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黑尔等：华尔街与中国的新“恋情”

【文/托马斯·黑尔、哈里特·阿格纽、迈克尔·麦肯齐、德米特里·塞瓦斯托普罗 翻译/刘思雨】

拜登政府于周二宣布对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新的调查时，中国采取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美国搞“政治操纵”，“污名化”中国——这种日常的口水战越来越让人们联想到过去的冷战时期。

但就在一天前，另一份声明证明了世界上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美国金融业在全球主导地位的象征——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公布了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工商银行（ICBC）在财富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笔交易可能会让这家华尔街公司从工商银行数亿中国客户的储蓄中获益。

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和推动经济“脱钩”的时代，美国金融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中国的财富。

受尚未开发的储蓄和不断增长的资产管理市场（去年价值约为121.6万亿元人民币，合18.9万亿美元）的诱惑，华尔街最著名的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融入中国市场。

除了高盛（Goldman Sachs），贝莱德（BlackRock）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已获准与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建立财富管理合作伙伴关系。摩根大通资产管理（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今年3月宣布，计划向中国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的财富部门投资4.15亿美元。来自欧洲的阿蒙迪（Amundi）和施罗德（Schroders）已获得财富管理领域多数股权合伙企业的批准。

“在高盛内部，我们从上到下都感到无比兴奋，”该公司资产管理部门亚洲（除日本）客户业务主管谭林（Tuan Lam）表示。“显然，我们想和中国合作很久了，随着最近中国监管和市场的变化，我们对这一合作机会抱有很高的信念。”

夜幕下的金融大都市上海  视频截图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比美国还多，中国正向外国公司敞开大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已放开了其严格控制的金融体系中的一些要素，并允许美国和欧洲企业获得更大的准入。尽管中国政府仍不愿让外资企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它确实想要利用它们的专业知识，来帮助自己建立储蓄基础设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

在此背景下，一些投资者表示，最大的风险就是进入中国的速度不够快。但任何一次巨大的中国淘金潮都伴随着相应的挑战。与经济的其他关键领域一样，在中国，自1949年以来，金融领域始终处于领导一切的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国和西方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也在加剧，从新冠疫情到技术问题、从新疆问题到台湾问题。今年，乔·拜登（Joe Biden）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左右美国的国内政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撰文时总结了这种新的情绪：“为什么……‘为了让中国金融体系向高盛开放’应该成为美国谈判的优先事项？”

改变投资文化

29岁的分析师贾维斯·李（Jarvis Li）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到现在还买不起房子。他想把自己的储蓄投入到股票、基金和理财产品中，这样不至于贬值得太快而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我喜欢更安全的产品，”他说，但他补充道，市场上有“太多的选择”。

高盛与工商银行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工行将拥有多数股权）的目标是增加更多“选择”。它的储蓄产品最初将针对高净值储户，将来可能会提供给像李这样的人。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新储蓄产品，是中国不断扩大投资选择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量储蓄历来都流进了银行的存款中，或者用来追求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回报。高盛估计，2020年，60%的家庭资产是房地产资产，另有24%是现金和存款。

贝莱德的亚洲业务主管苏珊·陈（Susan Chan）表示：“中国是一个储户众多的国家，但储蓄主要分布在现金存款和房地产上。”贝莱德目前已获准与建行和新加坡国有基金淡马锡（Temasek）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他们看待资产管理的方式，都还比较稚嫩。”

对高盛和贝莱德等公司而言，与中资银行的财富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庞大的分销网络，使它们能够迅速将投资产品出售给储户——尤其是那些净资产较高的储户。工行拥有6.8亿零售客户，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多。

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是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多年来一直向客户提供“理财”产品，通常是作为存款的替代品。但该行业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其在影子金融中的角色和对客户的隐性担保承诺——于是在2018年，国有银行进行了重大改革，为更多的外资参与铺平了道路。

虽然像高盛这样的公司在中国有着较长的历史，但最近席卷整个金融行业的改革将使它们能够进一步扩张。

阿蒙迪欧洲资产管理公司的大中华区主席钟晓峰说：“政府认为，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和外国银行可以代表一种新的机构投资者和一种新的市场参与者，他们拥有最好的效果、完善的流程和良好的标准。”阿蒙迪公司去年获得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外资控股的财富管理合资企业。据钟晓峰称，阿蒙迪公司已经与中国银行合作推出了20多种产品，并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营业额。

施罗德公司在2月份获得批准与交通银行合作。该公司的全球分销主管利芬·德布鲁因（Lieven Debruyne）说：“资产管理合资企业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它首次允许管理人员更直接地进入那些由中国大银行多年来建立起的大型财富管理储蓄池。”

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兴起只是储蓄行业版图的一部分，同时共同基金业务也在扩展。从去年开始，摩根大通等外国公司现在可以完全独立经营这些业务，并且改革养老金制度。

本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低峰。65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占总人口的13.5%，而2010年只占8.9%。

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的陈女士说：“中国的退休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她补充道，中国迫切需要帮助人们进入“我需要为未来储蓄”的投资心态。

一种 “控制的谬误”

对于国际投资公司来说，中国市场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机会。虽然欧美市场的反弹在短期内提升了他们的收益，但他们在欧洲和美国这些高度成熟的市场上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

“从根本上说，中国是财富增长的地方。”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富和资产管理合伙人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如此说道。

但他也表示，虽然迄今中国的监管机构和西方公司一直在务实的基础上运作，但最大的风险是政治环境的变化。格雷说，如果外国公司违反了监管机构的规则，他们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迫成为“你所创造的东西的卖家”，或者在汇回收入方面遇到问题。

“进入一个不同的市场，你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摆布”，他说，“当你不是当地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时，就没有政治上的保护措施来防止监管机构对你实施一些比当地的参与者更严厉的措施。”

“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市场，但在你的脑海中会有这样的想法：会出什么问题呢？”美国晨星公司的高级股票分析师格雷戈里·沃伦（Greggory Warren）说，“在中国，规则和政府态度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美国华尔街的标志——华尔街铜牛  视频截图

资产管理咨询公司“咨奔商务咨询”在上海的董事总经理彼得·亚历山大（Peter Alexander）指出，在与中国银行合作时，何为他所谓的“控制的谬误”。他表示，一些外国公司受到“短期思维”的驱动，急于分享利润。

于他们而言，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往往强调长期转变。配额制度意味着中国的资金外流受到严格控制，但企业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来将中国的储蓄资金推向全球市场。高盛集团预计，到2030年，中国家庭的可投资资产将达到70万亿，它计划向其客户提供“跨境”金融产品，而摩根大通集团也指出了中国资产的“全球潜力”。

“中国投资者对全球离岸市场的重视程度不足。”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资产管理总经理德西蕾·王（Desiree Wang）表示。

政治风险

抛开商业逻辑不谈，华尔街对中国的市场的热情与两国的政治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华盛顿，对美国金融业与中国的合作的审查正在加大力度。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本周表示，华尔街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中国结合”。他说，在“谁将决定21世纪的进程”的角力中，这种“脱节”是“我们国家的最大弱点”之一。

前几届政府试图推动美国公司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这反映在了去年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但目前仍不清楚拜登新政府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他对“以雇员为核心（worker-centric）”的贸易政策的重视。

康奈尔大学的中国金融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西方公司现在对在中国做生意“不再抱有幻想”，即使他们仍然对中国日益富裕的公民垂涎欲滴。

他说：“这些公司将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免陷入困境。”他又补充道：“虽然他们仍然有‘强大的游说机器’，但他们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能力已经极大地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制约。”

在周四的国会听证会上，当金融主管们被问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时，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说，中美关系“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

“有些地方我们显然是合作的，但有些地方我们又是对立的，”他说，“我们试图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驾驭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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