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达·格伦斯坦：群体思维无助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文/贾达·格伦斯坦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面对日益凝聚的共识，也许再没有什么比独立思考更困难或更重要的了。很少有人能像众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那样表现出勇气。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三天后，她是唯一一个在国会审议《武力使用授权法》时投下反对票的人，反对这项法律给予布什政府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去发动反恐战争。

芭芭拉·李提出反对并非因为其天真幼稚或具有意识形态纯洁癖，这两者都可能产生类似反传统之类的思想。而是她有先见之明，清醒地意识到赋予当政者如此广泛的战争权力具有怎样的危险。差不多20年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认为她是多虑了。已有三届行政当局利用这一国会授权，派遣美军参与阿富汗之外的战争和冲突，并打击那些虽然令人讨厌但却与基地组织毫无关联的对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不会成为第四届这样的政府。

在美国就中国问题展开外交政策辩论时，类似的挑战也出现了。为应对中国崛起为美国竞争对手这一挑战，美国朝野态度日趋强硬并达成了更激烈、更具对抗性的共识，出现这种情况简直令人吃惊。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美国对华态度（从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到看待中国在南海的姿态）已经开始变得日趋强硬。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竞选议题。唐纳德·特朗普主要关注双边贸易失衡问题，而种种迹象表明，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宝座，她会不择手段地重置中美双边关系。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时，在识别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以及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影响方面，既模糊也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的关注。模糊了焦点，是因为特朗普痴迷于贸易逆差，这就常常导致他淡化其他问题，以避免其他问题干扰到中美就减少贸易逆差所展开的谈判。强化了焦点，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内的其他成员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有着更好、更广泛的理解，他们确实设法将贸易问题之外的其它重要问题也都列入到了议事日程里。

中美签署贸易协议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这其中就包括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崛起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和价值观构成了威胁；战略供应链依赖中国所造成的脆弱性；以及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与中国，争夺全球意识形态影响力。

“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在过去四年里已经成为一个被滥用的华盛顿时髦说法，有人就以此为题在“War on the Rocks”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4000字的愚人节恶搞文章，该文作者还用了一个与“陈词滥调”谐音的笔名。但是，假如很多美国政治圈内人还能够并且仍经常嘲笑不时出现的羊群心理，那么他们就该认识到，新出现的中国问题共识正在僵化为群体思维，这一危险性正在不断增大。

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分析人士和观察人士面临的挑战，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中国威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屈服于压力只看到威胁；二是要承认中美正在争夺影响力这一现实，但不要屈服于压力，以竞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

眼里只有威胁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导致自残和“非受迫性失误”（译注：指在感受到对手威胁后，在压力下主动犯错），同时忽视了那些可能展开合作的领域。在所有这些危险中最主要的是镜像效应，即美国采用中国的方法去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这些方法与美国的优势和价值观背道而驰也在所不惜。例如，允许美国制造商在私人花园周边设厂或引入考虑不周的产业政策去保护科技等战略性行业，这些措施都会引发风险和增加潜在成本，最终导致得不偿失。

美国政府已经有了促进战略性科技研究发展的实用模式，并且在促进有前景的技术突破转化为商业应用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历史记录。它依靠私营部门去挑选赢家和输家。中国的贸易行为和力争技术霸权的行为对美国构成了挑战，这些措施仍是应对中国挑战的主要对策。

以美中竞争视角看待一切事物的危险性在于，这一视角把世界各地都缩小为比赛场地，把各国缩小为奖品，美国在与各国接触的过程中没有把它们看作是有自己利益和需要的行为主体。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此前在“世界政治评论（WPR）”网站专栏文章中，详细叙述了美国和西方是如何错过机会未能与非洲展开合作的，因为它们“在与中国展开竞争，向非洲国家提供它们急需的基础设施时，未能提出任何实质性计划”。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非洲和其它地区享有并时至今日仍然享有的优势是，与其西方同行相比，它既愿意倾听当地明确提出的需求，又愿意投资那些风险更大的市场。

更宽泛地说，美国有许多方法可以巩固其全球地位，促进其利益，而这些都与中国竞争无关。按照弗伦奇的观点，向伙伴国提供公共产品具有重要意义，这与中国是否也在这样做毫无关系。而美国的领导地位虽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受损，但正如阿里·韦恩（Ali Wyne）在最近的“世界政治评论（WPR）”简报中所解释的那样，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和全球疫情等一系列跨国挑战方面，美国仍然至关重要。

最后，战略竞争框架常常会臆断出一系列开放式问题的答案。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近些年获得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后，中国打算用它们达到什么目的。人们常常暗示或干脆明确表示，中国的目标是用它塑造和领导的另一套世界秩序，来取代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这就是中国的目标。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是否希望取代美国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领导者。

现在明确的是，中国希望在当今国际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其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体量相称。虽然中国无疑对美国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真正的挑战，但我们不该奇怪，任何国家在相似形势下都会这样做。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不应机械地试图压制这些努力，而是应该开始辨别中国的哪些抱负是正当合理的（即使这些抱负与美国利益展开了竞争或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以及哪些抱负实际上破坏了美国试图捍卫的全球秩序的规则规范。

现在会有一种压力强迫你去遵守正在形成的中国问题共识，这种压力并不一定是明确直白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种压力常常会被你内化于心——内心会有一种声音，质疑那些赞成采用更温和手段的提议或意见是否不够“现实”，因此不应认真对待这种意见。

2001年9月14日，芭芭拉·李在国会投票时，假如在她的内心也出现过这种怀疑之声的话，她也鼓足勇气选择了无视这种怀疑。在应对中国挑战时，我们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人来避免类似的过激行为出现。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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