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能拯救印度的要么是洛克菲勒，要么是毛泽东！”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印度疫情大爆发的惨剧震惊了世界：医院和火葬场排满了人群。但到处缺医少药，甚至连氧气都缺。火葬场竟然连木柴都告罄。大量的病人死在医院门口，死在出租车上、救护车上。救护车的职能已经从救治病人变为转送尸体。许多病人还没有断气，就为了早占个位置而送到火葬场，说是人间地狱也不为过。

这一次被震惊的西方对印度也毫不客气，除了指出病毒变异的因素外，直指这是总理莫迪一手制造的人祸。在莫迪的决策下，大量的疫苗用于援助，以和中国竞争“疫苗外交”。为了胜选，大规模地举行各种选举集会，而且多数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迎合民众，对宗教节日放行，不计其数的人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密集地聚在一起。所以说，西式民主会害死人绝不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印度当局讨好民众，放任人群聚集，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当然西方把责任归到莫迪一个人，归结到民粹主义是不公平的，是故意歪曲焦点。莫迪和特朗普一样，都是制度的产物，都是在制度下实施自己的理念。

印度疫情大爆发，中国医学界早就预测到了。复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张文宏主任早在2020年就说最怕的是非洲和印度。如果这两个地方爆发疫情，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我是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对比的，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同样对印度爆发这样的疫情毫不感到意外。其实，凡是去过印度的，不管什么立场，只要是事实求是，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曾经去过印度、被认为是“自由派”人士的茅于轼先生曾这样点评：“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西式）民主，但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可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就是要饭的，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西式）民主，但这个（西式）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却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据全球饥饿指数)。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茅于轼先生还谈到印度的司法：“印度告一个状，要10年才知道结果，这样的司法也等于没有。”许多一级谋杀案，证人都已死亡，依然处于等待之中。许多企业则在等待中破产。

一直以来，印度司法制度受到贪污、缺乏效率以及没有公信力的困扰。一名律师说：“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制度，这个国家只活在拥有司法制度的幻想中。”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堆积如山，要466年才能清完，其中，超过20年的旧案不下600宗。

无独有偶，曾在冷战后提出“历史的终结”一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如此点评印度的民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像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

今天的印度，有全球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世行报告），男性文盲率接近20%，妇女文盲率更高达三分之一（2010年4月，女童的教育权利才得到法律保障），全国近一半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不客气地指出：印度穷人教育极端落后，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中 ，居然半数以上算不出20除以5的答案！没有接受基本教育的人口只能是负担而不会是红利。

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们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印度人均电力消费属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朝鲜。张维为教授有一次和我谈起他在印度的经历：“我讲课的时候竟然停了两次电。”

此外，印度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种姓制度和男女不平等。根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被称为“强奸之都”而恶名远扬。

印度除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种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无时无刻的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这等于是说印度的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印度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

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

当然也有人认为印度人很穷（没有电，也饿着肚子）但很幸福。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茅于轼和福山他们都把矛头指向了印度所谓的民主。印度是前英国殖民地，独立后就全盘移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但为什么印度的英国式民主怎么就如此糟糕呢？

除了非西方文明这个因素外，同样重要的是印度违反了两个西方社会成功发展的规律。

一是印度没有发生革命，就直接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的发展路径不是这样的。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都是先发生了革命，摧毁了前现代制度存在的土壤和条件，才迎来新制度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包括男女平等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解决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厘清了（世俗化）。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改变了。

但在印度，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但种姓制度存在的基础大体都在。一纸法律怎么能够取代革命呢？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号称印度宪法之父。印度独立后出任首届司法部长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了印度的第一部宪法。但他属于贱民，一起争取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也支持等级种姓制度，他无法被印度精英所接受。最后不得不率领百万贱民放弃印度教信仰，改信平等的佛教。他的命运都无法改变，更何况普通人。这或许也是印度IT行业特别兴盛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是一个新行业，对贱民没有限制。

由于印度的主要宗教印度教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未能向西方一样进行宗教改革，因此也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

比如由于种姓制度禁止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工作或从事一样的工作，这就限制了工业化的发展。要想在同一个地方招聘到大量的员工难度往往很高。

这一次印度疫情大爆发，除了选举因素外，则和印度教教徒大规模庆祝重大节日大壶节有关。甚至民众相信圣牛的牛尿可以对抗新冠病毒。

客观而言，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宗教都有其黑暗的一面。西方曾经长达一千年陷入愚昧和黑暗的中世纪，就要拜基督教所赐。但基督教在民主制度产生之前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使之更加适合一个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可这一幕没有发生在印度教身上。等到印度建立起民主制度，政治人物出于对选票的需要，更不敢得罪九亿五千万印度教选民。

所以尽管形式上从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加上几十年的演变，歧视也确实有所缓解，但依然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因为根据印度教教义，谁要违反种姓制度，将永世不得超生。一个人的善良行为能使他升为婆罗门，邪恶行为则能令他堕为首陀罗、贱民甚至畜类——现实中，不用等到来世，只要破坏种姓制度就被直接降为贱民。没有种姓制度，印度教也就不复存在。这和基督教的上天堂的诱惑和地狱审判的威慑效果是同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在西方获得教育、身为律师的圣雄甘地，也公开声明不能废除种姓制度。

所以在印度，有形式上的西方民主，但没有平等的人权。一个等级森严、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呢？

同时也由于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因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还只有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同样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简而言之，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成功崛起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经历工业化的。工业化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提高，还使一个国家实现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分工、技术爆炸、都市化、新阶层的诞生、现代的政治制度、官僚政治的发展、学习机会的扩大；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力减弱；人与人之间乡村牧歌式的关系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增加。没有工业化，一个国家就仍然会停留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状态中，不管它名义上是什么制度。

今天的印度由于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其不过是一个挂着现代招牌的前现代国家而已。

中国之所以今天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连续革命：辛亥革命从政治制度上终结了数千年的王朝体制，共和理念也深入人心。随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则解决了土地问题、平等问题，把中国复兴的障碍彻底清除掉。这种对整体利益的大调整，除了革命，其他手段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如此血腥，甚至用大炮对付投降的反对派，包括普通民众（即炮决），但仍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然而人类历史也同样表明，这一时期一旦过去，就几乎无法再补课。现在的印度不可能退回到过去，重新进行一场革命。

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凡是：凡是搞西方民主成功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才实行的大众普选民主，选票是社会演进的最后一步。凡是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大众普选制度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

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

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这种模式不但造成的代价极为高昂，而且往往令一个国家无法真正发展。今天的印度就是如此。

那么印度还有未来吗？谁能拯救印度？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其名著《国家的常识》一书中提到印度这样一个细节：当一辆汽车陷在泥里的时候，上层种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层种姓却出去推车。于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愤怒了，大喊道：“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约翰·D·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

《国家的常识》第一版出版于2000年7月，距今已有近21年

应该说，道理都明白，只是印度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时机。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将不攻自破。这一次疫情大爆发，也应该令美国明白，印度不但帮不了它，而且还会成为负担。本来美国召集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四国一起生产疫苗和中国进行竞争，结果不但印度无法再向世界提供疫苗，还需要美国等向它进行援助。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有关意大利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队友是意大利，你一定会输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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