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设置婚俗改革试验区 媒体：移风易俗遏制婚俗不正之风

今年4月，《民政部关于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批复》向社会公布，经地方申报、实地调研、综合评估等后，将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3年。

民政部要求，上述实验区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婚俗不正之风，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婚俗改革试验区是一项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措施，旨在推动婚俗的文明化、去低俗化，弘扬时代婚俗新风、实现精神小康。同时，考虑到婚俗改革的复杂性，改革必须把握好尺度，相应的制度及法律保障需要及时跟上。

仪式烦琐花费甚巨

婚俗陋习令人苦恼

一场婚礼，预算30多万元。

曹女士在电话中向《法治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正在筹备的婚礼。同为27岁的曹女士和蒋先生家住浙江省绍兴市，他们预计明年年初举行婚礼。二人粗略算了一笔账，发现剔除所有不必要项目后，一场婚礼的预算刷新了他们对结婚花费的认知。

“嫁妆彩礼、‘四大金刚’、三金五金，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这些都是婚礼上必备的。”曹女士说，“四大金刚”指的是婚礼主持人、跟妆师、摄影师、摄像师；“三金”包括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3种金饰，“五金”则比“三金”多两样，即手镯和脚镯。

此外，喜糖也有讲究。“我们当地的风俗要求喜糖分大糖、中糖、小糖，大糖给当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中糖给父母的同事，小糖给老家村子里的人。每份喜糖里还要放一包烟，费用一下子就上去了。”曹女士说。

婚礼场地更是花销的大头。曹女士称：“婚礼当天走仪式的酒店需要提前订，而且场地布置也要请专门的团队。据我了解，布置好点的都要近10万元。”

曹女士和蒋先生原本只想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宴请一些关系好的亲友，但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说“家里结婚都是按着风俗走的”。对此，曹女士直言自己就像是被当地婚俗架起来推着走。

提到婚俗，让曹女士感到不能理解的还有很多。曹女士和蒋先生早早将结婚日子定在明年二月，就是因为当地习俗要求夫妻二人“走亲戚走满一年的节日”。也就是说，从今年五一开始，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他们两人都要请曹女士父亲这边的亲戚吃饭，还要送礼送烟。此外，按照曹女士父亲老家的习俗，曹女士办婚礼期间还需要请村里的人吃席，而且要连着开席3天，基本上全村的人都要请一遍。“这些婚俗让我觉得很没必要。”曹女士说。

5月7日上午，《法治日报》记者在朝阳区一家餐厅见到了刚刚在老家安徽省宿州市办完婚礼的张先生。今年26岁的张先生谈到自己的婚礼时，语气中带着浓浓的疲惫，他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在他的记忆中，这场婚礼只剩下了烦琐而无用的仪式、各种高昂的花销和几百份包得他手酸的伴手礼。

因为妻子的老家在河南省南阳市，在安徽办完婚礼3天后，张先生又带着妻子前往河南回门。当地的婚俗是要脱新郎衣服拿钱赎，好在因为张先生和妻子强烈反对，且张先生是外地女婿，最后这样的场面并没有发生。

婚俗陋习不仅让人感到苦恼，而且因为天价彩礼、婚闹等引发的争议性事件时有发生，严重的甚至闹出人命。据报道，2019年4月，江西省鹰潭市一位22岁的女孩被未婚夫杀害。男方杀人的原因是女方索要高额彩礼，而男方支付不起。

在了解到婚俗改革实验区一事后，张先生大力支持：“婚俗陋习一定要改，应该让婚礼真真正正属于夫妻二人，而不是让新人被各种落伍的习俗所绑架。”

设置试点有因可循

婚俗改革意义重大

在民政部今年正式设置婚俗改革实验区之前，针对婚俗改革，我国已经印发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2019年2月，天价彩礼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要求“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2020年5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

2020年9月，民政部、全国妇联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探索开展婚前辅导，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组织举办集体婚礼，倡导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文化。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敬波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婚俗改革是移风易俗的组成部分，通过设置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让不同地域可以就婚俗的问题进行自主探索。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谭芳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中国的婚俗礼仪自古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国家也一直倡导文明婚礼。因此，针对目前婚俗礼仪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此次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婚俗改革试验区是一项极具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谭芳认为，婚俗改革对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家庭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婚俗的文明化、去低俗化，对于弘扬时代新风、实现精神小康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陈陈相因、积重难返，陋习之所以成为陋习，就是因为它具有社会性和顽固性。”谭芳认为，对于婚俗改革来说，先试点探索，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是比较稳妥务实的做法。

改革须把握好尺度

考虑地域民族差异

尽管对于婚俗改革非常支持，但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我感觉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许多习俗在我们年轻人看来是陋习，但当地人却觉得那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没了就不叫婚礼。”

对于张先生提到的个人传统观念与婚俗改革的矛盾点，王敬波认为，婚俗改革涉及的问题确实非常复杂，既有民间的一些习惯，也有社会上的一些固有观念。同时，婚俗改革其实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婚俗的改革所涉及的领域，既有私人领域也有公共领域，“因为用什么方式结婚，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这个婚礼本身它又可能会产生公共的影响”。

“比如说像婚俗观念，再比如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本身并不纯粹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并不是说一个人有钱就可以铺张浪费，也不能够简单化地认为婚礼的举办方式纯粹是私人事务，因为它本身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王敬波说。

王敬波认为，婚俗改革各种措施对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重新塑造，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王敬波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多部法律，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都为婚姻家庭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同时还要注意到，婚俗改革不能够‘一刀切’，要特别考虑地域或者民族的差异性，同时也要兼顾刚性制度和柔性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搭配。”

谭芳认为，婚俗改革必须把握好尺度，相应的制度及法律保障需要及时跟上。“有些婚俗文化缘于传统陋习，适合通过道德约束等进行软性干预；有些会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必须明确划定法律红线。不良婚俗非一朝一夕形成，切不可轻率采取‘一刀切’或限期整顿等粗暴手段，还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

摈弃落后思想观念

全力推进婚俗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婚俗改革，近年来多地已先后出台相应措施。

例如，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在2020年被确定为济宁市民政局婚俗改革试点，为新婚男女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和教育前置环节。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将婚俗文明写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提倡农村婚礼由“红白理事会”承办，迎亲车辆不超过8辆，对违规改装婚车、闯红灯等婚礼车队违规进行处罚。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也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红事每桌不超过350元。

广东省广州市此次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广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相关负责人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广州市目前在婚俗改革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如下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在婚姻登记处成立“家庭驿站”；持续优化结婚登记颁证服务，运用信息化服务技术，创新设计个性化风格、沉浸式体验的多场景颁证服务；建设婚姻家庭文化共建共治共享实践基地，深入构建简约适度的婚姻礼俗礼仪，与市卫生健康部门共同开展一站式婚育服务；打造广州（中国）婚姻服务创新综合平台，目前，广州婚俗文化馆、婚姻文化研究院、婚庆产业园等都在积极推进当中。

据广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被选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3年实验时间内，广州市将继续以广州（中国）婚姻服务创新综合平台为抓手，全力推进婚俗改革实验区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包括但不限于定期举办集体婚礼、举办婚庆博览会、深化家风家教建设等。

谭芳认为，上述这些探索对遏制不良婚俗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移风易俗重在祛除陈旧庸俗的价值取向，不仅要约束行为，更要促进观念转变。从实际情况来看，约束行为相对简单，转变观念则需长期的努力。“婚俗改革实验区想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必须在社会上来一场头脑风暴，促使人们的观念不断迭代，用良币驱逐劣币，为婚俗文化注入文明节俭的正能量基因，从根本上移除落后婚俗。”

“以天价彩礼为例，其背后主要成因还是在于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比例的结构性失衡，也有农村嫁女养老的陈旧观念。推进婚俗改革，不能绕开这些现实根源，既需要从教育入手，强化观念更新，摈弃落后思想观念，也要从实际问题入手，比如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消除农村群众的后顾之忧。”谭芳说。

谭芳建议，婚俗改革实验区可以积极创新中国式婚礼模式。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盲目攀比现象，应从思想根源上进行纠正，可以充分利用村民大会、社区活动广泛宣传天价婚礼、铺张婚姻的危害性，分享文明婚俗典型案例，也可以给予必要的激励措施，比如对不要或少要彩礼的女方、节俭举办婚礼的新人，有关部门可以在评选各级“文明家庭”时给予必要的倾斜等。

“在婚俗改革的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发挥好带头作用，用优良的作风促进社会风气转变，感染和带动更多的人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谭芳说。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本报记者 陈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