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历险记：近两万份机密文件是如何 “完璧归党”的？-档案春秋
【文/陶亦君】
1931年4月下旬，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进行了大搜捕，在万分严峻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派人紧急将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迅速转移保管。
次年，中共党员陈为人临危受命，接过二十多箱机密文件，成为“中央文库”的守护人。为了保护这些文件，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冒着生命危险，几度更改藏匿之处，还曾亲手抄录整编。在完成使命之后，长期劳累过度的陈为人于1937年3月12日在上海病逝，时年38岁。
陈为人之后，又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承担起了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直至上海解放，将这批珍贵的档案全都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了中共中央，书写了一段“完璧归党”的传奇。
陈为人（上海市档案馆藏）
一式三份的文件
夜深人静，不时有轻微咳嗽声从一家湘绣店的三层阁楼里传出，在被遮得严严实实的屋内，消瘦的陈为人正在薄纸上抄写着什么，旁边还有一个无论四季更迭还是昼夜交替都火种不熄的火炉。火炉的存在是便于烧毁藏匿于这里的二十多箱文件资料，因为一旦不慎被敌人发现，陈为人宁可与文件共焚，也决不让它们落入敌手。
什么文件如此重要？原来，这些就是原本存放于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的文件，包括中央下发和各地上报的资料、会议记录、电报指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手稿等，属于党的“一号机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对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2月，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文件不能和机关在一起，各地的文件向保管处集中”的通知也从委员会发出。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就此建立。
1930年6月6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规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最初，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1930年底时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的文件资料。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也就此诞生，后来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
文件越来越多，只是随收随登记，没有条理清晰的归整，给地下革命工作带来一定危险性。那时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周恩来让秘书处负责人去请瞿秋白编写文件管理的相关方法。很快，瞿秋白便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草案。瞿秋白在草案的最后加了一个总注，他表示如果可以的话，这些文件最好一式两份，一份用来存阅，以备调阅；一份放入库中，交给将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委员会。
瞿秋白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统治下，宪兵特务到处横行，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为在艰难的地下斗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央文库的文件实际上实行了“三份制”：一份放在中央文库保管，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代为保存，还有一份由中央特科处理。
东躲西藏 险中求存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并很快叛变，供出了中共武汉地下机关的秘密，还要求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详情。4月28日，国民党对上海已经进行了连续三天三夜的大搜捕，警车呼啸声、打门声在上海昼夜不息。根据顾顺章供出的情报，中共中央秘密电台、中央办公厅、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等几十处秘密机关，包括周恩来等人的住处都遭到了军警和特务的搜捕，然而敌人却扑了一场空。
原来，长期潜伏在国民党谍报头子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钱壮飞，在得知顾顺章叛变消息后，25日晚就让自己的女婿乘末班火车赶往上海送情报，第二日清晨，情报就已经层层上传至周恩来。在陈云等人协助下，中共地下机关迅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紧急疏散了中央机关二百多人。当国民党反动派到达秘密机关时，绝大多数都已是人去楼空。
钱壮飞
与此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中央文库的首任保管者张唯一，让他立即将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转移。从戈登路到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张唯一连夜雇两辆黄包车将文件运送到自己家中。同年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中央文库的工作。1932年，33岁的陈为人从张唯一手中接过接力棒，将二十多箱文件资料运到家中小阁楼保管。
出于对文件藏匿安全性和调阅方便性的考虑，陈为人亲自将本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重新抄录，用小字誊写在薄纸上，裁掉纸张四周的空白宽边，然后按地区、时间、问题重新分类装箱。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归类、装订后，原有的20多箱机密文件被压缩到6箱，最后成了4箱。有一段时期，陈为人夫妇还将文件混在家具里一起搬到霞飞路一个俄国人家里去住。
白天，陈为人就以湘绣店老板的身份示人，布置得简单气派的客厅实际上是为了掩人耳目。为了文库的安全，文件的进出调动等，都由其妻子韩慧英与张唯一进行交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经历顾顺章的叛变一事，潜在的危险无时不在靠近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央文库。
1935年，陈为人租下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作为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的保管场所（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敌人的袭击，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也在其中。按照往常惯例，张唯一会去陈为人家里与韩慧英送取文件，变故发生一天后，韩慧英怎么也没等到张唯一的身影，而手中恰好有文件急需送出的她，决定次日前往张的住处查看情况。那天，韩慧英来到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楼前，向上望去，看到二楼窗口的窗帘依旧扬起一角，这是用来表示安全的信号，但她不知道的是，那时的张唯一来不及放下它就已被捕。
于是，上前敲门的韩慧英被特务抓捕，随即被押送到法租界巡捕房。被捕和审讯时，韩慧英操着一口河北老家的方言，咬定自己不认识什么机关联络点，敌人从她身上和口中搜集不到证据，审讯无果。1935年底韩慧英获释。
为护文库 三人牺牲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文库的安全，他佯装木材老板，租下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将中央文库转移。实际上，早年陈为人曾在狱中受过苦并患上了肺病，在没有党的经费资助下，不便露面的他早已是个吃不饱饭还带着三个小孩的穷病人。
韩慧英（右）与妹妹韩慧如的合影。韩慧英被捕后，韩慧如曾参与了保护中央文库的工作。
保管文库的几年时光里，数不尽的是心酸。当时，陈为人最大的孩子只有六岁，红薯充饥是家常便饭。家里唯一的一块干鱼片还常常被他盖在饭碗上，从一楼端上二楼，伪装表面富有，这一块鱼片一用就是一个月，还要避开孩子的视线，不然孩子就会吵闹着要吃。一次午饭，没吃饱的大孩子看见锅里还有粥，哭闹着要吃，陈为人哄他说：“我们是吃点心，点心，就是只吃一点点，不能吃饱的。”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每天都是吃点心，陈为人只好转移话题给孩子跳舞，直到把孩子们逗笑，不再嚷着要吃粥。实际上，锅里的那点粥是陈为人打算留着当晚餐的。
1936年的一天，陈为人与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对上了暗号，终于联系上党组织，在多次深入交谈后把徐强带回家中。6月，陈为人抱病写下《开箱必读》。年底，他亲自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的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回到家后他突然大口吐血，昏倒在地。本就患病，长期营养不良仍费心费力保护文库，劳累过度的他其实已经病入膏肓。1937年3月，在床榻上，年仅38岁的陈为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陈为人起草的《开箱必读》
陈为人之后，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相继承担起保护中央文库的重任。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缪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库随后被安置在了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处石库门房子里。
缪谷稔是党的老地下工作者了，早年曾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出狱后，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陈为人相似，缪谷稔同样患有肺病，常常体力不支，但即便如此，在一开始接管中央文库时，他仍旧雷打不动地早出晚归，走不少里路去到文件的存放地，翻晒文件，避免文件受潮损坏。后来，因为房东不再租借房子，缪谷稔获得上级批准后，就将文库运到自己家中。
缪谷稔
1942年的夏天，一个坏消息传到缪谷稔家中：郑文道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自杀了。郑文道是党组织安插入日本高级情报机关的一名中共党员，为求工作上的绝对保密，郑文道与家人断绝联系，而众人也以为他投靠了日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不知情的恋人还斥责他是“卖国贼”。在被捕前，郑文道还充当着缪谷稔与中央文库上级领导者之间的交通员。
被押送至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一个纵身跳出了车厢，身负重伤的他当即昏迷。随后，在医院养伤期间，日本特务也不忘对他进行酷刑逼问，软硬兼施下，他仍未松半分口，日本特务只好将他从审讯室押回病房。途中，郑文道提出要去厕所，趁敌人不备之际，从四楼病房窗口跳下，28岁的他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文道为革命烈士。
郑文道去世两年后，时年39岁患有肺病的缪谷稔终因积劳成疾，在家中病逝。
郑文道
中央文库“完璧归党”
接过缪谷稔手中重担的陈来生是中央文库最后一名保管者。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严峻时期，日本侵略者用疯狂的屠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街头巷尾处处都布置有敌人的明岗暗哨。为躲过盘查，陈来生组织亲人一起将两万余份文件暗藏在竹篮、面粉袋里面，一次搬运一点，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将中央文库安全运送至家中。之后，中央文库还被多次转移。1946年夏秋之际，其中部分文件由正在进行国共和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带回延安。
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3年，陈来生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成都北路974号一间沿街的房子，上面阁楼存放档案，下面店面开设一家面粉店作掩护。图为解放后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5年，陈来生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新闸路488号后面的厨房保藏。1946年又搬回成都北路974号。图为解放后新闸路488号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9 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前，押着胶轮车的陈来生将中央文库送到此。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上海市委将档案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华东局将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归还中共中央。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接收陈来生保管的中央文库档案的收据及证明（上海市档案馆藏）
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到现今中央档案馆内，从张唯一到陈来生，保卫中央文库的接力战终以“完璧归党”的结局落幕，而一位位默默无闻的地下党人，他们那不灭的信念和坚定的初心将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并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1989年，部分曾参与保护中央文库工作的老同志在上海市档案馆参加座谈，图为韩慧如在会上发言（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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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观新闻.一段秘史：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中央文库是如何在上海保存下来的？[EB/OL].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288919，2020-10-1
[13]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沪语音频 四史故事百讲 | 钱壮飞：千钧一发的48小时[EB/O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zAyNTc1NQ==&mid=2652874985&idx=1&sn=4a4428b6016c049aeccb48d026ef6e1d&chksm=8cf3abddbb8422cbfa8890cd851403f0d35a01f7425db6f3f2ffd838df72b90de3ddd110d1de#rd，202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