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西方比较政治学有明显破绽，中国和小国一个分量？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朱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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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求学术自主发展，就要掌握与引领学科发展核心概念的话语权。例如“政治”、“公共领域”等比较政治的范畴与核心议题，这些学术典范议题，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观。

过去欧美比较政治学以“政体类型”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议程是非常狭隘的，甚至是偏颇的，中国政治学不能盲目的跟随。这些核心概念应该如何界定，涉及意识形态立场，涉及核心价值，以及不同文明体系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以为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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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主权国家视为一个高度自主性的单元，然后在国家范围内找寻因果机制与因果关系，这是西方主流比较政治学的巨大盲点。当今世界上绝大对数主权国家都高度受到全球垄断资本的支配，西方媒体与科技平台的操弄，以及美国霸权和西方前殖民宗主国的干预与主宰。比较政治学必须结合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全球政治经济分析的视野，不然会见树不见林，而这种带上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霸权体系等视角的分析，也是刻意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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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高大尚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证是有明显破绽的，经不起严格的检视。例如西方文献中积累了大量围绕政体分类（例如Polity IV）概念与评比的跨国分析经验发现，这些发现都是套套逻辑（tautology）的自我循环。因为他们用的资料与分析方法都一成不变，这些跨国分析的资料结构都被两大区块所决定——一块是接近30个大大小小的、但同质性极高的西方国家，各种指标都是先进的；一块是他们的前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国家，各种指标都是严重落后的，统计分析的结果已经被这两个版块基本上决定了。

把中国放入这种跨国分析完全不会影响结论，因为在没有国家规模的加权下，中国的作用跟任何一个欧洲小国家是等量齐观的，也就是一个比利时抵得上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而在真实世界中国抵得上125个比利时。在管理学中，许多以公司为单元的统计分析都应按照公司的营业额或者市值进行加权，但西方比较政治学者永远都拒绝这样的资料处理，如果按人口加权，中国与印度的经验就会主导统计分析的结果，而许多过去的结论都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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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很多学者对自己的历史与发展经验都是选择性的诠释，甚至存在美化和漂白的嫌疑。中国学者应带领广大全球南方学术社群，来揭露这些伪善的、华而不实的理论与历史分析，还原历史原貌与全貌。例如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对西方崛起的经济学解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他们刻意掩盖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奴隶贩卖在西方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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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危机本身不断在恶化、深化，我们看到一旦西方国家失去了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越竞争地位，不再享受与广大非西方世界之间不公平交换关系，他们的内部矛盾就不断激化，社会冲突就会失控，民主治理失灵、民主体制面临合法性危机。经济停滞、贫富悬殊、财政危机、激进排外主义等问题解决不了，西方国家的优雅身段会逐渐消失，西方文明的种族主义、对不同文明体系的残暴与侵略本质会日益暴露，政治的法西斯倾向会越来越浓厚，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敌意会不断升高，我们过去对西方仰视所形成的三观都会被颠覆，许多比较政治理论都要改写。

《比较政治学》，王正绪、耿曙、唐世平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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