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巴以“两国方案”为何这么难？恐怕已裂变为“五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终于停火了。哈马斯的战斗力之顽强出乎意料，在停火前发射了460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则攻击了近800个加沙目标。加沙已有至少232人丧生，以色列方面也有12人丧生，包括2名儿童。
联合国分治决议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划分及1948年独立战争后的现状，在1967年六天战争后，整个地区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加沙是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被埃及占领，成为巴勒斯坦难民的聚居地。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加沙被以色列占领，在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中埃及放弃对加沙权力。2005年，以色列也无力消化加沙，被迫撤出打钉子进去的犹太人定居点和所有军事设施，加沙交还奥斯陆协议后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当局（简称PNA）。
1987年，哈马斯在加沙成立，90年代以自杀攻击成名，此后与以色列冲突不断。以军最终在2014年的加沙战争中打进加沙，但最后证明挖地三尺也没用，哈马斯还是会回来的，并在下一次冲突中变本加厉。
本次加沙冲突中，以军大兵压境，但最终没有入侵，就是顾忌劳而无功。内坦尼亚胡声称为以色列争取了好几年时间，但哈马斯从来不缺时间，时间并不在以色列这边。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主导了“亚伯拉罕协议”，促使以色列与巴林、摩洛哥、苏丹和阿联酋之间签订了和平协议。但这些协议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这些国家从未在巴以冲突中出手过，还在协议前就“私通”以色列，他们也从来不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支持者。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图片来源：中东非资讯平台
埃及、约旦继续遵守和平协议，但在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不光出于本身的政治考虑，境内的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后裔也是巨大压力，如约旦国王的王后就是巴勒斯坦裔。巴以继续冲突必定激起更加广泛的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美国还特别担心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借题发挥。
巴以冲突70年，历史一再证明，打是打不出和平的，谈也谈不出和平，其中坎坷一言难尽。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可能都不够用了，背后裂变为“五国”：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国家”、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一个国家，巴勒斯坦人则分裂成三个国家（或者具有某种国家功能的实体），耶路撒冷则是另一个很特殊的实体。
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加沙、约旦河西岸（简称西岸）和耶路撒冷、戈兰高地、西奈，不仅改善了防卫态势，也极大地扩充了占领的土地。
从建国伊始，以色列就大力鼓励海外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定居，新占领的土地（尤其是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是古代犹太人家园的核心部份，自然是理想的定居点。埃以和平协议进一步加强了犹太人的自信和安全感，加速了土地蚕食的过程。
犹太人定居点围困中的巴勒斯坦人村庄。图片来源：路透社
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的犹太人定居点。图片来源：路透社
突入巴勒斯坦土地的犹太人定居者得到以色列军人的直接保护。图片来源：新华社
很多犹太人定居者还自己拥有武装。图片来源：美联社
被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二等公民，一方面只能为犹太人打工，一方面自己的家园被逐步蚕食。据报道，只有1/8获得大专学位的巴勒斯坦人能找到学有所用的工作。巴勒斯坦民间积怨越来越深，贾巴利亚难民营门口的车祸终于引燃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
车祸在一辆以军卡车和一辆巴勒斯坦人汽车之间发生，车上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大量巴勒斯坦人上街示威，很快发展到扔石块和燃烧瓶，以色列出动大量军警镇压，冲突一直延续到1995年。这时苏联已经解体了，美国正在冷战胜利的狂喜中，克林顿要一举解决巴以问题，主持了奥斯陆协议，确立两国方案，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平息了。
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犹太人蚕食巴勒斯坦人土地和哈马斯自杀攻击的交叉火力下，此后几年的和平进程使得巴以双方都深深失望。2000年，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戴维营谈判破裂，双方无法解决的死结在于：土地划界、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权、以色列的安全这四个方面。
“两国方案”的基础是按照1967年前的边界划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括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以色列为犹太人的国家，巴勒斯坦为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但在1967年后，西岸已经布满了犹太人定居点，大片地区已经不可能交还巴勒斯坦控制，使得按照1967年边界划界实际上不可能，因此“两国方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
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是圣城，对巴勒斯坦人也是圣城。阿拉法特坚持要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首都，以色列坚决反对耶路撒冷分治，尤其是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老城只有不到1公里见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几乎是互相重叠，也确实不好划分。
问题是，耶路撒冷是伊斯兰的第三圣城，但70年的巴以冲突使得耶路撒冷对穆斯林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三圣城的名义地位，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也因此绝对不能再放弃。
在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70年后，难民后裔增长到几百万，东道国坚持他们的难民身份，拒绝归化，以色列也拒绝他们回归。这几百万难民一旦回归，巴勒斯坦人将在人口上淹没犹太人，还有归还被侵占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财产问题，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恐怕国将不国。
但难民回归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人权。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永不与以色列谈和平，不断的自杀攻击使得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能否遵守和平承诺失去信心。20年后，巴以在这些点上丝毫没有移过地方，再过20年或许依然在原地。这是巴以死结的症结所在。
戴维营会谈破裂后，尤其在沙龙带领利库德集团的人登上圣殿山后，巴勒斯坦人爆发了第二次大暴动，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也是哈马斯强势崛起的时代。因为哈马斯更加能打，甚至部分对PNA绥靖路线不满的法塔赫人员也投奔了哈马斯。
阿拉法特在最后的日子恢复了斗士姿态，在以军坦克的围困中坚持不屈，但在送到法国医疗的时候离奇死亡，这也使得有说法认为他是被摩萨德毒死的。
如果属实，这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因为阿拉法特是最后一个可以把巴勒斯坦人凝聚到一起的领导人。阿拉法特之后，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分裂不可避免，“两国”也就不可能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与和平交臂而过。
哈马斯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办学校、办诊所，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在经济上，哈马斯搞得一团糟，在政治上，受到欧美的抵制和围困，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哈马斯比贪腐、无能的PNA更得人心。
在2006年大选中，阿巴斯当选PNA总统，但哈马斯赢得议会多数。双方很快破局，2007年，哈马斯把法塔赫武装力量赶出了加沙，从此加沙成为哈马斯的独立王国，PNA无法染指。
哈马斯的伊斯梅尔·哈尼亚（左）曾经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右）的政府内短暂出任总理
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穿梭，但依然坚持与PNA对话，要确保哈马斯不能在美国援助的重建中得利，这是自说自话。美国要么被彻底隔离于加沙的重建之外，要么必须通过哈马斯，PNA是指望不上的。事实上，哈马斯的势力在西岸也在增长，与法塔赫激进势力从两个方向挤压阿巴斯的政治空间。布林肯可能很快连PNA都要对话不上了。
“两国方案”在理论上依然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国的共同方案，但现在“两国”分裂成“五国”——当然这是形容，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确实存在五个独特的政治实体，每一个都在通向和平的路上有迈不过去的坎。
以色列是五个实体中最强大的，也是经济最发达的。以色列的致命错误在于，以为和平是可以打出来的，以为用既成事实和时间可以解决侵占巴勒斯坦人土地和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的问题。
只要以色列不放弃强权即公理，不放弃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犹太人谋利益，就不可能得到和平。犹太人回到锡安，是为了回到永恒的和平与公正之地；但在现实中，以色列跌入了永恒的仇杀之中，并对巴勒斯坦人制造了最大的不公正。
随着对和平的失望和对巴勒斯坦人反抗的反弹，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主义情结在上升，政治上整体向右转，“犹太人的以色列”成为主流，在西岸扩大犹太人的地盘被看成犹太人的使命，但蚕食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必然造成更多冲突。
据2017年CIA世界手册数据，西岸有213个合法的犹太人定居点和132个非法定居点，在东耶路撒冷还有35个定居点。据2018年数据，西岸有41.8万犹太人定居，另有21.6万在东耶路撒冷定居，犹太人定居者的数量还一直在快速增长，而2021年整个西岸的总人口才295万。
以色列的死结源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不惜牺牲也要回归故土，但故土上巴勒斯坦人已经世代居住在这里。犹太人在石缝里打出一个国家的代价是，岩石会不断滚回来，试图填满石缝。
为了确保安全，犹太人只有扩大土地，增加人口，尤其是增加犹太人移民，但必然与还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进一步争抢土地。争抢的压力成为进一步扩大人口的动力，人口压力迫使进一步争抢土地。所以犹太人扩大定居点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也是现实人口压力的必然，也必然激起巴勒斯坦人更加激烈的反抗，这是一个死循环。
以色列的战术问题则是上层路线。不管是利诱，还是威胁，都是从上层下手。维茨曼找沙特国王“通路子”是这样，沙龙用坦克炮逼着阿拉法特让步还是这样。问题是犹太人习惯在对手不肯让步的时候，用弱化的方式迫使让步，然而在草根反以色列情结强烈的时候，弱化上层的唯一结果是脱离地气，原来的领导力反而丧失了。
美国也起了恶劣的作用。特朗普不仅力挺以色列，还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并关闭了面向巴勒斯坦人的总领事馆，以表示对以色列独占耶路撒冷的支持。美国“拉皮条”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没有带来有意义的和平，反而使得以色列右翼更加忘乎所以。
特朗普造成的既成事实使得拜登很难走回头路，只能用重开耶路撒冷总领事馆走部分回头路，暗示对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诉求的隐晦支持。
加沙是另一个独立的实体，实际上已经与西岸分离了。由于人口太密集，加沙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种族单纯的地方。在西岸有大量犹太人移民，在以色列有大量的巴勒斯坦居民（以色列坚持称他们为阿拉伯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因为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是一个忌讳），耶路撒冷自然更是混合居民。
西方惯于指责哈马斯挟持加沙人民作为人质，这要么是习惯性的想当然，要么是对真实现状的有意掩饰。要是哈马斯违背加沙民意而挟持了加沙人民，以军打进去时，把合法的法塔赫请回来就解决问题了。事实是以军撤出后，哈马斯的民意基础和战斗力都越来越强。
加沙的贫困化极端严重。2020年西岸和加沙的失业率高达23.4%，其中西岸实际上只有15%，加沙高达43%。2016到2017年，西岸和加沙的贫困率（日收入在5.5美元PPP以下）高达22%，但西岸实际上只有9%，加沙高达46%。
贫困当然增加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否则西方的援助就能有效缓解加沙问题。
哈马斯控制加沙也不是问题，在哈马斯出现之前西方就已经开始援助了，要真是哈马斯碍事的话，让以色列出兵、西方出钱也能搞定。巴勒斯坦人最大的愤怒还是在于对以色列侵占家园的仇恨，而让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是以色列绝对不愿做的。
哈马斯武装实力有各种说法，火箭弹有多少、有多管用也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哈马斯决心长期战斗，绝不妥协。哈马斯当然有自己的问题。以色列是以民族自救和宗教热忱建国的，哈马斯走的是同样的路。以色列这条路走死了，哈马斯这条路也同样走不通。
哈马斯的2017年新宪章接受加沙、西岸、东耶路撒冷为过渡时期的巴勒斯坦国，也澄清了武装斗争的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但这离哈马斯和以色列和平共处还差得远。
哈马斯不是彻底无视经济发展，但确实把加沙经济搞得一团糟。西方援助不能解决加沙的贫困问题，离开西方的援助，加沙人民更加困难。在政治上，哈马斯必须与以色列坚决斗争，必须与西岸的PNA投降派坚决斗争，这也使其关闭了援助之门。
加沙的人口问题比以色列还要严重。就在这片约5公里宽、70公里长的狭长、贫瘠的海岸沙漠，1970年还只有34万，2000年已经增长到113万，2010年160万，如今达到200万，而且一半人口是少年儿童。人口进一步爆发性增长指日可待，人口也是加沙的压力点。
美国真有心解决巴以冲突，把加沙人口接一半到美国，哈马斯的影响力就不攻自破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西岸和PNA是另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很难与加沙-哈马斯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了。
PNA也不愿对以色列妥协，戴维营会谈就是因为阿拉法特和巴拉克都拒绝妥协而破裂的。但今天的PNA拒绝妥协只是为了保存被贪腐、无能消耗，所剩不多的政治信用，老态迟暮的阿巴斯不只是在恋战，还是在抓住老法塔赫影响的最后一丝希望，但加沙已经丢给哈马斯了，西岸的法塔赫少壮派也不买账，内部压力剧增。
从经济上来说，虽然西岸的处境比加沙好得多，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愤怒。巴勒斯坦人在被割裂的西岸巴勒斯坦区之间通行时，必须通过重重以色列检查哨，犹太人定居者穿越巴勒斯坦区却可以扬长而过。西岸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巴勒斯坦人主要到以色列工作，在工作许可和工作机会上饱受歧视。
按照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A区（绿色）为巴勒斯坦区，B区（深红）为巴勒斯坦区，C区（浅红）已有犹太人定居点，由以色列管理，蓝色为耶路撒冷，但整个地区都为约旦河西岸。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PNA的保安部队与以色列军警的合作良好，一方面有效维持治安，另一方面也很难不被看成巴奸、伪军。
西岸同样有人口压力。1970年还只有69万，2000年增长到125万，2010年252万，现在达到295万。理论上，“两国方案”中属于巴勒斯坦的整个西岸只有A区完全在PNA控制之下，犹太人在B区大力蚕食，在C区更是自由定居，而巴勒斯坦人被拒之门外。巴勒斯坦人不能在整个西岸定居、生活，PNA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还不算“无土的人民”，这极大地影响PNA的合法性。
以色列（还有美国和整个西方）只有PNA可以作为谈判对手，但对PNA的挤压和弱化貌似有利于更加强势的谈判地位，实际上是把PNA去合法化了。
PNA则反过来，其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与以色列（还有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谈判资格，越是对抗，越是受到排挤，不重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的话，实际上无路可走。但PNA已经走不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了，这正是法塔赫内部裂隙之所在。
以色列阿拉伯人是独特的实体。在1967年六天战争前，以色列阿拉伯人差不多算和平相处的模范，这也是“两国方案”曾经在以色列受到广泛欢迎的民意基础。但在2021年加沙冲突中，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邻居发生大规模冲突，以色列政府惊呼“内战”，说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极大变化。
据2019年以色列统计局数据，以色列有189万阿拉伯人，占人口20.95%。以色列阿拉伯人都是以色列公民，但组成复杂，不光有通常认知的原住民巴勒斯坦人后裔，还有基督徒、加利利贝都印人、内格夫贝都印人、德鲁兹人，这些族群多认同以色列，但以色列阿拉伯人比较分裂，而且越来越多地认同巴勒斯坦，开始显示出令犹太人担忧的离心性、凝聚性和协调性。
由于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心态，也由于散居在以色列各地，以色列阿拉伯人独立建国是不可能的，也对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只有同情而不可能融合，由于长期被歧视，在认同和心态上发生了变化。
比如，经常无端被以色列安全机构盯上；在很多事情上不能与犹太人同权，在2018年生效的以色列基本法（Basic Law: Israel – The Nation 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中，规定只有犹太人具有民族自决权，只有犹太人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议会里，阿拉伯议员只有有限的批评以色列的权力，但犹太人议员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巴勒斯坦；多数议员可以因为不当言论而投票决定驱逐当选议员，由于阿拉伯议员是少数，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发言权。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难民亲属无权回归，无权要回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和财产。
事实上，本次加沙冲突的起因就是，4户从1957年就开始住在东耶路撒冷现址的巴勒斯坦家庭遭到法院驱离，原业主是犹太人。在以色列法律里，同为在战争中被驱离的难民，犹太人可以要回财产，而巴勒斯坦人则无权回归或者要回财产。这样的极端不公正很难不引起感同身受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激愤，在洛德、特拉维夫郊区和北方海岸城市等地与犹太人邻居发生大规模冲突，震惊了以色列上下。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政治上是既不容于犹太人的独立实体，也不可能与哈马斯或者PNA融合，他们的出生率远远高于犹太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未来政治走向可能是以色列最大的定时炸弹。
耶路撒冷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其三教圣地的独特身份正在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彻底割裂，圣殿山上的暴乱、把巴勒斯坦人挤出东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尤其是旧城内）作为巴勒斯坦首都都使得耶路撒冷不断成为热点和导火线。耶路撒冷只能是独立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外的实体。事实上，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耶路撒冷既不是以色列的，也不是巴勒斯坦的，属于国际共管，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
阿克萨清真寺（右，黄圈标识）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地盘，西墙（正面）属于犹太人的地盘
自从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以来，圣殿山就由伊斯兰长老会管辖，山下的西墙则属于犹太人的地盘。但阿克萨清真寺（还有左面的圆顶清真寺）实际上占领了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二圣殿的位置，这也是犹太教特别神圣的地方。
耶路撒冷还不到一公里见方，但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方。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耶路撒冷老城实际上分为四个区：穆斯林区、犹太人区、基督徒区、亚美尼亚人区。亚美尼亚东正教在原生基督教里具有独特的地位，所以在耶路撒冷老城里有独自的一个区，这是很特别的。
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只能推进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下，再也无力推进，后来被占领区成为西耶路撒冷。约旦控制耶路撒冷老城和以东地区，以后这里称为东耶路撒冷。即便如此，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控制了斯科普斯山的一块飞地，在1967年六天战争中，以军首先打通与飞地的联系，然后攻入耶路撒冷老城。
现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控制之下，但在耶路撒冷之外，还有伯利恒、希伯隆、拿撒勒等圣地。伯利恒是耶稣诞生之地，拿撒勒是圣母玛丽的家乡，也是天使告喻神孕的地方，对基督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旧约里，上帝立大卫为以色列之王，命他以希伯隆为都统治犹太人，希伯来文就以希伯隆得名，这里对犹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地方都在PNA控制之下，各教人士参拜都没有问题，但犹太人急欲重新控制的意图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色列建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也称锡安主义，但锡安主义分为好几个截然不同的分支，唯一共同点是在以色列建立犹太人的国家。
在独立战争到六天战争时代，工党派锡安主义主导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本·古里安、果尔达·梅厄、摩西·达扬、西蒙·佩雷斯等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宗教上倾向无神论，在来源上以东欧犹太人或者在二战前已经移居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犹太人为主，“犹太人的国家”的目的是民族自救，故土也不拘泥于古代以色列的疆界，重要的是犹太人有一个家园。埃胡德·巴拉克可能是最后一个还有点领导力的工党领袖，工党派锡安主义势力现在淡出了。
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暴动之后，欧美背景更强的自由派锡安主义开始占上风。自由锡安主义直接来自西奥多·赫策尔和海姆·维茨曼的早期锡安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更倾向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具有中产阶级情结。
自由派锡安主义曾经在工党派锡安主义和改革派锡安主义分道扬镳时更加超然。改革派锡安主义也不强调宗教色彩，在回归以色列问题上更加原教旨主义，坚持要犹太人占领整个圣经时代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就是要排除非犹太人的。
对他们来说，犹太教圣经不是教义，而是永恒有效的法律文件，这就是犹太人复国所需要的全部法律依据。在建国时代，这是少数派，以贝京为主要领导人。自由锡安主义本来比较超然，但越来越向改革派锡安主义靠拢，也从没有宗教倾向转向与宗教锡安主义合流，后者分基督教锡安主义和犹太教锡安主义。
基督教锡安主义基于圣经中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为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先兆，以帮助犹太人和以色列为上帝赋予的责任，美国共和党内支持以色列势力大多与基督教锡安主义情结有关。
犹太教锡安主义现在主要存在于以色列，从犹太教义出发，以重建以色列和光大犹太教为上帝赋予的天职。自由锡安主义与犹太教锡安主义合流，在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以色列政治的主流，利库德集团和沙龙的前进党就是代表。
六天战争还是在工党时代。当摩塔·古尔的伞兵旅占领圣殿山时，情报处长埃齐蒙带人到圆顶清真寺的顶上升起六角星的大卫旗。当达扬在望远镜里看到时，急忙通过无线电命令古尔把旗降下来：“你难道想把整个中东都拖到战火里吗？”埃齐蒙明白厉害，但实在不愿意自己上去把旗降下来，只好命令手下士兵上去。
由于升旗、降旗很快，大卫旗飘扬在圆顶清真寺上的景象没有被新闻记者拍下来，没有造成事端。55年后，埃齐蒙回忆起这段历史，庆幸达扬及时下命令，否则巴勒斯坦人大暴动在55年前就爆发了。达扬也在以军占领圣殿山几天后就请回伊斯兰长老会，把圣殿山交还。
这在宗教锡安主义情结强烈的今天是不可思议的。沙龙带人硬闯圣殿山正是引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的导火线，内坦尼亚胡推出的《以色列基本法》更是具有强烈的改革派锡安主义的影响，如果不是国际舆论大哗，本来还要批准在圣殿山下钻洞考古，被穆斯林认为是阴谋动摇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的基础。
在建国时代，犹太人对犹太教义并不纠结；那时的巴勒斯坦人也对伊斯兰教义没有现在这么狂热。危难和艰辛强化了宗教的凝结和认同作用，如今宗教成为巴以冲突解不开的结，从十字军东征到以色列建国从未成为热点的耶路撒冷，如今成为现代世界的频频入境的热点。
耶路撒冷只能单独成为一个实体，尤其是多事的老城。不管是在犹太人控制下，还是巴勒斯坦人控制下，都会不断成为热点。但国际共管，谁是国际？这又是一个貌似有解但实际无解的问题。
奥斯陆协议后，巴以离和平越来越远了，美国有一些人认为，巴以冲突的唯一解是“无解”。犹太人被驱离故土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消亡后自然地留给后人了，巴勒斯坦人被驱离故土的问题或许也要在Pax Americana消失后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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