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俄罗斯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文/ 冯绍雷】
（查看上篇请点击这里）
三、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
俄罗斯所处的国际关系结构，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指俄罗斯在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历史演进过程中占有的地位；其二，是指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罗斯的东、西方归属；其三，是指俄罗斯在当代国际范式转型中的结构功能，尤其是在当代几组重要的大国多边关系（如“俄美欧”“中美俄”等）中的作用。这是三种不同的从结构角度的观察，既有国际体系总体结构演进过程视角的观察，又有对俄罗斯直面以对的、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常见、最为含混不清的“东、西”问题分野的关注，还有对于作为基本国际现象的三边关系的动态性结构功能分析。以下将通过多侧面、多含义的结构分析，来揭示俄罗斯外交的多面性。
（一）国际关系体系演进中的俄罗斯地位问题
俄罗斯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这种相当独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特性与禀赋。同时，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国际秩序的变化与重构。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这位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曾这样描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俄罗斯在16和17世纪是否是欧洲国家一部分（因而属于欧洲的国家间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学术上的疑问。甚至在20世纪俄罗斯是否是‘欧洲’的一部分对某些人还是个问题，但是没有疑问地，苏联（U.S.S.R）今天完全是（现在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而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俄罗斯只是到18世纪才成为（那时是欧洲的）国际体系完全组合进来的成员。”[51]非常清晰的是，在沃勒斯坦眼中，俄罗斯是处于“边缘地带”、以后进国家身份被纳入以资本和贸易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来的。
沃勒斯坦
如果说沃勒斯坦相当客观地描述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那么曾经位高权重的地缘政治家基辛格在其名著《世界秩序》中有两段话，则略带消极地表达了对俄罗斯对外发展历史的看法。其一，基辛格认为“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52]基辛格对俄罗斯的这一段认知，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多数西方精英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深层共识。
其二，基辛格还表示，“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53]“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54]无情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基辛格所描述的俄罗斯愿景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是东西方之间连绵不断的遏制与反抗、制裁与抵制、羞辱与抗辩，成为令人可怕的纷争之源。
然而，无论俄与西方关系处于何等艰难境地，有几个很难被抹杀的事实是：第一，俄罗斯从世界体系边缘跃居中心的历程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世界级大国曾经像俄罗斯那样，经过千年努力，从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一个小公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无论是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还是在20世纪打败法西斯之后的雅尔塔体系，俄罗斯曾几度成为决定世界事务走向的顶级玩家。第二，俄罗斯在世界文明谱系中的定位是独树一帜的。千年巨变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雄居于纵横东西南北的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这样一种十分独特的地缘文化背景，使俄罗斯形成了以东正教文明为主干，同时既知晓西方、又面向东方，既能博采众长、又在多方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文明构架。
第三，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广袤的区位特征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疆域的扩展程度达到像俄罗斯那样，即使在解体后依然具有世界第一的规模。这一辽阔空间使俄罗斯不光具备防御外敌的地缘纵深，而且使其能够具有诸多条件与海洋性强敌相抗衡。即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空间优势并没有失却其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政治、经济、人文意义。第四，俄罗斯的善于学习但又敢于抗争的内在张力，在东西方关系史上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俄罗斯那样，既曾在彼得大帝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西方最虔诚的学生，但又迅速成为西方秩序最大的反叛者。在20世纪初期，以独树一帜的国家与意识形态建构，独自与整个西方世界长期对抗。第五，俄罗斯在大国之路上那种跌宕起落的命运反差是史所未见的。几乎被人遗忘而又多次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事实在于：似乎未曾有过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国像俄罗斯那样，在13-15世纪被蒙元帝国全面统治两个半世纪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大一统国家；而在19世纪初遭拿破仑大规模入侵，在20世纪又遭希特勒全面侵占之后，几陷绝境的俄罗斯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承受挑战与磨难，最终毫无畏惧地从逆境中奋起，彻底打败了来犯者。包括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极其严峻考验也未能使俄罗斯一蹶不振，而又重新跋涉在复兴强国的进程中。一次又一次从困顿和危亡中起死回生的经历，成为俄罗斯异常宝贵的历史遗产。
俄罗斯争取国际地位的漫长过程，总是伴随着热血与浴火的独特经历，也总是伴随着前所未有的黑白相间、褒贬参半的是非评说。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当普京励精图治，使国力衰竭的俄罗斯甚至一步一步有选择地重新恢复全球范围内一部分影响力之时，对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看法的争议，更是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近来，著名国际史专家巴里·布赞提出，要重新梳理国际关系的历史，包括要把影响重大、但一向未引起足够诠释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19世纪中叶的俄土战争等案例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纳入国际关系历史。[55]作为一个重要国际角色的俄罗斯，从边缘到中心的发展轨迹，究竟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个补充，还是需要另起炉灶来重写国际史，看来还存争议。但是，当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身发生动摇，人们要求重新梳理历史，发掘导致秩序延续和沿革的各种因素之时，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现在还保持着独特性的俄罗斯的国际角色，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二）俄罗斯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
百年以降，每当重大历史选择关头，俄罗斯政治精英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进行有关俄罗斯究竟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的热烈争论。无论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阶段，都先后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东、西之争”。
苏联解体之后，即使在当时西方化的大潮之下，“东、西之争”在俄罗斯依然有过自己独特的表现。从思想上说，恪守本土传统、主张兼容东方的欧亚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用以与“西方化”趋势抗争的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从外交与政治上说，欧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木。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从深层次上说，都是“东、西之争”的产物。
进入21世纪以来，科索沃冲突、“9·11事件”、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欧亚地区“颜色革命”、格鲁吉亚危机、2008年金融风暴、美俄关系短暂“重启”失败、“阿拉伯之春”等一连串国际波动，直接影响俄罗斯的稳定。当普京决心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时，“面向东方”已经成为其深思熟虑的一个战略选择。普京在2012年经过激烈竞选，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尤其是经过乌克兰危机过程中的全面审视之后，更加坚定了“面向东方”的战略决策。
尽管直到2014年1月普京还在欧洲发表的讲话中称“欧亚经济联盟”是欧盟的延续，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仍然不仅强调俄罗斯与欧洲的文明渊源关系，而且认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大欧洲”或者“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既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又强调美国、西欧和俄罗斯乃是三大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单位，甚至直到之后几年“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俄罗斯在面向东方的同时，也不忘记自己作为大欧洲之一的身份认同；然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普京的回答就非常明确：其一，“单极世界已经结束”，而俄罗斯是国际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方。俄罗斯应对乌克兰事件的举措，就是向单极世界挑战的一份宣言。其二，俄罗斯具有世界一流的战略力量、独一无二的资源与空间优势，也拥有超级大国的丰厚国际经验，俄罗斯远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国家。因而，面对西方国家冷战后连续不断地打压和威逼，俄罗斯可以在全球层面上做出自己应有的反应。其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俄罗斯不仅是“大欧洲”概念之下的平等一方，同时也是欧亚大陆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这“一身而二任”的特殊地位，使俄罗斯具有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俄罗斯在面向东、西取向方面的宽广选择和灵活谱段。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变化。
2016年6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图自新华网
但是，多年来俄罗斯各派精英之间围绕着“东、西之争”，立场远不一致。2015年9月30日《独立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俄罗斯：转向东方，但仍会与西方冲突——外用药膏帮不了本国经济”的文章。该文认为：第一，俄罗斯需要维系并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而不要寄希望于用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取代欧洲。第二，在前副总理库德林等人看来，向东转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并不现实，缺乏深思熟虑地转向东方，可能会引发消极后果。第三，资深专家尤尔根斯提出，要么俄罗斯继续将自己定位成被围攻的堡垒，转向中国；要么重返2011年时的状态，经济开放，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文章的作者来自库德林麾下的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该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倾向于欧美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精英。[56]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向西方一边倒，认同自己为西方世界的成员。到21世纪普京执政年代，精英思潮发生变化，原来的西方派精英大量转向中间派，或干脆转入普京阵营。仅一小部分精英，如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还称俄罗斯属于“新西方”。乌克兰危机以来，特别是克里米亚回归以后，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强力抨击之下，俄罗斯精英的普遍心态再次发生变化。时任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主席、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公开直接地表达，俄罗斯再也不会是西方的一部分了。
就在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的文章发表之前两个月，2015年7月2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发表了彼得•罗曼诺夫题为“为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的文章，该文恰恰相反地提出：第一，蒙古人曾在早期征占俄国，而俄国在地理上与蒙古较近。事实上，俄国长期以来都是亚洲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种“亚洲”元素，俄罗斯不会有如此多样的文化和精神特质。第二，这种“国家至上”“集体”大众意识屡次帮助俄罗斯渡过动荡，而纯粹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无法也并没有能渡过这些动荡。这种坚韧不拔、在经受考验时团结一致的能力、那些巨大的力量储备、甘愿牺牲、广为人知的愿意“付出代价”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亚洲而非欧洲的特点。[57]
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2016年8月，在卢基扬诺夫主持之下，《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组织了一次讨论，鲜明地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无论是选择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改变自我认同意识；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世界的某个大洲，否则就会成为美国或者中国的仆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转向东方，而是解决自己跟西方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更为文明地构建与迅猛发展的亚太地区间的关系。[58]实际上，卢基扬诺夫本人早在201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确表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双重性。它在欧洲摇篮里诞生，而后形成了朝向东方的特点。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含糊不清是俄罗斯的生存之道。”[59]
总体而言，无论上述争论会有怎样的结论，冷战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活动轨迹，从世纪之初普京刚刚上台时的“重回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前后，已转移到了“面向东方”的新选择。
俄罗斯著名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专家、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负责人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右）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
（三）三边关系结构中的俄罗斯选择
21世纪俄罗斯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乃是对于三边关系结构的重视和运作。如果借用年鉴学派“长-中-短历史时段”之说，那么千年之际，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国际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属于一个长时段的结构演变过程；俄罗斯百多年来在全球东西方关系中的定位，属于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关的中时段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的选择，则表现为短时段因应自身实力变化与国际结构动态变迁的战略考量。这三者互相呼应，但各有不同，发生着复杂而紧密的相互联系。
国际关系研究一向注重双边关系，但是往往在双边关系发生与运行过程中，第三方角色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国际关系通常并不只是双边的，而更为经常的是一种三边互动关系。双边之外的第三方，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则是一个国家群体。就前者而言，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角逐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而就后者而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背后的不结盟国家，就是这样的国家群体。
三边关系成为流行的国际范式，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冷战时期美苏两极高度对抗，虽有不结盟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存在，但三边互动并不活跃盛行。只是到了冷战后期，才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又比如，在后冷战初期美国独霸格局之下，整个国际关系向美国倾斜，三边关系也不盛行，只是到世纪之交，才有了三边关系的活跃化。
世纪之交三边关系活跃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乃是出现了单极世界本身的重大转向：国际力量多极化、观念模式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逐渐成为更具有主导性的国际潮流。而在此潮流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显示出作为世界大国的独特影响。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从来不乏在三方关系中纵横捭阖的经验。而当此国际大变局之下，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更应刮目相看。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三边关系——尤其是大国三边关系中施展身手，有着“先天的”以及当代国际国内变化这两方面的原因。所谓“先天”条件，是指作为世界第一疆域大国，拥有无比辽阔的伸展空间，俄罗斯可以与东西南北的任何一方进行交往，影响其外部环境。同时，俄罗斯拥有能通过陆地无障碍传送的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以及借自然空间和后天努力所具备的战略实力，有可能成为左右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还包括俄罗斯放眼四宇、兼及东西的独特文明传统，素有“兼济天下”的普世情怀。所有这些资源、手段与传统，皆可作为在多方外交中斡旋的工具。
而世纪之交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更为俄罗斯多边外交的施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普京在2000年大选中上台，表明的不仅是一个正当壮年、励精图治的俄罗斯政治新星正在出现，还有，这位俄罗斯新政治领袖既与家族集团没有瓜葛，同时又与普里马科夫等比较接近左翼的政治家立场不同。21世纪初，与年轻的普京总统一起出现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的实际上是一大批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与20世纪90年代的精英相比，没有当年那样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当年那样激进的改革抱负，更没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评价模式。相比之下，他们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训练，一般而言，都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比较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更为关注奉行管理部门的要求。显然，这样一支国家管理的精英队伍与普京主张强有力的国家内外管理的理念相吻合。普京的核心外交理念，便是在俄罗斯暂处弱势的背景下灵活应变，中庸务实，超越意识形态，推行多边路线，为确保国家主权而搞活俄罗斯外交。这样的精英队伍和外交理念，为俄罗斯“三边外交”的推行铺设了基础。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不仅在外交上逐渐与西方出现裂痕，而且在内政上也很快发出与西方构想的不和谐音。在对待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企图以“人权”为借口，牵制俄罗斯中央政权对车臣恐怖活动的打击，引起了俄罗斯国内的巨大反感。在经济转型问题上，俄罗斯国内广泛争论与反省“休克疗法”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俄罗斯国民舆论对于转型模式的重新思考，势必在外交上要求推行实用主义的、以本国利益为优先的外交路线。加上1999年春天爆发的科索沃危机，当时俄罗斯社会舆论的矛头所向，是美国难辞其咎。因此，俄罗斯式“三边外交”的兴起，乃是要求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国内政治经济转向这两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搅动俄美欧三方关系的“北溪-2”管道
在上述内外条件的支持下，俄罗斯“三边外交”徐徐拉开序幕之后，有两条主线可以勾画出二十年来俄罗斯外交的全貌。第一条主线是俄美欧三方关系，这是更多地体现了几百年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欧美大国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一条线索。进入21世纪以来，俄美欧三方关系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刚刚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东西方对抗，仅仅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又重新走向相互间的紧张对峙；第二，价值观对立和社会制度竞争依然左右着这一组大国关系，但是，俄美欧三者之间各自为政的独立倾向似乎表现更为强劲。
第三，俄美欧三方关系表面上显示出俄罗斯与欧洲更为接近，而与美国越益疏离的总趋势。比如，由于德国坚决反对，北约未能在2008年接受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入盟，这一事态影响深远。但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等历届美国总统，在任期之内都主动发起过交好俄罗斯的政策攻势，往往在这些关键时刻，欧洲的表现较为迟缓。第四，三方关系中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比如，多年来对俄欧关系至关重要的北溪管道能源合作，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严厉打压都未能阻断，而恰恰因为最近的白俄罗斯大选危机与纳瓦利内中毒案，德国居然一度表示愿意因此而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又比如，尽管俄罗斯与欧洲邻国间的战略安全事关重大，但是欧洲主要国家宁可北约合作进一步松弛，也不愿在美国压力下增加支付北约军费。可见，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俄美欧关系带有过渡期的特征，变化深刻，但尚无定则。
第二条主线，与俄美欧三方关系不同，世纪之交以来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更大程度上体现为现存主导性国际力量与新兴国际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由于中美俄三家乃是当今世界最能够独立自主实行外交决策的三个大国，因此中美俄三方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世界事务的走向。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中美俄三方关系并不具备任何专有国际条约、专有国际组织、专有国际交往平台，可以说从形式上看是互不交集的一组三国关系；但是，以美国迄今最为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俄罗斯所依然具有的战略大国地位，以中国所具有的最大、成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发展方向的一组三方关系。第二，自从20世纪末新保守主义风行的那一刻开始，尽管始终存在着指望美俄联手打压中国的企图，但是二十多年来，三方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是，中俄保持着紧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既合作又抵制西方的打压分化。
第三，从长时段看，构建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中美俄三方关系应是各国追求的理性发展方向。但是在各方利益与意向驱动的千变万化的结构动态之下，为抵制任何过度对抗的风险，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有可能出现寻求稳定均衡、“中立”自保的外交选择。第四，中美俄三方关系中存在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包括文明形态间的长期竞争，但未必一定通过诉诸对抗来实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妥善处理中美俄三边关系，将会是国际转型期的一个相当长的学习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俄美欧和中美俄这两组最为重要的三边关系之间，同样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一组三方关系的和谐或波动会影响另一组三方关系。上述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组合是否能够理性应对变局，同样会影响全局的走向。
总体上看，俄罗斯跻身国际体系的千年历程、它对东西方道路的选择、以及它在当代大国关系中的运作，与上述三边结构性关系是互为因果、相互借重的。首先，在国际体系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俄罗斯式的大国成长路径，使它面对东、西两种模式的选择时，既对西方的历史性成就深感钦羡，同时也因自身独特经验而对过度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适性感到怀疑与不满。这样一种双重态度使俄罗斯在当代大国关系的运筹中，显示出视野开阔而又灵活多样的选择谱段。同时，历经了千年国际体系的复杂竞争，俄罗斯既因长期经受强权挤压养成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的品性，也因时来运转后国力迅速绽放而尽享攀登顶峰、居高临下的荣耀。这种并不常见的坎坷起落，使得俄罗斯既能承受厄运打击，又善于见缝插针、寸土必争，尽显作为战斗民族的本色。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成长与发展的非凡经历，教会它的是如何设定长期战略目标，运用和调处繁复多变的各种结构关系，为实现其体系性目标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从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在此告别旧世界、迎接新秩序的历史性转折时刻，犹如1814年、1917年、1945年每次世界秩序变更中的巨人足迹，俄罗斯再次担当了一个虽众说纷纭、却十分关键的大国角色。
四、周期演进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周期性现象，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研究兴趣的问题。如果说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由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引起的巨大学术探讨空间，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究竟是否也存在着受周期现象支配的进程呢？如果说像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先驱金德尔伯格、苏联地理历史学权威古米廖夫所认为的那样，霸权国家的确都存在着生命周期，那么这一生命周期将会如何影响现实国际政治进程呢？
早在201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批有志于从事宏观政治经济预测的专家们，发表了有关“政治发展周期：前景预测”的论文集。这批专家聚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周期波动现象，不仅专注于该现象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探讨迫切的问题，力求警示当代的危机，减缓政治的风险。该文集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们没有把当代危机和不稳定现象视为个别政治家与金融家“偶然性错误”的结果，相反，专家们认为，这些危机与不稳定现象不过是证明了：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必定出现，也合乎规律地正在来临。根据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既然1870-1890年代、1930-1940年代、197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的危机连续不断，那就说明历史尚未终结。这批专家曾在事前预测和公布了2008-20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这场危机将对各种不同国家产生长时间社会、政治后果的信息。早在十年前，他们就断言：“2010-2020年这一阶段将是确立新模式的十年，也是与此相关的危机持续的十年。”
不仅如此，在“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几年，他们准确地判断出，2012-2014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和俄罗斯，高度可能发生经济政治危机；2020年前，正在加剧的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会对美国政治系统形成可能引起骤变的临界压力；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由于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导向，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惰性取向将成为现实。该学者群体指出，虽然在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不少国家，决策者和预测专业群体的意见经常不同，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政治家、专业人士、各个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密切互动，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危局，抵御全球性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60]
显然，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周期性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本文对国际周期现象的研究既不够面面俱到，甚至也未达到预期的专门性，但这些对周期性现象的若干观察，将成为深入探究俄罗斯对外关系发展特点的基础。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依然会不断调整东西方关系，但难以重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面西方化的覆辙。这一假设我们将在短、中、长三种周期性变化的呈现中进行证明。
美国司法部针对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的“通俄门”调查
（一）21世纪以来的“短周期”
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相对较短的时段里，历经了“9·11事件”之后俄美的短暂蜜月。但很快，2002年美单边退出中导协议、2003年伊拉克战争、欧亚地区“颜色革命”、北约欧盟同时东扩，忍无可忍的普京终于以2007年慕尼黑措辞强硬的反美演说、以及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中的坚决还击，终结了21世纪第一波的美俄接近。
2008年，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分别接任俄美总统，开始了“重启美俄关系”的过程，这是第二波的美俄接近。但这一周期以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3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以及之后一系列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陷入严重危机而告终。
2017年特朗普执政，2018年普京新任期开始，双方重燃火花。但未成气候之时，就接连遭到“通俄门”“间谍案”等一系列危机的阻击。这是第三波的美俄接近。虽然这一波美俄联手尚未彻底终结，但俄方已经有了“当前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的表达。21世纪美俄的几番接近，最终皆未成功，其缘由发人深省。
（二）苏联解体后的“中周期”
就冷战终结以来相对中时段的观察来看，其周期性变化更加明显，似乎是普京时期美俄关系“三起三落”的放大版再现。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冷战末期，发起了自我消解式的全面改革。虽然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大幅改善，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晚期，整个国家陷入了高度动荡、甚至无法收拾残局。戈尔巴乔夫求助美国，老布什以敷衍、嘲笑加以回报。在2014年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与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曾有过一段重要对话。马特洛克引用老布什在苏联解体前夕表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稳定的一段讲话，意图表明老布什曾支持戈尔巴乔夫、支持苏联晚期的稳定，为老布什辩护。普京礼貌、克制又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偌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自己首先出问题，苏联是不会解体的。同时，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果说它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毫不作为，那也是令人非常不可思议的。”[61]到了叶利钦执政时期，虽然开场是向西方一边倒，但随后而来的是休克疗法失败，最后，西方无情打压俄盟友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中俄军几乎与西方直接开火……这是这一周期的起落。普京执政的21世纪，又重演了先度蜜月、后陷冲突这样的活剧。
在近四十年“放大版”美俄（苏）关系的几起几落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每逢俄罗斯新领导人上台，总先以美俄交好、推进国内体制西方化改革开始，然后体制改革停滞，最终以美俄冲突不欢而散地落幕。
总之，中时段观察之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每逢领导人更替而探寻转机的美俄接近，终因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冲撞而无果而终。这样不断出现的循环，将深刻作用于国际转型期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并且这一历史惯性将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
普京于2004年任命拉夫罗夫为俄罗斯外长
（三）苏尔科夫的“长周期”
被称为普京意识形态高参的苏尔科夫，2019年曾提出“普京主义”是今后长期历史中俄罗斯国家政治建构基础的思想。在他看来，俄罗斯历史上存在过四种国家形式。第一种是15-17世纪伊凡三世建立的莫斯科大公国，第二种是18-19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第三种是列宁建立的苏联，第四种是普京在21世纪初建立的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形式。[62]从长时段而言，这四种形式的国家建构，都以不同规模向西方学习，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以俄为本的国家体制。苏尔科夫认为，以“普京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即使普京本人不再执政，仍将会长期延续。虽然俄罗斯精英对苏尔科夫的立场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从俄罗斯宪政改革的实施来看，主张以非西方化的、权力相对集中的、以国家主权、国民团结和长期稳定为宗旨的政治取向，还是占了上风。
从短、中、长的周期性演变来看，俄罗斯会阶段性地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调整关系，但是难以全盘西化是俄罗斯对外政治的基本走势。
总之，从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对外关系，至少使得我们在审视复杂外交现象时，有可能避免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从外交主体的角度讨论，可以深入理解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从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僵化，跳出媒体的语境，特别是不至于以“民主vs.专制”将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从结构角度看待俄罗斯的大国外交，可以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非同一般的成长经历，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属性，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等。而对于周期性的分析，则提供了多种时段背景下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场景，这对于研究俄罗斯外交演进的逻辑特点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注释：
[5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9页。
[5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56-57页。
[53]同上，第62页。
[54]同上，第63页。
[55]БарриБузан. О Шести значимыхсобытиях, которых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я в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8 мая 2020 г.
[56] Соловьева О. Развернувшись на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 все равно столкнется с западо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экономике пластырь не поможет//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сентября 2015г.
[57] Pyotr Romanov, “Why Isn’tRussiaPart of Europe?” TheMoscowTimes, July 2, 2015.
[58] Андрей Мозжухин. Русская ДНК. ПочемуРоссия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20 июня 2016 г.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6/20/russian_dn a/
[59]Лукьянов Ф. Апология недосказа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3 декабря 2014г.
[60] Пантин В.И, Лапкин В.В.(Отв. Ред.). Циклы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гнос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ИМЭМОРАН, 2010. С.103.
[61] 2014年10月24日，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瓦尔代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普京对他发言的回应，本文作者据此所做的记录、总结。参见Заседание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Москва, 24 октября 2014 г.
[62] Сурков В.Ю.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февраля 2019 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