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奥利克：主宰世界市场的明星企业变得更强大、更科技、更中国
【文/汤姆·奥利克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那些全世界最大的企业都表现良好。而现在，它们表现得更好了。
按市值计算，排名前50位的公司在2020年增加了4.5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这使它们的总市值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而在3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5%。
50强企业总市值占到全球GDP的28%左右 图片来源：彭博社
根据“彭博经济”（Bloomberg Economics）最近所作的“明星企业角色变动”研究，市值只是衡量明星企业如何主宰世界经济的一个指标。该研究成果向那些谋求控制这些巨头的决策者提供了弹药，而美国政府就是这些决策者中的一员，它正寻求获得全世界的支持以提高企业利润税。
50强企业利润率飙升 图片来源：彭博社
彭博经济的研究显示，与过去几十年相比，那些全球最大的企业现在普遍拥有较高的利润和较少的税负。在1990年，它们缴付的有效税率中位数是35%，这一数字在去年已下降到只有17%，而利润率则相反，同期从7%飙升到18%。他们还拿出更少的收入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1990年，当时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IBM将收入的9%用于资本支出。来到2020年，苹果公司取代了它的位置，而资本支出仅占苹果收入的3%。
50强企业税率中位数 图片来源：彭博社
明星企业所享有的优势在此次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突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议程里，如何驯服这些公司成了重要议题。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是为“客户在一年内保持社交距离”这种情况量身打造的，不同于那些依赖“与客户进行现实接触来做生意”的街面型竞争对手。而政府提供的救助对最大型公司效果最好，这些公司得益于央行实施的紧急救助措施，使自己的借贷成本保持在低位，股价保持在高位。相比之下，向小企业提供的零散救助并没有舒缓很多小企业的窘境。
在美国，拜登政府正寻求提高企业税，作为阻止这一长期不平等趋势继续发展的措施之一。他希望至少扭转其前任唐纳德·特朗普实施的一些减税措施。他还推动达成一项全球税收协议，使最大型公司难以通过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地区的方式来降低成本。
随着众多企业做大做强，这种避税做法也蔓延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纸面上看起来是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有高达40%是“向没有实际业务和与当地经济没有实际联系的空壳企业虚假注资。”
美国财长耶伦在4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全球“近30年来，企业税率一直在向最低点看齐”。她说，20国集团成员国就全球最低税率达成协议，将为“向跨国企业征税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美国的倡议招致了爱尔兰等国的抵制，爱尔兰的低企业税率环境鼓励了包括苹果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内的跨国公司在爱尔兰境内设立地区总部。此前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想要21%的最低税率，但拜登政府现在提出了15%的税率——这表明要在一个有争议问题上达成共识就不得不作出妥协。
1990年，市值排名前50强榜单中没有中国企业，而在去年则有8家中国企业上榜。中国企业主要是靠挤掉欧洲企业上位的。同期，欧洲企业的上榜数量从15家减少到了7家。
中国企业上榜 图片来源：彭博社
除了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变化，彭博经济的研究还发现，世界最大型公司的类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企业独占鳌头，而除沙特巨头企业阿美石油外，化石燃料公司纷纷落榜。
而正是科技公司的超常增长才是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的原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客和监管者都在盯着这些公司，其中也包括中国。中国监管机构阻止了马云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对阿里集团等关联公司处以创纪录的罚款，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腾讯等其他科技巨头。
在50强榜单中，科技企业占21席 图片来源：彭博社
欧洲一直在研究以公司运营地而非总部所在地作为向亚马逊和Alphabet等公司征税的依据。这一想法导致美欧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变得紧张，但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有了达成协议的希望。
在美国，两党都支持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绝不仅仅是提高税率这么简单。在这方面，拜登看起来会延续前任的政策。拜登总统现已提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利娜•汗（Lina Khan）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关键职务，她曾撰写过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谴责亚马逊的垄断行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早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就发起诉讼，谋求拆分脸书公司。美国司法部也已经对Alphabet公司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利娜•汗在2017年写道，亚马逊“以牺牲利润为代价积极谋求公司增长，从而使自己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这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学”鼓励互联网企业采用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性定价变成了非常理性的选择。”拜登任命蒂姆•吴（Tim Wu）做他的经济顾问，蒂姆•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在其2018年的著作《“大”诅咒》中呼吁政府更积极地应用反垄断法。政府对这一议程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这个时代已可以与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实施反托拉斯法的经典时代相提并论，当时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政治家们打破了石油、铁路和其他行业的垄断，使当时的企业巨头受到了更严厉的监管。
当时和今日一样，两党的政客们都担心，企业财富和权力已经强大到了反民主的程度，如果不能阻止这一趋势，社会可能会因财富分配不均和巨大的城乡差距而提出更激进和更民粹的要求。
正是科技企业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包括言论自由和公司收集大量私人数据，引发了政府的忧虑。此外，引发政府忧虑的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科技企业一般规模庞大，从而产生了支配市场的力量：有能力扼杀竞争对手、欺诈供应商、压榨消费者以及影响监管措施。
越来越多的研究还表明，明星企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会使雇员处于不利地位。许多经济学家将疫情前几十年美国工资增长缓慢部分归咎于竞争减弱。一些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允许他们在不增加员工数量的情况下扩大规模。像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公司也雇佣了大量员工，但这些员工往往从事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尽管亚马逊在挫败了一家亚拉巴马州仓库组建工会的企图后，宣布全员加薪。
衡量明星企业实力增长的另一个指标是彭博经济所记录的利润率上升。而且，要不是一些公司为了换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牺牲了短期收入（获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会使它们在未来几年获得更大的回报），那它们的利润率可能会更高。
研究“大”问题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明星企业“大”的水平还低于世界前50强的平均水平。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20年，美国四分之三的行业出现了集中度升高的问题，市场被越来越少的更大型公司所支配。
50强企业现金储备额与资本支出额之比 图片来源：彭博社
由于利润丰厚、税负轻松、对资本甚至工人的需求有限，新一代大型企业也对货币和财政政策提出了挑战。供给经济学认为，较低的税负会使就业和投资出现增长，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而这一观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数据的充分支持，现在看来就更站不住脚。当大公司积累了大量现金从而不再需要借贷时，那种认为“央行通过降低利率就能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也就受到了质疑。2020年，市值排名前50位的公司拥有1.8万亿美元的现金储备，是其全年资本支出额的5倍多。
明星企业的出现引发了种种担忧，而彭博经济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更令人宽心的结论。在过去30年里，每十年会有半数市值排名前50位的公司退出榜单。
每十年会有半数市值排名前50位的公司退出榜单 图片来源：彭博社
这不一定表明新来者在某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它可能仅仅反映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从“大石油”到“大科技”的代际转换，但它也确实表明，市场机制仍在发挥作用——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彭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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