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地缘政治在19世纪欧洲霸权竞争的背景下诞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依照“地缘政治”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鲁道夫·契伦来看，地缘政治是“以国家为对象的科学”。国家的生死存亡与成败取决于对于自然环境空间的掌握。同时，欧洲大国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来自于争夺空间的战争。因此，地缘政治学在契伦看来，主要也就是一门战争的科学。

在这种地缘政治视角审视下的欧亚大陆于是成为了“控制”世界命运的关键核心地带。无论是为英帝国张目的麦金德，还是后来强调美国霸权重要性的尼克拉斯·斯皮克曼都表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两人当中，前者更重视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控制，而后者则更强调应当争夺“边缘地带”，即“世界岛”沿岸的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以及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家们更将麦金德与斯皮克曼结合起来。在这种视角下，西方的遏制政策不单着眼于对“心脏地带”的欧亚大陆国家的遏制，也积极采取防止意识形态敌人向第三世界扩散的战略。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西方甚至不惜采取代理人战争，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扶持法西斯主义右翼政权的方式，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图片来自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网站

然而，即便从“地缘政治”逻辑内部来看，这种冷战时代的战略也很难再次将欧洲拉到美国的霸权战车上来。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之后的第三世界独立浪潮，使得欧洲原有殖民帝国在全球的势力大规模收缩。美国成为今天唯一一个在全世界各大洲都有驻军的霸权者。随着上世纪末苏联的解体，欧洲主要国家面临的“地缘”威胁变得并不十分明显。以法德为主的西欧国家，因此在20世纪末的相当一段时期内，都致力于建设欧盟，恢复并发展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在同时期，美国则大大增加了在亚洲、巴尔干、以及非洲的军事活动，表现得更像是19世纪末期的英国。

在帝国主义意识驱使下，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遗留物也开始变得像是美国通往全球霸权道路上的阻碍。21世纪美国第一次抛弃盟友的行动开始于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3月，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场战争遭到了诸如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们的坚决反对。支持美国战争行为的国家除了英国之外，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等当时还未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还有传统便亲美的丹麦。这些也是今天造成欧盟内部巨大分裂的主要国家。美国似乎很乐意见到欧洲的分裂。2003年1月22日，在正式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前，当时的国务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明确地将德法这两个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伊拉克的国家称为“旧欧洲”。而将所有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称为“新欧洲”。拉姆斯菲尔德甚至还不忘给日后的欧盟埋下个定时炸弹，督促北约东扩，从现实上将俄国再次塑造为欧洲地缘政治的敌人。

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太久远前的历史，便能看到，在美国霸权的世界观中，不存在真正的盟友，只存在自身霸权目标的临时同谋。前段时间爆出丹麦协助美国监听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政府首脑与高级官员的消息，也恰是美国这种只许自家独大心态的生动体现。因此，无论是3年前特朗普抛弃G7，还是今天拜登为了“团结”对抗中俄而高调回归G7，骨子里其实都写的是同样的四个字——美国优先。这四个字，自美国建国之初便不断被“发扬光大”。

以西方霸权者利益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观无法用来解释中国所追寻的世界秩序理想。这种理想，建立在一个反对任何形式霸权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圈子”的、平等的秩序观与共享的空间观之上。直至那时，冷战才能真正结束。一个普遍的体系、一个没有霸权者的秩序必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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