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香港泛民主派的歪路和正路

【文/刘兆佳】

作为香港反对势力的核心的泛民主派，过去一直自诩为民主派，大概10多年前因为内部出现立场分歧和人事倾轧，而改称为泛民主派。即使如此，在政治本质上，民主派和泛民主派其实差异极小。

泛民主派的冒起源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冒现的“香港前途”问题。不少原来已经存在的压力团体和那些纷纷涌现的政治组织趁机连手向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强调要让香港人对香港前途产生信心，政治权力必须交到香港人手上。

泛民主派人士的政治动机颇为复杂，包含对西方民主的向往、对权力的追求、个人的利益的争夺、对新中国的抗拒、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对社会改革的要求、对“殖民地”的眷恋、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幻想等。

他们有部分人甚至提出“民主回归”这类带有“进步”色彩的口号，但其实也是希望凭借“支持”香港回归，换取中国政府让香港“民主化”，从而达到“民主抗共”的目的而已。有些泛民人士甚至寄望于利用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民主化去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

泛民长期随波逐流 拨乱反正下无法“转型”应对

基于这个背景，从一开始泛民主派便走上了歪路，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民意的变化在歪路上愈走愈远。时至今天，泛民主派如果不彻底改弦更张，只会走向自毁的绝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头到尾泛民主派都没有创造形势和领导群众的能力和勇气，反而是一股被形势“牵引”和民意“领导”的“力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颇为幸运。即使是漫无目的、随波逐流，但形势和民意却对他们的壮大甚为有利，因此泛民主派不但没有感到调整立场和道路的需要，反而更加故步自封，在其自设的“舒适区”内沾沾自喜。然而，当中央决心在香港拨乱反正，导致形势和民意急剧逆转后，他们亦因此而无法“转型”应对。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泛民主派正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局。

泛民主派从来都没有因应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现实，去厘定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政治目标和制定一套能够行之久远的政治谋略，反而从短视、自私、投机和功利角度出发去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他们意图通过选举和政治动员而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进而夺取香港特区的管治权。他们的政治策略以与中央斗争和对抗为主轴。这个策略在回归前已经“定型”，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果。

回归前，英国人为了“光荣撤退”，在下旗归国前夕搞“代议政制”改革，引进各式议会选举和大量旨在削弱行政机关权力及威信的政治改革，并刻意拉拢和培植泛民主派来抗衡中国政府和爱国力量，从而让泛民主派得到前所未有和意想不到的冒起和壮大机会，为此泛民主派也乐于与英国人“结盟”。

由于历史原因，有相当比例的香港人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浓厚的抵触情绪，对香港的前景忧心忡忡。在这种民情民意下，泛民主派很“理性地”和“自然地”依靠“反共反中”旗号、锲而不舍地挑拨离间香港人与中央的关系，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和赢取佳绩，以及在社会上取得政治优势。

这个“走快捷方式”的、有相当“投机”成分、受到形势和民意“引领”的自我壮大策略既然是“成功”的保证，当然没有改变的必要，反而只会不断固化和深化。另一方面，泛民主派要改变这个策略也不容易。既然泛民主派没有改变民意和形势的能力，因此任何偏离民意的行动都会被其群众视为背叛，形同政治自杀，所以绝对不可取。

以此之故，泛民主派那个以与中央斗争和对抗为主轴的基本策略，于回归后在没有深切反思下仍继续坚持下去，并随着形势和民意的变化而愈趋激进和偏执，让泛民主派在政治上更加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回归后，围绕着政制改革、《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人大释法、五区公投、国民教育和特区管治的政治斗争此起彼落。

10多年前开始，本土主义、“港独”主张等分离主义抬头，以年轻人为核心的激进势力冒起，激进斗争和对抗的手法愈来愈激烈和暴力，民意愈趋偏激和分化对立，违法的行动也愈来愈频密，“占领中环”、“旺角暴动”和“修例”风暴则是极为恶劣的实例。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下，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乘机在香港浑水摸鱼，加紧培植代理人，并妄图把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遏制中国崛起的颠覆和渗透基地。

在香港和国家面对空前的危机的情况下，除了其中极少数人士外，泛民主派继续其一贯的随波逐流、甘心让形势和民意“牵引”的惯性，不但纵容包庇激进、暴力和违法行为，甚至走到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与外部势力深度勾结，企图迫使中央向暴力和外部势力低头，并最终取得特区的管治权。

今天，泛民主派与中央的关系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港人反思政治立场 理性处理与中央关系

让泛民主派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是香港的局势和国家的安全已经到达中央忍无可忍、不得不出手的紧要关头。

2019年末，第19届中共四中全会作出了彻底扭转香港乱局的重大决定，之后香港《国家安全法》、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的决定和彻底改革香港选举制度的方案相继出台，而且“招数”陆续有来，直到拨乱反正工作取得全面成功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泛民主派人士丢失了立法会和区议会的议席、部分人被拘捕和起诉、部分人潜逃海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目前，泛民主派面对内讧分化、人员流失、资金枯竭、前路茫茫的局面。对其打击更大的是愈来愈多港人在中央“出手”后认真反思他们过去的政治立场、态度和行为，特别是重新理解和分析中央的对港政策和应对手法。

港人对泛民主派和外部势力的信任和依赖不断下降，不再相信他们过去广为宣传的、来自香港和外部势力的压力会迫使中央退让的说法。更多的港人会从理性务实的角度出发，处理与中央的关系。

在中央的强力遏制下，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大为萎缩，其对泛民主派的重视和扶助也会不断减少。政治斗争和政制改革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都难以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主题。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将会是香港各界最关注的事务。

在新的形势中，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间极为狭隘，如何挣扎求存是他们当前面对的难题。对于是否应该彻底转型以求存，在泛民主派内部已经引发内斗和龃龉，而对于日后应否参加香港的各项选举，更是争议不休，短期内估计不可能就重大立场问题达成“共识”，并依靠“共识”重建、凝聚和壮大泛民主派。在可预见的将来，泛民主派应该是一股疲惫和动员能力有限的势力。

对泛民转化不乐观 中央“出手”为“忠诚反对派”开拓空间

对于泛民主派日后的发展，我有几个初步看法。

首先，我对泛民主派能够向“忠诚反对派”或爱国力量转化不表乐观，因为这牵涉到巨大的立场和感情的改动。

我不相信泛民主派具备推动这种改动的领导、勇气、能力和魄力。当不少他们的“铁杆”追随者因为中央的果断“出手”而对中央无比愤慨之际，任何重大立场转变都只会被视为向中央“叩头”，并让泛民主派失去不少硕果仅存的支持者。

再有就是泛民主派也不会乐观相信，他们的改变会取信于中央。既然如此，维持既有立场不变、或只作有限度的调整，便是无可奈何的选项。不过，如此一来，他们日后也只能够在管治架构外运作。

第二，泛民主派内为数不多、过去饱受欺凌的温和人士，虽然觉得中央“出手”后的新形势对自己有利，个别人士甚至希望“重出江湖”，但由于泛民主派的支持者对他们缺乏好感，他们仍有不轻的政治包袱，加上他们年龄偏高，而且在社会上又没有得到相当的认同，纵使他们能够在选举中获得小量席位，对整个香港的政治格局却不会有重要的影响。

再者，那些温和人士也不完全是“忠诚反对派”，原因是他们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仍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只是愿意在现实基础上与中央建立“合适”和“不对抗”的关系而已。

第三，中央的连番“出手”其实为“忠诚反对派”日后的出现开拓空间。

“忠诚反对派”包括那些对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态度基本正面，愿意维护国家安全，同意尊重中央的权力，愿意在香港的新宪制秩序内运作，并聚焦于对当权者监督、制衡和劝谏的人士。

香港内外敌对势力受到遏制后，“忠诚反对派”从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有所减少，有利于这股新的力量的冒起。对部分“忠诚反对派”人士而言，“忠诚反对派”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或角色，最终他们会转化为合资格的爱国人士。

最后，即使泛民主派在短时间内转型不易，而且当中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参与选举，但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仍然可以“帮助”他们向正确和有建设性的方向转化，让他们走上正路。

既然香港今后的主要公共议题是那些经济社会民生问题，则推动泛民主派成为日后重大政策改革的“助力”，在那些问题上争取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合作，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态度，促使他们在政制上走向务实化和理性化，假以时日他们或他们的年轻接班人当中会有一批人最后有望成为“忠诚反对派”甚至爱国者，这样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壮大爱国力量，并对香港的长治久安有利。

（本文原载于《明报》，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