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巴以冲突，中国能做什么？
【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逸语道破》加更。
今天的内容讲巴以冲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武装冲突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之前王毅外长到中东六国出访的时候，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有过一番描述：从历史上的人类文化高地，到现在当今世界的安全洼地，源自于域外国家把中东地区当成一个地缘政治争夺的对象。
王毅外长3月24日起访问中东6个国家，3月30日行程结束。他曾到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阿联酋及巴林。（图源：路透社）
这番话当时听起来，我们对它的理解还相对比较抽象，停留在某些概念和术语的层面。已经持续了5天而突然升级的巴以冲突，让大家明显感觉到了什么叫“世界安全的洼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核心焦点之一。
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风险的情况下，这个洼地呈现出一种激烈冲突的场面。所有对人类的共同命运，对基本人道主义有着关切的人们，都会感到痛心、焦虑，同时也会有一丝疑惑，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有效解决？
当地时间5月15日，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地带一座办公楼，楼内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美联社等媒体的办公室。（图源：中新网）
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常见的维度：
第一，历史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复杂性。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立国时期、中东战争时期，甚至可以再追溯到几千年前关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还有罗马帝国等在这个地方上演的争夺。
同样，国内政治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次冲突的双方，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强势鹰派团体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之间所谓的敌手共生的关系。两边看上去是水火不相容的，都是鹰派，但是他们在本国内部的政治势力、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方与他进行的某种另类的配合与合作。
有很多分析和评论指出，在这次冲突之前，内塔尼亚胡刚刚失去了组阁权。他刚刚把组阁权交出去，不管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相对温和的政治派系，在正准备进行组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了这场冲突。
2019年9月25日在耶路撒冷拍摄的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右）与总理内塔尼亚胡握手的资料照片。当日，里夫林宣布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图源：新华社）
而且很明显首先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包括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的一些举措激化了冲突和矛盾。是以色列向长期处于准沸腾状态的愤怒情绪仇恨中，扔进去了加强反应的催化剂和直接的点火剂，把整个火焰烧起来。这显然是有它的政治考量，并且这个政治考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立竿见影地取得了回报。
另一边，巴勒斯坦激进的极端抵抗派代表哈马斯也非常迫切地需要和希望（冲突）。巴勒斯坦的状态也比较奇怪，他们最近刚刚宣布了推迟议会选举等等一些举措，内部政治权力处在一个不确定状态。哈马斯也有兴趣通过这样一种强烈的回应，为自己在巴勒斯坦民众当中收获更多政治上的支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特殊的结构：看上去双方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是在各自的阵营内部，它所具有的话语权与对方的强势回应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共生关系，这其实是挺畸形的一种结构。我自己本人不做中东问题研究，利用相关的知识和储备挑选一些我认为相对靠谱的评论，跟大家分享这种观点。
造成这种畸形安全结构的外部因素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国家，一个是导致畸形的安全结构、导致全球安全洼地的巴以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国家——美国。另一个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国家尝试为中东地区、为巴以民众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一个新出现的域外大国——中国。他们两者的认知、目标、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先说美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复杂，渊源流长。一般来说大概在2006、2007年的时候，以写大国政治悲剧出名的美国研究者米尔斯海默，和对军事理论、势力均衡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两人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在这个文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本专著，讲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之间的关系。其中对此有比较清晰的描述。
引用那本专著的观点，大概有几种区分。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冷战时期尤其如此。对于美国来说，借助对以色列的支撑，构建出一种非常特殊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使美国在中东这个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区域获得自己独特的优势，获得了一个楔子可以打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是美国特殊的战略资产。当然有人指出当冷战结束之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资产的价值其实是呈现下降态势的。尤其是在出现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从战略需求上来说，美国传统意义上倒向无条件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已经形成了越来越显著的负面冲击和挑战。“战略资产说”现在面临着冲击和挑战。
第二种是道义说或者是价值说。美国把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态度进行了某种绑定，支持以色列就是支持犹太人，如果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包括用国家政策、行为甚至在表态上，就会被认为反犹太人，这在西方是非常特殊的。
历史上，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区被征服之后，犹太人在全球流离失所。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欧美国家，尤其是欧洲，都出现过不同程度对犹太人的排斥，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系统性地推行了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二战德军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资料图）
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西方在道德、情感以及心理层面对犹太人形成了愧疚，要进行校正。在西方政治环境下，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在西方可能会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他会被贴上一个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的标签。而且这个标签一旦贴上去之后，整个欧美的精英媒体圈子、学术圈子，都会进行排斥。
这有一定客观历史基础，同时又得到人为的塑造和巩固这种认知性的环境。在这种认知性环境中，任何对于以色列具体政策的调整，都可能带来美国国内政治上的严峻后果。
第三种，由个人和实体构成的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政治当中生态性的存在。它在美国政治生态中的影响力有多大？有人这样说：美国参议院100个议员 100个参议员，把一张餐巾纸摊在上面，不需要花多长时间，就可以让70个参议员在上面签名。这就是犹太院外游说集团在美国所具有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能力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多政策出现了一个问题。游说的惯性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甚至压制了美国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是坚定的美国国家利益捍卫者，在他们看来，以以色列为例，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包括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上，应该越来越多在冷战后的世界扮演一个所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就是说保障以色列基本生存安全，但是不应该无条件一边倒地偏袒向以色列。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当冲突爆发前后这届拜登政府做了什么？今天有材料披露出来，冲突爆发前5月7日前后，美国国会得到了拜登政府的一份通知，拜登政府决定向以色列出售7亿3500万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差不多是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一周。
我们现在看到炸的铁雷滚滚的这些精确制导武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就来自这次批准，或者有直接关联。
5月10日晚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向耶路撒冷发射多枚火箭弹。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向加沙地带的巴方武装目标发动空袭（图源：Getty Images）
对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极端鹰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这届美国政府将继续维系对以色列极其偏袒性的支持。冲突爆发以后，联合国安理会积极介入，2021年5月份，中国充当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开了好多次会。但是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三次使用否决权，否决联合管理会通过任何一个包含对以色列有谴责的内容和关于局势的声明。事实上瘫痪了安理会的工作，这是赤裸裸的、传统意义上具有显著单边主义色彩的对以色列的袒护。
在投票过程中，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这五常里面，唯一一个投否决票的就是美国。其他四个，包括强调美英特殊关系的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也加入到呼吁中东地区紧急停火、不要升级，避免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呼吁当中去。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围绕冲突，中国的态度在中文互联网网络舆论空间、在全球媒体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中方表态的核心起点和依据是1967年边界基础上的两国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任何一方没有办法彻底消灭对方的情况下，这是能够得到均衡的解决方案，是一套机制和规则。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国家，一个以色列，一个巴勒斯坦。当初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对温和派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所谓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也明确了巴勒斯坦的建国方案。当然推进方案是极其艰巨的，推动这些方案的温和派领导人通常会面临不仅是来自对方的冲击，更多的是要说服本国内部的激进派别。
巴以边境线变化（资料图）
当然更重要的是域外国家。我说的很直白，今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闹成这副样子，与美国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讽刺的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已经形成了一种负面绑定。以色列中间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可以无条件从美国获取行动上的支持，也就是俗称美国给以色列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这空白支票倒不见得一定是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开给它的，但之前有这种嵌套的利益集团，使以色列可以不停地在备战领土上，采取扩建定居点这样一些举措，来获得一些实体性的利益，比如说面积的扩张。但它一定会引发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国家方面的敌意反应。
这种敌意反应单纯靠以色列本身是很难进行有效应对的，于是它会反过来强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从美国的角度上看，它会因此认为这更加有效地形成了对以色列的控制，而以色列会成为它在中东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资产。然后双方就持续绑定。
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发现它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近似于棘轮效应，只能往前、只能升高、只能提升，很难往后退、很难降档。
这个代价就是美国跟阿拉伯国家关系在一般意义上的恶化。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尴尬的局面，举个简单例子，当年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希拉里·克林顿自认为是，她策动的互联网自由战略在埃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讨厌穆巴拉克的埃及青年民众一定是对美国有好感的，于是她做了一个在线的研讨会，在精细挑选出来近10个问题当中，有超过一半是跟巴以问题有关，而提问者的基本态度就是，美国为什么奉行这种偏袒以色列的不公平政策？
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它如果没有勇气在巴以问题上秉持公道的立场，美国就会被这个东西劝进去。在此过程当中美国领导人都会付出代价，除非是像“懂王”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一方，来获取国内具有激进民粹主义倾向的部分保守派的支持，交换成他国内的政治选举。对大多数美国政客来说，这不仅有损于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对于这些政客本身的政治利益也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选择。
我们讲了公道跟正义，公道跟正义是什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基础上的建国方案。王毅外长在跟巴基斯坦外长通电话的时候，表明了中方在中东、巴以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安理会就巴以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是有强制性、合法性、合理性的。
中国要做的就是联合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有效克服美国霸权主义干扰。在中东地区推动以巴勒斯坦建国为基础的两国方案，让这套东西能够真正的开始执行。站在巴勒斯坦普通民众和以色列普通民众的角度，两国方案未必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是最务实、最合理以及最接近可操作性的选择。其他不管多少美化的理由，它在实践过程当中缺少可操作性，不够均衡。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随着事态向下发展，短期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无条件偏袒的概率可能性很低。但我们会目击两个国家在不同方向上有两套主张，在中国这边会看到对真正的以联合国为框架和基础的多边主义的认同和尊重，以及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积极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中东地区，去推进、去维护、去建设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美国，一个已经没有办法高效地为特定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昨日黄花的霸权国家，有很多动作。它可以发挥否定性的作用，盯着陈年的结构不放，在它彻底凋零退让之前仍然很有效。
2021年5月12日，以色列炮兵部队向加沙地带射击。（图源：AP）
这是国际政治令人无奈的一个层面，直接来看，尤其是冲突双方的普通民众会付出代价。客观上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样规模的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在当地爆发真正意义上非常严格的所谓人道主义灾难的概率是很高的。而这种灾难是一些政客为了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烧起的一把火，趋于失控。这是传统的主导国家没有办法做出有效回应而酿成的一个悲剧。
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遇。某种程度上美国的不作为、简单的因循守旧，给在这个区域推动新的安全架构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中国如果能够严格遵循联合国的框架，在安理会的架构下做公道事讲公道话，站在公平和正义的角度，为这个已经持续了非常长时间的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推动它朝着正确解决的方向正确的前行，对我们来说可能成为一个见证。
在崛起和实现两个100年伟大目标过程中，中国国际战略的谋划能力提供了创造性、非传统的方式，去提供地区性公共安全物品。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和一种非常重要的尝试。
这条道路是很漫长的，提醒我们事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提醒所有关注中国崛起的人，尤其是带着对全人类的人道主义，关切善良的人们来说，中国崛起的道路过程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在此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为它做出相应的贡献。
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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