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摆脱西方误导，香港该补上“党史课”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7月1日，是建党节，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还有个特别的意义：香港回归。二者的重合，在历史偶然中又多了一份深意。

今年还是建党百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必须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发表主旨演讲。图自香港中联办网站

回归24年，“一国两制”从“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发展”，是其内在的理性转型，是制度实验因应时代精神的节律变迁。香港与“国家”融合，本身并非特别困难之事，但国家从来都是具体组织起来的、垄断合法暴力的政治共同体，是有血有肉、有强大意志和强大执行力的，其中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2018年宪法修正案）。就“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国家组织形态而言，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国家，而是具体的党的领导原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从序言到总纲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

但“一国两制”长期以来刻意留下模糊想象空间：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极度的政治谦抑和权力节制，高度自治不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为先进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势力建构为“民主中国”的样本，并作为渗透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前沿基地。“一国两制”在粗浅的各方共识之下，潜藏着多重误解和历史进程的复杂张力，直到抗争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真正创制和管控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的管辖机制是基本法规定的中央管治权，但党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国宪法的本体。离开党的领导谈论中国的合法权力，要么是法理的错误，要么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国宪法的真实规范。但是在香港社会长期“恐共”“惧共”甚至“反共”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下，国民教育尚且难以推行，关于党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坚冰所向。在香港讲好国家故事是重大的教育和文化工程，讲好党的故事更是难上加难。

但现在，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构成的“一国两制”2.0版框架下，掩饰或回避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中的法权正当性及制度作用已经不现实。在根本意义上，讲不好党的故事，“一国两制”的根本宪制原理就不通不透，如同人的有机体四处梗阻一样。      

因此，在建党百年的诸多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被作为鲜明主题提出并深入研讨。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符合历史和法理的。想想看，宪法序言所载明的党的革命运动大多与香港有着密切联系，香港爱国同胞从来都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参与中国革命史并缔造新中国的，也因此香港史有着作为民族复兴史的内在性质和线索。

2019年，香港中学生参与街头示威游行。视频截图

遗憾的是，在港英殖民统治、国民党历史叙事以及各种反共势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动，并与爱国爱港传统始终处于斗争状态。然而，我们并没有在香港占据历史叙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导权，香港史被讲成了港英“领导”下的现代化史和反共群体的“民主斗争史”，共产党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当性被严重侵蚀和消解。因此，骆主任的讲话，事实上触及了香港的“党史”补课问题，这不仅涉及香港教育体系的改革问题，也涉及公职人员伦理改造与社会文化生态修复的问题。林郑月娥提出香港特区有责任维护党的领导，从宪法和政治伦理而言是正当和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创建了新中国，领导制定了宪法，成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和现代化事业的一种伟大的制度实验，一种非冷战的全球化策略。

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小跟班，1949年解放军就不可能勒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为新中国外交与外贸的对外通道。如果没有19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家发展理性和世界体系演变的大战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具体规划的“一国两制”政策体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晚期突破冷战体系的对美和解，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国际政治条件以及意识形态突破口，香港之地位与角色也就难以确定。

因此，讲好党的故事或者“党史”补课，确实不是孤立的党史复述，而是将“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统而贯之，在连贯而自洽的中国大历史脉络中理解“一国两制”。如此，“一国两制”就不是权宜性的政策组合，而是计谋深远的国家发展之道。

讲好党的故事，是存在针对性和竞争对象的。在香港社会的文化场域，由于过度西化和长期本地教育的结果，精英阶层和青年学生普遍认同一种“泛民主”的价值观和历史叙事。看看温和如民主党的“民主回归论”，激进如本土派的“时代革命论”，都将价值基底落实于“民主”，并将民主武器化，用作两种用途：其一，“民主抗共”，即宏观上持续批判党国体制，甚至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如支联会纲领）；其二，“民主夺权”，即政治实战上用于打击特区政府和建制派，领导选举工程和社会运动，逐步夺取香港管治权，完成香港“颜色革命”。

这样的民主政治游戏，若是在基本法范畴内本分而行，则危害性可控，香港活力与国家发展利益均可保持，但如果超出法治范畴而寻求颠覆性革命，则危及“一国两制”底线，造成各方利益受损，国家必然介入管控。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就是国家权力“进场”和“在场”的显著表现，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国两制”的内在权力生态与宪制平衡，造成了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在政治上的“大溃败”（包括跑路派、归隐派、撤退派和压力团体派等）。

国家依法夺回了香港的政治舞台，“爱国者治港”成为破解“民主抗共”符咒的政治神器。但讲好党的故事仍非易事，党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国民教育范畴的国家法权要素及其正当性叙事，而是涉及一种堪与西方现代性叙事相抗衡和竞争的普遍主义叙事。党的故事的核心在于其代表性和公共性，共产党历来主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政治伦理整合了天下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合理元素，而不是香港社会习惯理解的那种单纯的“欧式”共产党。党的代表性是一种融合真理代表性和历史代表性在内的整合主义的代表性，本质上高于诉诸程序主义的民主代表性。

2020年7月1日，百艘渔船于香港维港巡游，“庆香港回归”“贺国安立法”的巨幅标语矗立船舷。图自中新网

代表性与合法性密切相关，但西方现代化的当代走势以及民主选举的泛化实践，导致对代表性理解的严重窄化，以为只有“一人一票”的周期性程序授权，才是可验证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党章和宪法所根植的代表性与合法性，远比程序性的民主代表性要复杂和深刻，但却长期遭受误解和污名化，被标签为“一党专政”。

事实上，与苏联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治理体系经过了复杂的内部斗争和制度改良，实现了贤能政治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政治决断与依法治理的结合，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结合，以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结合，所形成的不再是刚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法权体系，而是柔性和复杂功能化的“人民民主专政”法权体系。这一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超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解释极限，而西方理论对于无法理解和消化的社会科学现象或事实，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操作下，就一步步倾向于以单纯的“专政”理论与想象物加以刻板代入，并据此预言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

看看特朗普主义的战略抓狂，看看拜登主义的蹩脚“合纵”，看看《新大西洋宪章》的模仿秀和言不由衷，看看G7及其扩展范畴“力不从心”的新冷战动作，看看印太战略表面高明实质松垮的现状与未来，就明了西方因长期误解中国共产党性质与使命而造成的严重思维障碍和政治后果了。香港，以及台湾，受西方大的学术与政治气候影响与感染，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样面临着“冷战陷阱”和“专政范式”误导，不能从中共内部形成真正科学的“同情的理解”。

推而广之，当中共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整合目标时，中共的历史哲学与全球体系战略已经基本成熟。为了这一大战略与大体系的稳健推进，中共领导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决定性和解，在国内治理范畴确定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协调法权体系，并填充扩展了中国的全球化观念及天下主义责任伦理。

美国只在乎“谁之天下”，中国追求的是“天下为何”，境界高下日形显著。美国纠集盟友搞对抗性的“一带一路”，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全球治理秩序的安全环境，立足的仍然是旧的西方霸权主义及其体系利益，搞的是“零和博弈”，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充盈的却是立足天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整合理想及其共享利益，是真正的和平发展主义正道。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区，回答了“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标准何以创新突破，以及新式生活方式如何生成的大问题，也回答了“一国两制”如何展开“五十年不变”之下半场的重大问题。然而香港许多人连粤港澳大湾区都不理解，都要抵制，甚至不允许西九龙通上高铁，其世界观与政治心智何其局限也！至于台湾，在美日的所谓安保与担保承诺中不知归路与何往，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硬行阻断，实在是误尽苍生，无智无能。

中共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量，是“一国两制”的立法者，还是天下公共性的规划者和践行者。中共的这种代表性和公共性，岂是“一党专政”之落后理论和刻板历史印象所能理解的？！

当然，苛求香港社会在短期内深刻理解与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与公共性，也许有些不现实，但“一国两制”的观念解放和再出发，离不开对党的领导的内在理解和接受。而且，正因为党的领导具有把握时代精神和实现制度创造的最大公共性，“一国两制”范畴的每一个行动主体就都是党的领导的对话和参与力量。只有从内心中解除心魔，共同致力于新香港建设、“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每一个香港人才能在这一大开大合的转型之世确立可靠的身份、利益、意义和命运。

今年的七一近了，百年大党将迈入下一个百年的民族与世界进程，“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在香港决定性展开，我们想好了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能够不辜负时代吗？用心思考，用脚丈量，用智慧斗争，用合作来创造，党的领导不是“一国两制”的异质元素，而恰恰是我们时代之代表性与公共性的承担者。明乎此，前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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