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西方学者透过三星堆，看到了什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三星堆遗址一直备受海内外学界和媒体界的瞩目，最近新出的发现更是收获了“一醒惊天下”的轰动效应。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罗旺•弗拉德（Rowan K. Flad）5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4月10日，埃及宣布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古埃及重要都城遗址，被称为“失落的黄金城市”。这甚至被视为自上世纪20年代发掘图坦卡蒙陵墓以来的“第二大重要考古发现”。
埃及的这一发现被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公共广播（NPR）、《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为“埃及学的重要时刻”。巨大的报道篇幅，和那两周前中国四川省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鲜有关注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三星堆的发现应该被重视，因为这是了解东亚文化的重要窗口。
实际上，海外学界的三星堆研究并不缺乏“传统”，也不乏积淀。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还曾主编过一本题为《奇异的凸目》的著作，收录西方学者对于三星堆的种种观点。
中国的考古遗址非常之多，若论遗址的规模，比三星堆宏伟的还有不少；若论文明产生的时间，比三星堆文明还要早的遗址也有很多，为何三星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么大？
罗旺·弗拉德的文章
“意外”所得的玉器
首先，这其实与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1929年春天，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四川广汉县城西的月亮湾村，世居此地的农民燕道成在农田意外发现了400多件玉石器。后来，他将这些“意外”所得的玉器分批卖到距离广汉不远的四川省会成都的古玩市场。此后，月亮湾的玉器也在成都的古董商中传开了。
1931年，前往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V.H.Donnithorne）也注意到这批玉石。董宜笃不仅是传教士，他还是当时成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对四川历史文化的研究颇有造诣。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是当时专门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国际性学术机构，其参与人员以当时位于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师生为主。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当时在四川的欧美传教士加入其中。
董宜笃很快就意识到这批玉石与普通的古玩文物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于是联系广汉县政府前去月亮湾考察，同时他还约请时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的戴谦和（D. S. Dye）博士一同前往。
这年夏天，以董宜笃、戴谦和为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师生组成的考察队先后两次前往广汉月亮湾，对出土玉石器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而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者燕道成也将部分收藏的文物赠送给考察队，交由其带回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予以保存，帮助该校的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
《奇异的凸目》书影
“国际化”的研究团队
从广汉返回成都后不久，戴谦和就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发表了英文论文《四川古代的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在这篇文章中戴谦和认为这批石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应该是在秦灭巴蜀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属于古蜀文明的文化遗存。
不久，新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 C. Graham）博士也注意到馆藏的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向董宜笃详细询问了此前考察的详细情况。后又在董宜笃的联系下，受广汉县政府之邀，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助理馆员林名均一起于1934年春天到达广汉，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由于当时由外国人主持的考古发掘在中国尚无先例，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遂改由广汉县长出面主持发掘事务，当然实际的具体操作还是由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考古队负责，即主要是以葛维汉和林名均为主。
葛维汉是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曾获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11年他以美国浸理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1948年才返回美国。1932年，鉴于葛维汉此前关于四川南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他被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推荐成为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兼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在该校讲授考古学、人类学等课程。也正是由于这个契机，使得葛维汉得以接触到前一年华西协和大学在广汉收集到的文物，并决定亲自前往当地再次进行考察。
这次华西协和大学的考古队在燕道成家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左右的考古发掘，共发现600多件玉器、石器和陶器，这些器物后来都以广汉县政府的名义交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收藏。第二年，葛维汉便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简报》（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葛维汉不仅系统分析了三星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而且还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址最晚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此后，一同前往发掘的中国人林名均也在《说文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他将三星堆遗址称为“广汉文化”，并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约在殷商时期以前，而出土的玉石器则应该是西周时期的物品。
葛维汉和林名均的中英文论文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巴蜀文化并非出自于黄帝一脉，而是独立发展的文明。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重量级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在文中他认为巴蜀文化应为独立发展的一种文化，在战国后期才融入到中原文化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后来继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先生，他也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首任非外籍馆长。他在全面搜集了当时四川各地的考古材料后，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其中也专门涉及到三星堆，他选择将其称为“广汉文化”，并认为其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葛维汉和郑德坤的著作后来都在海外出版，也正是由于三星堆遗址早期发掘团队组成人员的“国际化”，才使得西方社会了解到位于中国西部内陆小城广汉的考古发掘工作，而让海外学界更感兴趣的则是三星堆遗址表现出的与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所不同的“非中原性”。这其中还涉及到一段“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学术公案。
被认为和三星堆青铜神树颇为相似的苏美尔神树
中华文明的异域想象？
最早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曾称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受到汤若望等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天主教徒李祖白在《天学传概》中也提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清朝末年，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文中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的相似之处，再度提出西来假说。拉克伯里研究中的很多新材料源于当时亚述学研究的成果，所以他的“西来说”并没有被欧洲的主流汉学界所接受。
当拉克伯里的观点传入日本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白鸟库吉等人认为传统的东洋史研究者带有偏见，他坚信中国上古文明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并认为这是文明交流产生的必然结果，后来章太炎等中国学者也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附和了拉克伯里的“西来说”。
但这种“西来说”传入中国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背景下，也有排满目的。当章太炎后来发现“西来说”不符合自己的政治倾向时，又对此加以驳斥。因为如果汉族与满族同为外来民族，则“驱除鞑虏”的口号就失去了正当性。
不论如何，中华文化西来说都是20世纪早期中国上古史研究难以绕过的话题。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通过比较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中亚地区发现的安诺文化彩陶和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后，认为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也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这种观点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外学者对西来说的讨论。
当然后来梁思永发现了河南安阳的后岗三叠层，证明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朝文化一脉相承，未受外界的根本性影响。安特生也承认了这一点，同时表示自己对仰韶文化的断代有误，技术上的借鉴也不能代表文明的来源。此后，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
面对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异域文明”，有着自身文化传统的西方学者一开始必然会使用比较的眼光，关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在欧洲汉学界，“西来说”仅仅是学术海洋中的一朵小浪花，从来就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被介绍到东亚之后，却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关注。清末的知识分子积极呼应，其实都有政治的取舍。直到新的考古证据出现，才最后销声匿迹。
中原中心论被打破
“西来论”被破除后，“中原中心论”的观点一直主导着中国本土的历史学研究。随着三星堆等考古遗址的发掘，尤其是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发表《古代巴蜀文化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后，固有的“巴蜀出于黄帝说”的观点受到挑战，中华文明多源起源的观点也日渐浮现。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的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使得“中华文明多源起源”的观点获得了更多的市场。
而最近这些年，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也大大推进了学者关于早期文明的认识，以往学界认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由中国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和中亚,最后抵达欧洲的罗马。最近，学界又发现除此之外还存在“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如此，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以及四川其他地区考古历史文化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中国古代可能还有一条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被称之为西南陆地的“丝绸之路”，这种新的中西文明交流路径也进一步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大家形成的初步共识是，可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解释三星堆遗址中的“异域”色彩。
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也开始接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观念，中华文明西来说已经无人问津了。著名学者史蒂文·塞奇（Steven F. Sage）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研究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与同时代的商朝属于同一个传统。
而上文提及的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则将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认为三星堆文化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原地区文化存在重要联系，并表明青铜时代的四川在东亚大陆的文化交往中绝非孤立的。
1980年秋，北大1977、1978级考古专业同学于山东诸城实习集体合影（最后排树前左侧为罗泰），图自澎湃新闻。
异域之眼之所以格外关注三星堆奇异的凸目，关键还是在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中外考古学界彼此良性互动、交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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