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中俄关系不结盟和不封顶，这两种说法并不对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冯绍雷】
谈到俄罗斯，我经常用“俄罗斯现象”这个说法，它指的不仅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文明、一种选择，这里面所蕴藏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
中俄两国，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和而不同”。我们不能都搞一个模式、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形态，现在已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了。我们主张“和而不同”，追求的是一个多样化社会下的包容与广谱的选择，这是一种生活状态。这也恰恰是我们一直在批评西方逻辑的原因——以意识形态划线，搞排他性的拉帮结派。所以，究竟哪一种思想模式更合适呢？为什么选择“和而不同”？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多样化世界。
研究俄国问题有时候争议太大，有些事情闹不清楚，经常会有激烈地辩论。但另一方面，这对我们更有帮助，“非规范”的俄罗斯现象使得我们在看待世界时，保持了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不少启发。
回想我个人的求学历程，其实当年选择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是“77届”，也是被改革大潮席卷进来。在大学念书时，与志趣相投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小组。改革刚起步时，实际上大量的信息和动力来自苏联东欧。没想到这一搞，就是40多年。今天听了几位老师的发言很有收获，平时我们在学校的工作都非常紧张，今天借助观学院这个平台，也得到交流，受益匪浅。
比如，张昕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谈到前苏联空间变化，关于俄罗斯处理周边问题的方式，他的说法我非常同意，一方面俄罗斯仍在全球安兵布阵，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起来了，怎么应对？如果以当年前苏联方式去处理，周边国家根本就不理你，更不能用一种帝国方式。
2014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条约，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图自克里姆林宫网站
其实，乌克兰危机之后，最近几年俄罗斯内部有很多反思和辩论。很多俄罗斯一流的专家，比如，像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费德罗·卢基扬诺夫都参与了。有的认为，俄罗斯都做对了；而有的则认为，还有很多做法值得反思。
大家知道，俄罗斯朋友很多都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风格，知识分子式的掏心挖肺地自我批评，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与文化方式。这种反思，也带来了俄国今天处理问题时的弹性。
“前苏联空间”真的会完全消失吗？张昕用的词很好——“刚刚开始”。比如，季默菲也·博尔达切夫就提出，除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不能动，在其他地方，俄罗斯不能再用有限的国内资源去做无谓的投放。可见，俄罗斯在处理周边问题时，经过痛苦的反思后，有了新的探索。
包括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中心教授）老师讲到的“带盟”对接问题，有人曾经说过，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重要的国家，但遗憾的是，实际操作起来又碰到困难。
首先，这是一个地缘经济空间，俄罗斯希望能够保存。中国大量商品进去以后，他们本国的产业会面临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将心比心，做好预先评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空间被封闭后，产业起不来，又该怎么办？我们也是好心好意。所以，双方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对接的切入点和路径，这很重要。
其实，除了能源，还有农业。曾任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是叶利钦总统咨询中心主任叶甫盖尼·雅辛博士，现在已经80多岁了，是俄罗斯自由派的精神领袖。最近几年，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他说了几句话，令人感触颇深。其中一句话是，无论如何，危难期间是普京拯救了俄罗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俄国政治谱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前些年，普京请雅辛回来担任政府宏观经济社会问题的高级顾问，因为雅辛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以发展农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抓手。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整个东亚地区与俄罗斯的空间、土地、环境、水、种子、肉类，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但是，俄罗斯的产出又极其有限。这样的背景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进行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相信，这些问题远远不只是学界的问题，我们期望能通过各种平台与各方交往，得到更多学习机会。
当然，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放到当前的国际格局中来看，人们不仅关注中俄关系，也关注美俄、中美俄三者的互动。
首先，关于美俄关系，从托马斯·格雷厄姆的最新表述来看——他曾深度参与决策——他认为，尽管俄罗斯武库还有那么多核弹头，但似乎拜登已不那么在乎了。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对手在这里，而不是那里。这一对手排行榜已经翻转过来。
在此现状下，虽不会重启克林顿、或小布什时期的美俄关系——小布什第一次碰到普京，看着普京的眼睛，觉得这个人眼睛里有戏，类似这样的故事不会再有了。当然，也不会像奥巴马上台后，大规模重启对俄关系，这种重启是有实质性政策内容的。第一，对前苏联周边地区，不会大幅度干预或搅动；第二，对俄国国内政治体制，批评声调大幅降低。一般在重启阶段，这两件事是必定做的。
拜登至少在近期或一两年之内不会重启，但也不过分激化对俄关系；反正俄罗斯就这么回事了，对美国也不会有太大杀伤力，要集中精力先解决中国问题，这可能是拜登的一个考虑。
在拜登“杀手”一说后，普京的回应：我祝他身体健康
反过来看俄罗斯方面，在“杀手”对话之后，俄罗斯国内的总体反响——不光普京一个人的反应，还包括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其他各个部门、各家大媒体的回应，我觉得俄方的基调是：当有人说了错话，我们还真不能太当回事儿，以妨碍两国合作。
美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再往下走就没什么空间了，美俄关系不能再糟糕了。可以说，俄罗斯对美俄关系，没有寄太大希望，只要维持目前这一状况，不要再糟糕。事实上，美俄间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往来，无非就是政治上继续掣肘。地区问题也可能继续恶化，比如乌克兰危机。
但是，如果今后美俄关系可以调整的话，俄罗斯人也不会放弃。现在，确实是美俄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至于和中国联系起来，拉夫罗夫的桂林之行就很值得一看。
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对普京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甚至将普京跟美国国内官僚做对比，他说，你们懂什么，看看人家管理得多好；又称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的，这一表达像是被莫斯科“培训”出来似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俄方朋友对特朗普还是有那么一点“情意绵绵”。特朗普上台，美俄关系复苏的确一度被寄予希望，但他没有回天之力；特朗普想前进一步，民主党在后面把你死死拖住，反而又落到低谷。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厮杀之下，美俄关系不太会有大的起色。
至于中美关系，就目前状况来看，拜登团队的判断是有问题的。第一，我们一直抱着诚意，确实希望中美关系能峰回路转，有一些合作的机遇。但拜登团队以为我们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忍气吞声，这就错了。他们没料到中方会有如此强硬的反弹。
第二，美国借口指责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完全没道理。事关中国主权，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的传统。至于意识形态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没有道理可言的界定——以所谓民主跟威权专制将世界划线。这方面我们可以进行专门的讨论和辩论。
以台湾问题为例，此前台湾原新党主席赵少康先生宣布准备重新出马，尽管结果未必如愿，但至少代表着一种希望推动两岸合作、不要完全跟着美国指挥棒走的声音在岛内起来。
香港问题，如果系统关注过2019年下半年以来整整半年多的香港暴乱，我们会发现，把冲击国会山和冲击香港立法会的两张照片或两个视频放在一起时，几乎一样。难道这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该有的现象吗？如此不讲道理，令人诧异。作为一个大国，这是失格的。
再说新疆问题，针对所谓的种族灭绝，中方已经回应，这几年新疆人口成倍增长，而且当地情况也在安定下来，并不是外界所传言和扭曲的那样。
这些敏感问题或内部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真正友好国家，态度诚恳，相互做一些交流切磋，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有些国家，因为自己内部搞不定、把莫须有罪名戴在别人头上，树立一个敌对目标以转移视线，那就不对了。
王毅外长在安克雷奇会谈上，说美国要改一改自己的老毛病。我觉得，美国有些人始终是想要找到一个外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聚集所有的国力。美国还想要领导世界，这个态度怎么行呢？
我认为，中美之争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有一个思想原则，是究竟该如何看这些问题。这不仅是国家利益之争，也不仅是地缘之争，也没什么太多意识形态之争，而是需要从构建世界秩序的一个新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
从这个立场来说，俄罗斯处理美俄关系，以他们这几年对待中美关系的态度，可以感觉到俄罗斯朋友在关键场合的表态相当坚定。2017年，特朗普刚上台，北京大学跟哈佛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个会议，我有很多朋友到哈佛去了，美国的很多专家也出席，另外还请了几位俄罗斯专家。结果，还是美国朋友告诉我的，说俄罗斯专家对中美俄三边关系、对中俄合作的立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定。
每个大国处于极其敏感微妙的变动时期，出于国家利益，会有一些调整。比如我们的《俄罗斯研究》杂志上曾公开发表过俄罗斯一些重要机构对于国际变化、对中美两极抗争局面的看法。俄罗斯国内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不能任意掺和。在中俄合作优先的前提下，要避免过度对抗，适度保持中立。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还不是中美两极世界，不要夸大中美对抗。两极，就意味着两个领导者，但我们领导谁啊？除了美国在拉帮结派，我们没干这种事。我们的应对，俄国人也看得比较清楚。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原则性还是很清晰。
曲文轶老师讲到，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中俄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我记得十九大召开时，正好索契在举办瓦尔代论坛。我问普京总统，您怎么评价中俄目前的状态？普京总统高度评价了中俄关系，同时也坦言，中俄之间还是有一些问题。他认为，恰恰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主动沟通，找对方直截了当地进行磋商，一个一个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让中俄关系往前走。中俄间这种坦诚相见的态度，才是中俄关系的动力。我觉得如果领导人、精英层都有这样比较明智的态度，合作就能坚持得下去。
中俄关系一向主张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这是我们的宣示。但是，另一方面，最近两年普京也已经提了几次，中俄现在不结盟，但今后可以发挥想象力。普京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前些时候，中方也有一些新的表述，中俄伙伴关系不封顶，意思是伙伴关系本身还是有很大弹性。
那么，这两种说法是不是截然对立？倒也不见得。形势在不断变化，为了应对当前变化如此迅速的局势，这两种表述都要考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现在我们只是为了不对抗，不激化与欧美之间的矛盾，不针对第三者，看来仅此也未必能够避免来自外界的步步紧逼。所以，还是要发掘中俄合作的潜力。但发掘潜能或是内生动力，不是为了跟美国对着干。我们的本意是，中俄关系本身发展水平还很有限。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非常困难的转型中国家，而且，两国历史上还曾有过不少问题。这都亟需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沟通上能够深化，进一步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既要有积极的、前瞻性的态度去发展推动中俄关系，同时，又要非常理性地认识到中俄关系的确不是为了专门针对第三者。但是，当我们遭受巨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时，中俄之间适当地接近、有分寸地深化战略合作，也是必然的、很自然的一个结果。
最后，简要补充一些信息。前面提到“前苏联空间”，我想把几个问题综合起来说一说。最近，我跟曲文轶老师一起在上海参加上合组织会议。我和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先生谈到了最近的发展情况。大家看这张地图，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里有一条尚在构想中的重要铁路线路叫“中吉乌铁路”。
图自新华丝路
这一带都是内陆国家，完全没有出海通道。如果有一条铁路，从中国到吉尔吉斯斯坦，再到乌兹别克斯坦，通往里海，再往西走，直通欧洲，这非常重要。这个铁路计划的提出，其实比“一带一路”还更早。这对中吉乌三国、对整个欧亚地区，实际上都很有利，尤其是两个完全内陆的国家。但是，这个项目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诺罗夫先生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他告诉我，普京总统近来表示，关于这条中吉乌铁路，我们应该帮帮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看来，转机在出现。只要有耐心，只要我们相互尊重、从长计议，一步步来，机会就会出现。也只有将心比心、互利互惠的换位思考，合作才能走得深。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图自乌总统新闻局
另外，结合刚才有位朋友提到的，为什么普京这个人，大家都对他比较肯定？虽然过去16年来，我差不多每年有幸跟他见面，每次都会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谈谈普京是怎么处理政务、处理国家大事的。比如，前苏联空间的话题，尤其白俄罗斯大选局势动荡这样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他怎么处理？白俄罗斯大选局势动荡，总统卢卡申科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子就从位子上下来。其实，普京早就说过，你可以考虑通过全民公决或修改宪法，来解决问题。但普京的建议，既不是卢卡申科的初衷，也不全是街头闹事者或是欧美施压的目的。
从最近变化来看，大家也都知道了，卢卡申科基本接受普京的建议，修改宪法，准备全民公决。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民意的反应如何呢？前几天在阅读各类评论时正好做了一点摘录，读给大家听一听。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卢卡申科接受普京方案以后，白俄罗斯民众有54%支持普京，28%反对。而波兰地缘政治智库——大家都知道波兰民意，一直比较敌视俄罗斯——但是其最新民调显示，60%的白俄罗斯人支持普京，71%的人对与俄罗斯结盟持积极态度，主张跟欧盟发展关系的为62%，其中有54%的白俄罗斯人主张和俄罗斯深度结盟，52%的人肯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策。
这就是两个对俄不太友好的国家——英国和波兰的智库，对普京处理白俄罗斯问题的方式和结果，从白俄罗斯民间所得到的反馈。对于这样一个民调数据，可能大家比较能接受。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即使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或牵动周边敏感关系，普京仍能如此得体地解决，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最后，有一个相当复杂也很重要的问题，跟曲文轶老师讲的俄罗斯经济有关。2020年7月，普京签署的“七月法令”，事关重大。法令宣布，今后10年，俄罗斯将把化石能源贡献占整个GDP的比重降到1/3，也就是70%的GDP将不再来自碳氢能源。这意味着俄罗斯主要不再靠能源吃饭，按这一构想，过去的能源依附模式在10年之后将会有彻底的改变。
2020年7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七月法令”
很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呼吁要改变俄罗斯经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能源依附模式。但普京始终没开这个口。这次如果真的按照“七月法令”所规定的那样，10年之后俄罗斯的能源依附模式将会消失，那么这个局面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不光是俄国的经济，还有政治，包括国内利益集团将会发生重组。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必须有一个前提，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调控。如果在政治不稳定的基础下，推进如此牵动全局的改革，国内会乱成一团。没有强劲的政治掌控，怎么可能经受住10年之内如此深刻的社会政治结构大变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基于未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可能走向，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该问题的关注者，我们都应该持有的一个基本的思考角度。
至于中俄能源关系，是否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也要持续关注。所以，这还真是与我们有关，何况还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最终还是落到一句话，我们生逢一个国际大转变、也是大动荡时期，甚至是面临着诸多深刻大危机的时期，出路在哪里？关键是改革内部。
历史上，大危机的背景之下，“罗斯福新政”就是通过改革内部，增强国力，最后经过二战，让美国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70年代末，美英的“私有化”改革，掀动了全世界新一轮全球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苏联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一直走不出来，结局就是垮台、解体。有一次，普京本人在瓦尔代论坛主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会闹到解体，不是别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当然，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说在此情况下也什么都不做，那也不现实。但是，这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于每一个大国的成长，特别是危机背景下的大国战略路径的选择，首先在于练好内功，真正完成内部的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现在正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转危为机”这一关键时刻。要怎么转，机会就在如何筹谋在一个较长时期坚定不移地推动自己的改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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