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德国 “反美主义” 由来已久，监听丑闻是颗新种子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如果日本国内存在一定的反美倾向，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日本在二战中败给了美国，还吃了两颗原子弹，战后又基本处于被美国独家占领的境地，直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虽然日本经济的复苏要归因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的扶持，但美日之后在经济领域又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如果拉美地区存在生生不息的抗美运动，我们也不会感到诧异，因为美国在那里长期推行霸权政策，进行干涉渗透，支持当地的右翼政府。
如果穆斯林仇恨美国，我们更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华盛顿在中东地区一直力挺阿拉伯人的宿敌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至今都无法真正生活在完全属于自己的国家里。
但是，如果说德国也存在“反美主义”，我们或许未必会马上理解。毕竟，二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德国的重新统一若无老布什总统的支持恐怕也很难实现。
可德国的确存在“反美主义”（Antiamerikanismus），而且，其源头很早。
何谓“反美主义”
1949年，美国曾进行了一次关于欧洲人对美国看法的大型调查，采访了欧洲不同国家各个阶层的人士。调查报告显示，许多德国人对美国社会还有明显的反感。他们虽然也承认大多数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并不真实，但依然贬谪美国社会的很多特点。在他们眼里，美国“是富得流油的国度，但同时又是极度贫穷、政治家腐败不堪、恶棍横行以及到处失业的地方。”
最近，“民主知觉指数”（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 DPI）进行了一次民调，发现德国人对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虽然颇有好感，但对美国的总体看法依然持批评态度。约三分之一的德国人（36%）认为，美国对德国民主构成的威胁超过中国或俄罗斯。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认为美国对全球民主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认为积极的只占32%。
一个国家的民众若对另一国长期反感，其原因一定不会那么简单。本文将着重谈谈德国“反美主义”的由来。
可是，谈论这个话题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何谓“反美主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并无统一的定义。
美国社会学家霍兰德（Paul Hollander）试图用以下六个词来形容“反美主义”：理念、态度、感觉、倾向、情绪、偏见。也有学者认为，反美主义是“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社会主义或保守主义”这类思想意识的一种变相体现。美国学者鲁宾斯坦（Alvin Rubinstein）和史密斯（Donald Smith）则将其界定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不加区别进行攻击的一种敌对行动或表达”。
学界之所以很难达成共识，一方面因为每个研究此课题的学者本身也有政治倾向，因而会影响各自的视角和结论；另一方面，世界上“反美”现象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原因相当纷繁复杂。
本文涉及的“反美主义”，既非针对美国政治、社会或世界观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结果，亦非针对美国政府某个具体决策提出的质疑或批评，而是关注这个现象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形式：1）广泛存在、更多基于感性认识而非认真了解之上的公众情绪；2）为满足某个现实政治目的而需制造 “敌视对象”（Feindbild）的各种运作。
必须承认，具有上述两种表现形式的“反美主义”与针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客观批评之间往往界限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还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尽管如此，我们在耐心观察和认真分析后还是能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某种本质区别，那就是：前者更多是无选择地“逢美必反”，后者则是有选择的理性批判。
但是，即便在“理性批判”的范畴内，人们也很容易陷入“以点盖面”的惯性中，从而由“理性”滑入“感性”。这也是很难就“反美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的“反美主义”
德国的“反美主义”具有较长的历史，甚至可以一直追溯至美国建国初期。
从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代表签下《独立宣言》的那一刻起，“反美”和“亲美”这两种倾向便如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诞生了。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以欧洲启蒙运动理念为立国之本。这既感动和激励了“旧大陆”的部分政治和文化精英，同时也招来了尚未摆脱专制和皇权传统的保守政治力量的仇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的若干诸侯贵族出于保守理念和与英皇室的血亲关系，站队大不列颠，加入英军奔赴北美前线；德裔移民和志愿者则加入华盛顿麾下的“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为新生的合众国而战。
首批去美国的欧洲移民主要是两部分：宗教纯粹主义或极端主义者（如在欧陆受迫害的清教徒）和追求致富的物质主义者。这也是美国文化中那种反叛、创新和商业混合物产生的根源。
在与家乡的通讯中，这些早期的德国移民一方面赞叹新大陆提供了“无限的发展机会”（unbegrenzte Möglichkeiten），同时也抱怨那里是“一个无文化的、矫揉造作的、缺乏同情心的和受机器控制的社会”，因而十分思念家乡那种文化氛围给人带来的稳定与安全感。
十九世纪奥匈帝国著名诗人雷瑙（Nikolaus Lenau）在股市投机失败后失去了一半家产，于是决定去北美置地发展。但是，那里盛行的物质主义让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大失所望，他很快便回到家乡。雷瑙称“美利坚合众国”为“美利坚合猪国”（die verschweinten Staaten von Amerika），这个口语化的蔑称反映了他对美国低俗不堪氛围的厌恶。他还说：“我们称为祖国的东西在那里只是一份财产保险单。”
雷瑙：“美利坚合猪国”（本文图片由作者收集）
归根结底，德国人和美国人对文化的体认完全不同：在德国，“文化”是衡量高雅艺术和情趣的一种“规范”，是超越世俗生活的一种自我精神解放，有点“出世”的意味在其中；在美国，“文化”是用技术手段征服自然和控制资源的结果，完全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更多是“入世”的做法。所以，对德国精英来说，美国受“功利主义”支配，其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
这时期的“反美主义”主要体现在“文化贬低”方面，认为欧洲文明是“阳春白雪”，美国文化是“下里巴人”。不过，它还只是“小众现象”，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合力，因而影响有限。
“反美主义”在德国大行其道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事情。
战争初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对欧洲战事尚在观望之中，名义上保持着中立。彼时，德国已有重量级人士发出警告：德国如果继续通过潜艇对英国实施海上封锁，必将危及美国的海权利益，华盛顿的介入只是个时间问题。右翼政党和军界主流则认为，美国出于利益和传统本来就会加入反对德国的协约国阵营（Triple Entente），所以它的所谓“中立”从一开始就是虚伪的。
1917年3月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布了德国外交部主政官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年初经由德驻美使馆拍给德驻墨西哥公使的一份电报。在这份公函中，齐默尔曼提出一个方案：如果美国放弃中立，德国将帮助墨西哥从南部向美国发起攻击，收复该国在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割让给美国的大约40%的领土（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尤他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部分地区）。
“齐默尔曼电报”被英国谍报机构破译并转给了美方。文件一经公布，美国舆论为之哗然，加上此前多艘美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美国民众顿时群情激昂。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但是，华盛顿宣布参战其实并非只是因为齐默尔曼的一纸电文触犯了美国众怒，更多是为了掌控战争进程以及战后秩序，为美国争取最大的政商利益。可以这么说，肢解德国并不是美国参战的首要目标。
第二年初，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了充满和平精神的《十四点方案》，为建立新的战后秩序提供了蓝本。同时，《十四点方案》也让处于军事逆境中的德国看到了一线“生机”。因此，美国的宣战虽然迅速点燃了德国的“反美主义”干柴，但此火未及燎原即被基本熄灭：德国的主流舆论中，“反美主义”一度被“威尔逊热”所取代。
大战结束前一个月（1918年10月），德国政府正式向威尔逊发出调停请求。
此举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判断：1）从地缘政治方面考虑，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被“盘剥”得无路可走的德国最后倒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2）美国出于经济考虑不会希望肢解或削弱德国，因为一个积弱的德国既无力偿还赔偿，也对美国经济的扩张并无益处，只有一个“健壮”的德国才是美国产品的最佳市场。
关于第一点，德国对美国立场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美国希望德国在摒弃霍亨索伦王朝后能建立议会制宪政府，加入西方阵营。可根据当时德国国内的政情，倒向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包括德国共产党（KPD）、社民党（SPD）在内的左翼力量相当强大，而美国中意的“德国民主党”（DDP）的分量还不够。
但德国对美国经济立场的判断则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固然也对德国市场感兴趣，但与更大的欧洲市场相比，德国的重要性就被“弱化”了。更何况，一个富有野心和强大的德国恰恰是欧洲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此外，德国对《十四点方案》也存在严重误判。德方认为，威尔逊的“民族自主权”立场或许能让那些德族占多数的地区在战后继续留在德境内，但它忽略了威尔逊计划的重中之重：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一美国国际治理模式（Pax American）。
为实现这个目标，威尔逊眼睛不眨就可以牺牲德国的利益（就如当时牺牲中国的利益一样），来满足其他列强、特别是法国削弱德国的愿望。所以，《十四点方案》明确规定德国必须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法国，波森（今波兹南）划给恢复了独立的波兰。出于战后欧洲力量均衡的考虑，威尔逊也不接受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
德国对战后迅速加入“国联”的预判也过于乐观。美国不可能立刻接受德国入盟，因为战后德国虽然建立了共和，但政治局面相当不稳，德国民主是否能存活还是个很大的问号。后来纳粹崛起的历史也证明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综上所述，德国在巴黎和会开始前把“劫后余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十四点方案》的倡导者威尔逊身上，但这注定会落空。果然，《凡尔赛条约》1919年夏出笼后，德国舆论“大惊失色”“大失所望”。
德皇威廉二世、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等战争主要决策者虽未受到制裁，但在法国的坚持下，德国不仅必须承认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而且还要割地（七分之一的领土）赔款（1921年4月之前必须缴付的额度为200亿帝国马克），战后军力和军工也受到严格限制（军队总人数不得超过十万）。就连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都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太苛刻。
但它却给德国右翼提供了最好的口实，使其获得巨大的政治“红利”，因为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出的种种“警告”最后都一一灵验了：譬如，不要被威尔逊的花言巧语（Sirenengesang）所迷惑； “德国建立民主政体后就会得到宽大处理”（eine maßvolle Behandlung）的说法纯属“忽悠”（Schwindel）；德国政府切莫轻信于此而放下武器。
德国漫画：“德国人，切莫忘记！”
他们利用《凡尔赛条约》的严苛，散布“背后捅刀说”（Dolchstoßlegende），认为左派因轻信威尔逊的花言巧语而对外放下武器，却在国内发动革命，致使德国丧失抵抗能力，最后不得不接受巴黎的“城下之盟”（Diktatfrieden）。在他们眼里，威尔逊及其和平宣传才是德国不幸（das deutsche Unglück）真正的始作俑者，美国是“道德沦丧”和“厚颜无耻”的世界霸权。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虽然英法是德国受到严惩的直接推手，但曾被视为德国民族命运“希望之星”的美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却成为德国官民失落和愤怒情绪的最大宣泄目标和“敌视对象”。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反美主义”在德国第一次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在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中。
魏玛的“亲美”和纳粹的“反美”
一战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
为了应对和解决巨额赔款问题，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发展经济，解决“民生”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发展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贸易关系成为德国精英阶层的共识。
一时间，“反美主义”在德国似乎偃旗息鼓，仅存于极右势力中。
与此同时，威尔逊的政治抱负，特别是他倡导的、并得到法国大力支持的“国际安全体系”（国际联盟）在国内遇到国会多数派共和党的坚决反对。
共和党更注重经济扩张、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担心威尔逊热衷的“国联”计划会将美国过度拖入欧洲冲突和国际治理的泥沼中，从而损害美国长远的经济利益。
最终，《凡尔赛条约》未获国会通过。
有趣的是，这个结果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强化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仲裁者”身份：战时的盟友因欠了美国不少贷款而有求于华盛顿；战败的德国因美国在赔款委员会中“一言九鼎”的主席身份而不得不仰其鼻息。
作为新的“世界霸主”，美国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由自己领导的所谓“非歧视性”（包括对德国）的世界经济秩序。魏玛共和国政府于是又开始“做梦”，希望如日中天的美利坚能帮助弱化苛刻的巴黎和约条款。
1921年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的《波特-诺克斯决议》（Porter-Knox-Resolution），为与德国签订单独议和条约奠定了政治基础。德国外长罗森（Friedrich Rosen）立即作出积极响应。共和党人哈定（Warren Harding）当选总统后，德美很快签署“特别和约”（亦叫“单独和约”），史称《柏林条约》。
对德国而言，该协议的最大好处是实际上修改了《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对美国的战争赔偿数额不再由美国一方、而是由一个专门成立的联合仲裁法庭来决定。
美国此举并非出于“慈善”立场，而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战时经济”转向“常态经济”的过程中正面临不小的挑战。还有，德国恢复经济急需外资投入，对食品和农产品的需求也很大。美国当然不想让英法捷足先登，钻了这个空子。
1923年，魏玛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签署贸易协定；第二年，美国推出“道威斯计划”（der Dawes-Plan），对德国战争赔偿做出了符合德国实际经济能力的新规定；1929年夏，“道威斯计划”被“扬格计划”（Young-Plan）取代，再次降低德国赔款的标准。
德国由此成为美国在欧洲最大的销售市场，两国关系随之进入“蜜月期”。
可惜好景不长。德美日益紧密的关系毁于1929年10月24日由纽约股市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美国对德国的援助贷款被迫停止，魏玛共和国失业率飚升，1932年时逼近30%。民众疯狂支持纳粹党和共产党，大城市的政治风标明显转向左右极端政治势力。
为了凝聚力量，极右党派竭尽各种煽动之能事，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重弹历史上的“反美主义”老调。只不过，这次还加上了“反犹主义”、“反资本”等“阴谋论”元素。譬如，1）美国作为强大的金融帝国，正在干涉穷困潦倒的德国的内政，使其更加依赖于它。2）美国如今已成为“犹太之国”。3）所谓“美国化”或“亲美主义”其实就是“犹太精神”（Judengeist）之体现。4）经济大萧条始于华尔街股灾，而资本的幕后推手犹太人就是这场全球灾难的始作俑者。
在这一语境下，本来是帮助协调赔款问题的“扬格计划”也被极右势力说成是“美元帝国主义（Dollarimperialismus）殖民德国的一种尝试。
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明确表示：美国的参战和“扬格计划”的实施都是美国金融高层的阴谋；美利坚合众国广袤疆域本来是北欧白人打下的基础，但最后却被贪婪钱财的犹太人所取代。他的结论是：拥有如此庞大的国体，加上犹太世界观在那里的影响持续增长，美国将会是个最危险的国家，也是德国未来“绝对”的敌手。
1941年冬纳粹德国对美宣战后，希特勒曾说过以下这段话：“我之所以不相信美国有什么伟大的前途，因为在我眼里它是个腐朽腐败的国家……对我而言，一个英国人要比一个美国人好一千倍……我对亲美主义充满仇恨和厌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比美国）更亲近一些……从精神状态上看，美国就是一个半犹太化半黑人化的社会。”
魏玛共和国时期，摇动“反美主义”这杆大旗的不仅是右翼，也包括左翼。“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共产党人认为威尔逊计划建立的国际秩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大阻力。只不过，随着纳粹1933年最终上台，德国二、三十年代的“反美主义”更多被涂上了右翼的褐色颜料。
文化“反美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新大陆的“大众文化”（Massenkultur）带着其特有的现代化活力和魅力在欧罗巴登陆，对欧洲传统的“雅致文化”（亦称“精英文化”，“纯粹文化”，“典范文化”）及其代表阶层“贵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20世纪之前的欧洲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贵族史。在此前的上千年历史中，欧洲贵族阶层主宰着政局，引领着文化。特别是在中世纪长期主导神圣罗帝国的德国贵族，不仅与欧洲其他王朝有着血脉关系，而且还自视是贵族中的贵族和精英文化的化身，即便在英法建立了资产阶级统治后，他们依然牢牢操控着德意志诸邦。
但是，这种“精英文化”只有在威权和皇权体制下才能得以延续和维持，也就是说，精英们必须掌握政治的统治权和文化的引领权。随着一战后欧洲帝制的崩溃和民主意识的普及，“美国式”大众文化在欧洲旧大陆的传播已势不可挡。
传统上趋于保守的德国人也开始接受甚至着迷于爵士音乐，美国流行歌手的歌曲到处可闻，好莱坞影片深受民众的欢迎，影院文化渐渐走俏。
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自传1923年在德国出版后，这位美国企业家的装配流水线技术很快被德国大企业采纳。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效率模式”也受到工业家们的青睐。体现在“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中的“信用创新”也很快被德国人接受。
难怪法国学者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曾主张把德国从欧洲整体中排除出去，因为在他眼里，德国已变成“欧洲的美国”。
如果说“反犹主义”（Antisemetismus）扎根于欧洲和德国的宗教传统中的话，那么，“反美主义”的源头则完全可以在德国的文化优越感中找到。
对自身文化极度骄傲的贵族们最先和最深感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因而也最鄙视和最反对这种被他们视为“下里巴人”的所谓“新文化”。换而言之，德国的“文化反美”最开始并非出于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而是出自一种“危机感”，即自己的“雅致文化”受到冲击、挑战和渗透后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
出于这种本能或傲慢与偏见，德国的“反美主义”具体表现如下：一方面竭力贬低和污名化美国的“大众文化”，最典型的说辞就是“美国是没有文化和历史的精神沙漠”；另一方面则大力突出和弘扬德意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观。
譬如刚进入20世纪就与世长辞的尼采，虽未亲眼目睹美国“大众文化”在德国的泛滥，却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预感到了这一趋势。他把美国工业和技术的威力批评为一种精神的空虚，美国人喘不过气的劳作是新世界独一无二的罪恶。
早在一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就显现出了向欧洲蔓延的势头，德国知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同行一道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诺尔特（Ernst Nolte）甚至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本身不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而是对“美国模式”的一种对抗。
由此可见，德国的“反美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保护主义”的表现，而且历来都是由精英引领的。譬如，早期的“文化贬低”源自贵族阶层，后来的政治“反美”来自左右极端政党，甚至还包括中产阶级和知识界。
1915年，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松姆巴特（Werner Sombart）发表《商人与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一文。
松姆巴特：“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牺牲”
他对英国的“重商主义”与德国的“英雄主义”进行了对比，洋洋洒洒列举了数千年以来对“资本家和商业主义者”（Kapitalisten und “Kommerzialisten”）的不良印象（也包括成见），得出“商人做交易，英雄作牺牲” （Der Händler macht ein Geschäft, der Held bringt ein Opfer）、“商人张口即权利，英雄所言皆义务”（Der Händler spricht nur von Rechten, der Held nur von Pflichten, die er hat.）的“两极化”结论。
一篇抨击英国“重商主义”的文章，后来怎么会变成“反美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呢？
德国文化精英的的逻辑是：既然英国是“商人”，那么，与英国一脉相承且体积更大的美国自然就是“超级商人”（Superhändler），是更大的唯利是图者。
由于右翼主导的“反美主义”主要服务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所以，松姆巴特强调德意志文化和精神传统的理论被披上“爱国主义”外衣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德国知识分子反美代表是一个叫哈菲尔德（Adolf Halfeld）的记者。他在一战后受雇多家德国媒体，常驻美国。1927年，他发表了一本畅销书《美国与美国化 —— 一个德国人和欧洲人的批判性审视》。该书至今仍被视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反美主义”的经典之作。
与今日西方很多驻外记者一样，哈菲尔德也没有去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而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强化偏见和成见。他虽然承认大机器生产“无疑是伟大的新生事物”（gewiss etwas großartig Neues），却把目光只盯着其负面效应，指出“规则的至高无上”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消亡”。他用栩栩如生的写作手法，迎合了德国人中业已存在的观点：德国高雅的精神文化与美国堕落的物质文明之间横卧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深壑（ein unüberbrückbarer Abgrund）。
希特勒上台前夕，哈菲尔德返回德国，并于1939年加入纳粹党。他生前一直从事报业工作，没有停止过写作和翻译。
那么，这一时期德国“文化反美” 与“政治反美”合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眼里，美国既没有文化精英、也没有公务员阶层，那里的工人阶级还缺乏政治觉悟。可就是这么一个把追逐物质当作成功标准的社会模式，其经济竟然在具有悠久人文传统的欧洲影响越来越大。这让德国知识界感到不解、沮丧、甚至恐慌，所以，他们把“美国范”视为很难与欧洲和德国思想模式相融合的“新物渗透”（Eindringling von einer Neuartigkeit）。
2）“美国化”已与“现代化”画上等号：如艺术领域的包豪斯风格（Bauhaus）、经济领域的“优化”机制（Rationalisierung）、政治领域的“政党政治”（Parteienstaat）等。德国知识界认为，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根基正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威胁，而战败后的德国社会似乎已失去抵抗能力，而且正自觉地接受“美国化”。
3）在不少文化精英的眼里，美式现代化是一种“堕落现象”（Verfallserscheinung），因此，反美就必须反现代化。被称为“保守革命”思想大师的斯宾格勒（Oswald Sprengler）在其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中警告文化“衰落”（Verfall）的危险。这里的“文化”特指旧大陆的“精神价值”和德意志的“民族身份认同”。
4）魏玛时期的德国还在舔着一战留下的伤口。在德国精英的眼里，这场战争也是为了争取“德意志的民族自由”（deutsche Freiheit），亦即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的独立生存权。美国的参战不仅碾碎了德国的这个“初愿”，而且还在战后不断增加对德国的影响。在这里，“反美主义”被逐渐上升到“保护德意志文化纯洁性和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高度。右翼直接骂魏玛共和国是“非德意志的美国舶来品”，认为必须消灭这个“美国化”了的政治体制。
“文化反美” 与“政治反美”合流，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它不仅体现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也反映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右翼的反美与民族主义挂钩，左翼的反美则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右翼势力往往喜欢把“美国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冲击和破坏“民族性”的同类事物，纳粹则干脆把两者定性为“犹太人阴谋”（Weltjudentum）的具体表现。
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反美主义”
由于美国的再次介入，德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化为泡影。与一战之后的情况不同，德国这次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完全丧失了“反美”的资本。随后的“冷战”格局导致欧洲和德国在“铁幕”之下一分为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被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反美主义” 在这里取得了类似“国教”的地位，成为其立国之本和施政义务，并与“民族主义”完全脱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在政治上则照搬了“民主宪政”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彻底加入冷战反苏阵营，经济上在“马歇尔计划”之后彻底“美元化”，生活方式方面也不可逆转地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反美主义”貌似偃旗息鼓，断层明显，原先反美的右翼保守势力转而变成亲美，而冷战时期的“外来威胁”也强化了这种亲美态度。其实，“亲美”也是一种依赖美国保护的生存需求。
尽管如此，西德精英阶层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抵制情绪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弥漫开来。当时的西德人实际上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一是对法西斯历史的反思（“去纳粹化”）；二是与冷战敌人的斗争；三是抵制美国式消费文化。
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这股抵制美国的“潜能”终于再次公开爆发，并最终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欧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越战游行
德国二十世纪“反美主义”的两次高潮（1920/30年代主要由右翼主导的“反美主义”和1960至1980年代由左翼引领的“反美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特点。
相同之处包括对“美元帝国主义”的批判、对本国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等）的否定以及对受压迫民族的同理心（1933年亚瑟·穆勒的“与后起民族共命运”理论和六十年代的“团结第三世界”理论）。
不同特点是，战后联邦德国要比战前魏玛共和国的“美国化”程度深得多。左翼主导的“反美”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他们从左派国际大联合的角度出发，甘愿与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美利坚而抗议的美国同龄人为伍，共同反对美国支持南越类似希特勒纳粹的法西斯政府，视越战为一场“阶级战争”（Klassenkrieg）。
从中亦可见，六十年代的德国“政治反美”已从“文化反美”中剥离开来，并在1980/90年代与“和平主义”潮流对接挂钩。这也是绿党诞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大背景。
这阶段的反美和平主义者认为，鉴于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并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德国人今后决不能再动用武力，哪怕有联合国或欧洲组织的授权。他们普遍反对北约部署中程导弹（“双重协议”），反对介入两伊战争等。和魏玛时期一样，反美主义者也骂联邦德国政府是“美国产物”（Amerikanisches Erzeugnis），只不过指向不再是德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对美国的依赖。
新时期的“反美主义”出现过两次低潮：1）美国对1989/90年德国重新统一的支持再次唤起德国人对美国的感恩之心。2）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的袭击引发了德国人对美国的同情之心。
然而，这两次“间歇”时间很短。
统一后的德国马上面临两次重大国际冲突：1990/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1-200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海湾战争时，国际联军有联合国授权；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时，北约的军事介入则没有联合国授权。德国政府出于对美国支持统一的感恩以及对北约的忠诚，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两场战争。
“9.11”事件后，德国总理施罗德对盟友美国公开表达了“无限支持”（uneingeschränkte Solidarität）。可是才过一年，面临大选的他义无反顾地改变了立场，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不会参与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
德国这次对美国说“不”当然不是施罗德“心血来潮”，而是体现了左翼“红绿”政府所代表的反战“和平主义”传统，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德国社会中生生不息的“反美主义”思潮。
从此以后，德国与美国虽然还是盟友关系，但美国对德国的政治信任丢失大半。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干脆将北大西洋联盟冷冻起来，对德国更是微词不断，甚至认为柏林比北京更可恶。
德国谴责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广告牌
小布什的“牛仔式”外交风格、奥巴马的“战略中心由欧洲向亚太转移”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使德国的“反美主义”再次抬头。现任总统拜登虽然重新回归所谓的“盟友外交”，甚至为此放弃了对德国“北溪2”项目的制裁，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几乎不可能。
结语
本文主要从反美“主体”（德国人）的视角概述了德国“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演变。其实， “反美主义”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本身的言行密不可分。
譬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横行霸道”，“长臂管辖”和“干预主义”，强行推行自己制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自诩“国际警察”，却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所谓的“理念”，不惜支持和策划政变和动乱等暴力行为来实现政权更迭；利用美元和军力优势以及联盟机制，长期把控全球的秩序和资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据说曾在国会上发出“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疑问。美国人不理解世界上“怨美”、“反美”和“仇美”的倾向从何而来，更不理解盟友中竟然也有与自己“不一条心”的现象（如德法2003年拒绝参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等）。实际上，全球对美国的反弹和抵抗是美国“凌霸外交”的结果。
日前，欧洲多家媒体联合报道了又一起情报系统非法窃听政要的丑闻。在斯诺登事件中已“臭名远扬”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这次在代号为“Operation Dunhammer”的行动中，通过丹麦的军情局（FE）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德国外长（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时任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以及挪威、瑞典等国领导人的电话。更不可思议的是，丹麦军情局不仅帮助美国人窃听盟国和邻国的政要，甚至连本国的政府和工业部门也不放过。
丑闻公布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均要求丹麦就此事作出说明，重申“刺探盟友，绝对不行！”的立场。欧美舆论虽然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和去年曝光“卢比孔行动”一样，在一天的新闻热度后很快归于平静。
是公众对这类丑闻已“司空见惯”？还是担心炒作此事会影响国家形象？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负面新闻犹如撒到地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再次结出“反美”的果实来。
追溯德国的“反美主义”历史，我们还能经常观察到“物极必反，器满侧倾”以及“作用与反作用”的机理体现，还有真实不虚的“因果”定律：德国精英一战后期如果没有对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方案》存有幻想和希望，也就不会在失望后产生如此深重的“厌美”情绪；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崇美”和“精美”，或许也不会有后来纳粹时期的“反美”和“仇美”；二战后的西德如果没有在“美国化”之下采取单边意识形态立场，六十年代的反美倾向或许就不会那么强烈。
同理，如果没有特朗普在任内对德国的微词和对北大西洋关系的破坏，德国官民对新总统拜登的期待也就不会那么高。如今在这样相对较“高”的期待下，如果拜登对新丑闻（斯诺登表示，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深深卷入”）处置不当，也许又会引发新变化。
目前，欧美关系总体来说似乎正在改善之中。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国家将进一步相互抱团取暖是可以预见的。但这种由理念维系和利益驱使的“共同立场”并不能彻底根除“反美主义”现象。
今天的“亲美”谁知道就不会是未来“反美”的伏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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