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聊一聊“伪史论”的那些惯常逻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前段日子，三星堆考古“上新”的新闻引来全国民众的关注。
伴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开展，媒体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报道工作，现场直播、专业人士解读，甚至还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形式。虽然个别方式一时激起网友争议，但确实在传播广泛性上有了突破。
事实上，这些年借助社交媒体的发展，考古这一“冷门小众”专业也逐渐“出圈”。这当然是好事，但在此过程中总免不了鱼目混珠，甚至反过来影响考古科普。
这也让人想起稍早前热热闹闹的“埃及金字塔是现代伪造”一说——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黄河清教授以直播形式做了一期讲座，名为“以图证史：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
从题目便可知道黄教授是时下热门的“西方伪史论”支持者。本想一笑置之，但看到最近关于考古、古文明的讨论颇多，便想借着这位拥有留法学术经历的艺术史教授以图论证“西方虚构历史”的事情，简单聊聊考古论证是怎么做的。笔者对黄教授的观点有颇多不认同之处，在此也与黄教授商榷。孰真孰假，请读者诸君分辨。
黄河清教授讲座视频截图
神庙变成清真寺不假，出土文献很真
黄教授的讲座开头确实称得上令人“耳目一新”，在证明“巴特农神庙全系伪造”的过程中，其通篇论证材料都取自英法两种语言——乍看之下，简直让“伪史派”如虎添翼，有什么能比用西语材料证明“西方伪史”更有说服力的呢？但实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就地理上来看，希腊不是人迹罕见之处，而是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接的十字路口，与之毗邻、交流的还有大把东方国家，在东方语言材料里，还有很多古代希腊文明的例证，比如以下这一例：
艾维亚·塞勒比（Evliya Çelebi）是一位十七世纪的奥斯曼旅行家，1611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家庭，学识丰富，长期与奥斯曼宫廷及权贵人士保持良好关系，这使其不但能以公务名义往来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大城市或军事要点，还能以大使随员这样的半官方身份前往欧洲的维也纳等地。从1672年起，艾维亚定居开罗，将其一生行迹著录成书，为十卷本的《游记》(Seyahatname），其中第9卷就讲述了他在希腊的见闻。
艾维亚于1669年抵达希腊，目睹了威尼斯殖民统治在此地终结，以及奥斯曼帝国对克里特的最后征服。他很幸运，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还没有经历最严重损坏的雅典卫城以及帕特农神庙。最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了帕特农神庙真实面目的极为珍贵的记录：“卫城位于一片宽阔平原的中部，处于一座陡峭的赭石色山丘上，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从东至西呈长椭圆状。……这座山丘离地面有100腕尺高。用来建这座要塞的都是些抛光后闪亮白色大理石，每一块都有一头大象或是浴室穹顶那么大。过去那些伟大的匠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将这些石块摞在一起，中间不用任何的砂浆或石灰作为黏合剂。……周围也没有比其更高的高地。”
艾维亚·塞勒比
他也提到了黄教授所质疑的那座“清真寺”，当时所见情形是这样的： “卫城中有一座清真寺，这是一座特殊的、光线充沛的清真寺，位于要塞的中间位置，在旅行家中久负盛名。其长250尺，宽80尺，60根高耸但比例完美的白色大理石柱子环绕清真寺，分列两排。……柱上建有环廊……表面有凹槽纹路……每一根都有25腕尺高……它们都不是用整块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但是无论你如何近地观察它们，你都无法看出石头的接缝处，你都会认为这是由整块大理石雕成的。原因是那些凹槽纹路是古代石匠用一种极为精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60根柱子是根据几何学的方式排列的。……在这些柱子上面，还覆盖着屋檐，在墙顶还有大量令人惊叹的，造型各异的，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雕塑。……人类的思维确实不能理解这些形象——这是超出人类能力的白色魔法……总之，这些雕塑描绘了从人类的始祖阿丹到复活日降临之间，造物主创造的所有生物……”
虽然艾维亚没有用“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这些词来称呼他所见到的建筑，但是根据他所记录的关于其地形、方位，具体建筑的位置、大小，甚至内部构件特点，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今天的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
另外，艾维亚显然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座“清真寺”是由古代的神庙——教堂转变而来，并且毫不吝惜地夸赞了古代人的构思和工匠的技巧，他在《游记》这一章节的结尾感叹道，如果不是自己来到雅典、亲自看到这一切，无法想象它在古代会是多么灿烂。他从未在雅典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古迹，认为雅典远胜于很多基督徒的城市，甚至超越了“万城之城”罗马。
一座建筑从希腊罗马时代的神庙变为基督教的教堂，再变成清真寺，此类遗迹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中比比皆是，并不稀奇，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古希腊文明不是只有建筑和雕塑遗存，还有大量文献传世。令人颇为意外的是，帕特农神庙很少出现在那些古希腊名作家的笔下，可能是因为它过于有名，让很多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us）在其《希腊志》一书中对帕特农神庙的记叙也只有寥寥数笔。不过就在这几行中，他也写明了神庙东西山墙的主题——“雅典娜的诞生和她与波塞冬争夺雅典守护权”——斯图尔特和卡雷可不敢把这个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为主持修建神庙的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立传，其中保留了关于神庙具体建设过程的只言片语——比如建设神庙的工人种类，筹集建设神庙资金面临的困难等。
文献和出土实物的结合在证明历史真实性上更有说服力，从这一角度来看，真正能证明帕特农神庙存在的历史文献是《希腊铭文大全》（Inscriptiones Graecae），这是研究古代希腊历史时常用的工具书。准确地说，《希腊铭文大全》是一项学术编纂项目，最初始于1815年，起初由普鲁士人文与科学学院主管，从1992年起由柏林勃拉登堡科学和人文学院承接，目标是收录所有希腊大陆及其岛屿上发现的古代铭文。自1924年起至今已公开发表49册，其收录的希腊语铭文时间跨度涵盖公元前403年至罗马帝国统治希腊的公元2世纪。收录的每一篇铭文都包含其纪年、发现地、材质、性质、铭文希腊文原文，配以拉丁语写就的注解和评论。目前，一些常用的铭文已配有英、法、德语的翻译，并录入数据库方便研究者查询。《希腊铭文大全》中收录了建造帕特农神庙的账目，且数量不少，可据此生成一张帕特农神庙的建设时间表：
从这些账目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参与神庙建设的工头姓名，建筑材料的原产地、尺寸、价格，建筑工艺、步骤等信息。后人也许可以重建神庙、重塑雕像，但这些曾经记录了古希腊物质生活的片断，却永远无法被复刻。
“人造石”有何稀奇，“混凝土”古已有之
在用几张出处不明的插图照片“摧毁”古希腊文明后，黄教授又自信满满地向“古埃及”开炮。他认为，古埃及是法国人在1890年后新建的。在此，他一反常态，强有力地抛出了一个“科学依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先由法国科学家约瑟夫·戴维多维茨提出，后又得到美国科学家巴索姆支持的“地质聚合物”概念，认为建造金字塔的原料应该是所谓“人造的”石灰石混凝土，进而黄教授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使用了这种材料，这几座金字塔只需数千人、在10年时间内就能建成。
黄教授使用了“伪史派”惯常的“删繁就简”的手法，企图用寥寥数语将一个非常专业和复杂的科学概念及其实验方法解释清楚，期间当然会“漏掉”诸多不利自己的重要信息。
戴维多维茨是法国的一位材料化学家，最著名的研究成果确实是“地质聚合物”，其“人造石”假说是这样的：从采石场采集天然石灰石，粉碎后浸泡，加入碳酸钠、石灰、烧碱、人工混合——请注意，这里每个环节都要用到大量的水，戴维多维茨认为古埃及人开凿了运河引入尼罗河水用作搅拌——将混合物放入模具中压制成型。
法国科学家约瑟夫·戴维多维茨
值得注意的是，黄教授在这里搞错了两点，第一，人造石是以天然石灰石为原料的，所以依然需要从采石场采集，只不过戴维多维茨认为这个采石场离金字塔建筑工地不到一公里，原料易得，这同黄教授提到的类似沙土的原料根本是两回事；第二，戴维多维茨认为埃及的天然石灰石富含高岭土，是当地造出“人造石”的关键，显然这一假说无法解释黄教授之后自己在希腊看到的那些“假石头”。
巴索姆2006年发表的论文的确对戴维多维茨的观点表示支持，理由是其团体在检测从金字塔中取来的石块样本时发现了天然石灰石没有的化合物。但他的实验也表明了并没有发现石块样本中有碱和氧化铝的富集，而这两种恰恰又是戴维多维茨的“地质聚合物”合成配方中的关键成分。
而且，巴索姆在这篇文章中也承认了“在对吉萨高原上可见的金字塔石块进行仔细检验后，证明大多数石块——特别是位于金字塔核心部位的石块——都是开凿而成的”。在这篇文章中，他确实写到金字塔的石块是有浇筑痕迹的，但只是“底部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判断依据是英国埃及学家威瑟（Vyse）在1836-1838年的埃及考察中拍摄的一张胡夫金字塔表面的照片。在论文结尾，他对“为什么埃及人只对金字塔的底部进行浇筑”做出了解释，因为这样做“非常昂贵，在一个原始社会，要生产数百万吨的人造石绝非易事，而且同时还要粉碎数百万吨石灰石谈何容易。
2007年，印度裔的美国岩石学家迪帕扬·贾纳（Dipayan Jana）就两块金字塔上取来的石块样本、天然石灰岩（采自Gebel Tura，这是公认的为金字塔提供石料的采石场）和戴维多维茨本人提供的“地聚化合物”——石灰石混凝土进行实验、检测，证明金字塔的石块在成分上与天然石灰石高度相似，而且其中没有“地聚化合物”中关键的碱和氧化铝成分。他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在第29届国际混凝土显微学会（ICMA）上发表，公开表明“我们不认为金字塔的石块有丝毫‘人造石’的可能性”，这代表了ICMA官方对戴维多维茨“人造石”假说的基本态度。
戴维多维茨的“人造石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科学假说，他也从未以“人造”这一理由去否定古埃及文明，相反他认为古埃及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化学常识，由于“人造石”的原材料在金字塔周围很常见，合成方法也较为简单，所以认为自己的假说站得住脚。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科学家，也都是基于实验数据来否定这一假说，从来没有人对金字塔本身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黄教授试图利用这个假说给自己的“伪史论”增加一层“科学”包装，就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除了人造石，黄教授在这一部分还频繁提到斯蓬的“浇铸石”概念，认为“意大利南部一些莫名其妙在18-19世纪‘被发现’的希腊神庙，罗马斗兽场那些巨大的石块高悬在半空中……都可以用这些‘浇铸石’或‘浇模石’轻易堆起来，因此都是假的！”这个可以轻松“掀翻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建筑’”的石头，堪称是黄教授的论证利器，杀伤力极强。
只是，黄教授对斯蓬的“浇铸石”定义，只引了前半句话，那后半句是什么呢？——“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质地极为坚硬的水泥已经被古代人广泛应用，我们已经通过古代遗迹认识到，火烧刀砍都无法穿透它。（En effet，il est certain que le ciment ,dont les Anciens se servaient, était d’une extrême dureté ; ce qu’on reconnaît par les démolitions antiques, qui font presque impénétrables au fer & au feu. ）原来，斯蓬自始至终说的都是古代“混凝土”啊！
“混凝土”古已有之，“罗马水泥”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就有这种水泥的配方：石灰、火山灰和砂石用水混合起来即可。这种“罗马水泥”在古罗马应用广泛，考古证据显示很多古建筑物的结构内部、墙面，罗马大道的路基，都有水泥的痕迹。科学家甚至还在地中海东部的以色列城市凯撒利亚发现了两道淹没在海里的、公元1世纪用“罗马水泥”建造的防波提。不过，由于“罗马水泥”对原料的要求高——其中火山灰以产自意大利南部普里图地区（Pulito）为上佳，且缺乏可塑性（其外层要用砖石加固），罗马帝国灭亡后就没再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混凝土”遗迹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78年，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境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达130平方米的坚硬平滑地面。经专家鉴定，这片灰青色的地面，不仅含有与现代混凝土相同的“硅酸钙”成分，而且平均每平方厘米抗压强度在120公斤左右，相当于今天100号水泥砂浆地面。如果说黄教授看到略有平整的遗迹表面就怀疑是新修的，那么面对这个比希腊神庙还要早2500年的遗迹，又怎么看呢？
1978年，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境内的大地湾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一片面积达130平方米的坚硬平滑地面，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混凝土。图自天水在线
“新建的”波斯波利斯让波斯民族魂归何处？
黄教授在讲座中称波斯波利斯是法国人弗朗丹设计、美国人施工，全部历史加起来不到100年，其新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作为“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文明东传之伪史的重要支撑”。他认为，波斯波利斯原本就是沙漠中的一片荒地，是完全凭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一个古城。黄教授言之凿凿，仅用几张图、几句话就把伊朗数千年历史抹灭得一干二净，还证明了波斯波利斯是“西方帝国主义”做主造的假，不知素来以“民族主义”浪潮闻名的伊朗人民会怎么想？
波斯波利斯
众所周知，伊朗古代文明并没有止步于波斯波利斯所代表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其灭亡后，这里还先后经历了萨珊王朝、伊斯兰时期、蒙古人统治时期和帖木儿帝国，而波斯波利斯作为曾经波斯帝国荣耀顶点的象征，吸引着不计其数的王侯、学者、诗人来到这里，留下了众多重要记录。
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东征中被摧毁，此后这里重归沉寂，但并不乏人问津。紧接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萨珊王朝定都伊斯塔克尔（Istakhr），离波斯波利斯仅5公里，萨珊诸王虽已不知晓这座古代名城的具体名称，但根据该地依旧宏伟的遗迹，称其为“百柱宫”（Sād-Sotūn）。萨珊“三贤君”之一的沙布尔二世就亲自游览过这片遗迹，甚至在这里举办宴会和祭祀仪式，后又命人在自己曾休憩过的塔加拉宫（the Tachara）宫门东侧柱上雕刻了一篇中古波斯语铭文。在这篇铭文中，沙布尔二世被“百柱宫”曾经的历史所感动，表达了自己想要同创建此地的上古帝王建立精神联系的想法。
萨珊王朝史称“第二波斯帝国”，其诸王一直以“恢复波斯帝国曾经的荣光”为目标，同时努力将自己同阿契美尼德时代的伟大先王“相提并论”：在波斯波利斯还没有坍塌的石柱宫墙上，我们可以发现萨珊王族在马背上的浮雕；在离波斯波利斯15公里的纳克歇-洛斯塔姆（Naqsh-e Rustam），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室墓地，萨珊国王们将自己的形象和功绩勒石，同前者的铭文并立于山崖之上。
王侯们在古代遗迹上镌刻铭文，企图让自己与曾经创建此地的上古明君建立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这种做法在之后的伊斯兰时代也屡见不鲜。白益王朝的国王阿杜莱·道莱（Azd-od-Dowleh）于伊斯兰历344年（公元955年）在波斯波利斯留下了一篇阿拉伯语铭文，铭文中提到了翻译是如何给他解释之前沙布尔二世留下的那篇铭文的。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位阿杜莱·道莱开始，百益王朝的国王又重新开始使用“万王之王”（Shahanshah）的称号，大流士一世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进入中古时代后，关于波斯波利斯的记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是学者和诗人也开始加入记录者的队伍，穆斯林学者塔巴里（Tabari），在其《古兰经注》（Tafsīr-al-Tabarī）（完成于10世纪）中，将所罗门的宫殿同波斯波利斯的遗迹做了对比。塔巴里笔下的宫殿壮美华丽，几百年后，早期欧洲的探险家正是因为他的描述才被吸引到波斯波利斯。
第二，是这些记录者正式固定了这一古代遗迹在波斯语中的名称——塔赫特-贾姆希德（Takht-e Jamshid），其中“塔赫特”意为“王座”，“贾姆希德”则是传说中古代伊朗的英雄国王。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在史诗《列王纪》（Sahnnameh）中就使用了这个名称。更有名的欧玛尔·海亚姆则在《鲁拜集》中写道：“贾姆希德宴饮的宫阙，如今野狮蜥蜴横行。”
第三，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地理作品，对“塔赫特-贾姆希德”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当然，这些作品普遍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传说中的国王“贾姆希德”。12世纪出现的《法斯志》（Farsnameh），是这样描述波斯波利斯的：“他（贾姆希德）在山脚下见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宫殿。在山脚下，他用坚硬的石头搭建了一处平台……平台有四面，一面紧抵着山脚，另外三面则临着平原，整个平台约30腕尺高，其最前端建有两个阶梯，坡势平缓，骑兵也可以骑着马轻松登台。在这个平台上，他又用坚硬的石块树立了很多白色柱子，这些柱子非常精致……其中有两根柱子树在入口处，呈方形，使用一种来起来像是白色大理石的石头制成的。法斯各地都找不到这样的石头，没人知道这些大石块是从哪里运到这儿的。”历史学家加兹维尼在14世纪上半叶写成的关于设拉子地方史的作品中，几乎原封不动搬抄了这一段。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片遗迹上的建筑堪称“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及，比如著于伊斯兰历590年（公元1194年）的《奇迹之书》中写道：“在贾姆希德的宫殿里，据说曾矗立着上千根柱子，每一根都有48腕尺高，四个人伸展手臂都无法将一根柱子合抱起来，凡人对此事无能为力的，很多人都说在那个时代，即便使用机械工具，都无法造出这样的宫殿来。显然这是魔法所为。……无法想象的奇迹，每块柱石之间只有头发丝那么点缝隙，……那里还有两头公牛的雕像，其蹄为牛，却有人一般的胡须，其高和宽均为12腕尺宽，天知道这些石块有多重……如果说这是某个仙人精灵建成的，倒有几分可信。”
1971年，伊朗在波斯波利斯举行了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的庆典。
从14世纪开始，波斯波利斯迎来了来自欧洲的旅行者。跟所有的近东文明一样，这些欧洲人为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古城倾倒，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建筑家、画家来到这里，他们“测绘”“记录”“挖掘”，把一箱又一箱的文物和珍宝运回了自己国家，伊朗人逐渐失去了介绍自己国家历史的话语权。
1921年，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伊朗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国家遗产学会”（Society for National Heritage，简称SNH），希望能在文化领域上摆脱西方人对伊朗的控制，夺回本国历史的解释权。
这一想法得到了新成立的巴列维王朝的支持，1927年伊朗政府收回了法国对伊朗考古的垄断发掘权——在伊朗的考古事务上，法国人并没有像黄教授说的那样可以“只手遮天”。伊朗政府的想法是利用更多元化的外国专家团队来重建自己的文化产业。从1925年起，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赫兹菲尔德（Ernst Herzfeld）受雇于伊朗政府，接受由SHN提供的基金，为其规划“国家遗产名录”中的考古与建筑部分，同时也负责重新制定有关波斯波利斯考古发掘的计划和方案。同年，首次访问伊朗的美国东方学家亚瑟·波普（Arthur Upham Pope）受到了巴列维国王的接见，并获准进入各大清真寺拍摄照片，用来“修建和复兴波斯建筑”。也是在这一时期，芝加哥大学参与了到波斯波利斯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来。
1971年10月12日-16日，伊朗官方在波斯波利斯举行了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的庆典，一方面显示了国王巴列维的野心：要像居鲁士大帝一样，带领伊朗成为一个超越阿拉伯诸国的世界性强国、一个20世纪的“波斯帝国”；另一方面也表明波斯波利斯在伊朗官方国家叙事中的地位。
若宣布这样一座古城是“伪造的”，考虑过伊朗人民的感受吗？
楔形文字惨遭否定，赫梯文明无辜躺枪
坦白地说，黄教授的讲座进入到“赫梯铁器文明子虚乌有”后，令人“颇感失望”：他在这一部分的论证沿用的是“伪史论”惯常逻辑——“不合常理即不存在”，完全不及他在希腊埃及部分讲的“以图证史”那么精彩。
为了证明“赫梯铁器文明子虚乌有”，黄教授首先抛出的一个观点是“楔形文字是伪造的”，相关论据有三点：第一，不可能有千年不化的泥板；第二，泥板不具备实用性；第三，楔形文字不可释读。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众所周知，楔形文字以泥板为载体，如果泥板不能保存，这种文字当然就不可能保存下来。可是，楔形文字的泥板真如黄教授所说的那样脆弱而不可保存吗？
芝加哥大学亚述学助理教授苏珊娜·保卢斯对此有一个精彩的评述：“泥板是你可以想象的最坚硬的书写材料，如果城市被焚毁，它们就会因被火烘烤而被保存下来；如果建筑物坍塌，它们也能幸存；它们可以在潮湿的泥土中留存，也可以在沙漠气候里完好无损。”
苏珊娜·保卢斯
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的泥板都由淤泥制成，含水量较多，使得泥板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但也意味着质地不够坚固。为了保存泥板，两河流域的古人进行了很多尝试：有一些属于新巴比伦王国时代（公元前626-539年）的泥板经过烘烤，因为人们在上面发现了为防止高温爆炸而预先扎好的“火孔”。不过，经过这样处理的泥板数量很少，更多的是缓慢晾干，时间可能长达数天。
在楔形文字流行的时代，书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的工作，通常由书吏承担。书写工作的职业化也意味着古人处理泥板的专业程度很高，提纯原材料，尽量去除其中的有机物，增加揉捏泥团的次数以排除气泡。大英博物馆的部分藏品显示，有些泥板的表层和内核是分别构成的，表层的黏土像面皮一样包住了内核，这种处理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泥板的韧度。
良好的韧度使得大量的泥板能历经千年风霜保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近东和埃及各地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加起来有上百万块——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泥板全是伪造，那将是多大的一项工程！
说到泥板的实用性，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概念是大多数泥板都只有成人手掌那么大，当然也有更小或更大的。以大英博物馆的收藏为例，最小的泥板约2平方厘米，只有几毫米厚；最大的则可达30-40平方厘米，4-8厘米厚。这样的尺寸意味着移动它们并不困难，况且已有考古出土文物证实，那些记录正式公文的泥板，大多会配备一个同为泥质的“信封”将其包裹起来，防止泥板上刻录的文字受到破坏。可见，远距离传送“阿马尔纳文书”并非天方夜谭。
至于楔形文字究竟是如何释读的，著名作家策拉姆在其成名作《神祇、陵墓和传奇》中有很详细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黄教授提到了德国的格罗特芬德和英国的罗林森两位学者，认为两人当时只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不可能释读出这种已经中断流行几千年的死文字。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这算得上是“年龄歧视”了。如果没有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语言学家从19世纪以来对各种现存印欧语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两位年轻人确实不可能在释读楔形文字上迅速获得如此巨大的突破。顺便说句题外话，中国语言学大家季羡林正是依靠当年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时积累的印欧语言基础，才能破解吐火罗语，可见德国在语言学上的积累不仅造福本国，还惠及了东方。
楔形文字在保存两河流域文明上功不可没，赫梯之所以经常与铁器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楔形文字证明：在赫梯的文书中，有专门代表铁的名词“AN.BAR”和关于铁的形容词后缀。旧王国时期（公元前1650-前1500年）的一件文书表明了打铁匠与宗教仪式之间的关联；其中最有名的一份是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Hattušili III）给亚述国王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同意向亚述出口赫梯的精制铁器。
过去西方学术界的确曾认为赫梯是一个垄断了地中海沿岸铁器制造的国家，但这种观点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已经发生转变：研究者认为铁器主要诞生于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黎凡特（今巴勒斯坦地区）、塞浦路斯岛、安纳托利亚高原（今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以及高加索山脉。这一地区出土的最古老的铁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但数量很少；一些制作精良的铁制武器被定位至公元前2000年—前1200年，其中包括那把著名的阿拉贾-许于科匕首（The Alaca-Hüyük iron dgger）。不过，对于这些铁器到底是用陨铁还是人工炼铁制成，尚无定论。
鉴于一些重要的炼铁遗迹（主要是铁矿石）都是在公元前1200年后才完全形成，因此学界的总结为，赫梯是地中海地区铁器生产的重要参与者，生产量可能超过其南部的一些邻国，但尚未达到垄断地位。
我一直很好奇，为何黄教授在近东西亚这么多古国中单拎出“赫梯”以证明其“西方伪史”说，直到讲座最后抛出“钢铁是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一论点，才恍然大悟：黄教授将自己在讲座开头说的“评判西方‘伪史’是为了让中国人产生文化自信”应用于此，真是首尾呼应、令人佩服。
由此看来，黄教授所谓的“文化自信”似乎就是争个“第一”或“最早”——按他的逻辑，长城是古代文明遗迹，不可以，一定得是最早的遗迹！所以金字塔肯定是新修的。甲骨文是古文字，这怎么行，一定得是唯一的古文字！所以楔形文字必然造假。
其实，真没必要，想想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和刻下楔形文字的苏美尔人都已不知去向，再想想我们，自信点！
再者，若以一套本身漏洞百出的观点、证据或某种“阴谋论”来证伪另一种观点——更何况这一观点在专业领域内基本没有太大异议，如此得来的自信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违背了初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