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国考古学的使命——建构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与文明原理
【文/谢茂松】
202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23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文章标题点出了中国考古学的使命。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对此加以全面的理解。其一，中国考古学的出发点是认识中国历史；其二，考古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有其一套现代学术方式，同时又形成中国学派；其三，中国考古展示与文明意识建构，关乎着中国之为中国、“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其四，考古所揭示的中国文明的起源、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原理，具有既属于中国又超越中国自身的普遍性意义。
一、 中国考古学的出发点：考古与历史
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的目的，离不开考古与历史的一体关系，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历史，这在中国尤其如此。习近平指出考古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同时具有对于历史的最为完整的记载，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通史”的史学传统记载，显示出中国在世界上最为成熟、发达、完备、延续的史学传统。
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冲击下，中国文化受到否定，而作为中国文化重要部分的中国历史也受到质疑，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风行一时的怀疑中国古史的疑古风潮。
疑古思潮对中国上古史提出了全面的怀疑，认为“《史记》以来所记录的上古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由汉代人杜撰的。这种观点在当时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几十年的史学研究和思维”。20世纪20年代由于疑古思潮的产生，考古学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传统有金石学，但中国现代考古学是1921年诞生的，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同一年，夏鼐、苏秉琦等考古学家都曾指出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源与“五四”的关系。
《古史辨》书影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上是文明的复兴，中国历史传统的复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考古的“目的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的目的首先是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一方面是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之为信史，祛除中国历史在近代受到的怀疑。另一方面是在认识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同时，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历史认识基础上的自信，是理性认识之后的自信，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自信，这一来自历史的自信不同于宗教。
中国历史书写具有丰富、完整与通贯性，而中国考古成果的丰富性，使得中国历史书写与中国考古发现二者交相辉映。
二、 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话语：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
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历史，补历史文献之不足，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独有的学问方式，其地下考古形成的地下证据与历史书写证据形成了研究的两重证据法。
苏秉琦先生等考古学家在1981年提出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中国考古学派能够成立，苏秉琦先生的弟子俞伟超先生当时总结考古学中国学派的三个特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区系类型理论；再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学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它搞清楚。”
三个特征的第一个特征是作为中国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指导思想，第二个特征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自身独有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学派的任务与使命是中国学派的第三个特征，即搞清楚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传统考古学有两大自身独有的方法，即地层学与类型学，西亚、欧洲、美洲的考古遗址多为石头建筑，是一种硬遗址，而中国古代的考古遗址则多为土木建筑，是软遗址。发掘软遗址和发掘硬遗址的方法不完全一样，中国考古界在发掘软遗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考古地层学原理有深刻认识，自下而上不同地层堆积形成的遗址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层。
苏秉琦提出考古学文化中“区、系、类型”的概念而形成区系类型理论，则是在中国考古学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类型学方法做出了发展，俞伟超指出区系类型理论是在“分区、分系、分类型地寻找各考古学遗存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从而认识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的总谱系”。
考古学家苏秉琦
俞伟超在其《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将考古的工作分成三个层次。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第一层的基础，更进一层到第二层则是俞伟超指出的“历史复原”，他认为历史复原需要采用“综合研究法”。
中国历史复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夏商周三代与五帝的历史复原，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受到怀疑有关——近代夏代被怀疑不存在，《史记》中的《夏本纪》受到怀疑，《五帝本纪》不用说更是受到怀疑。
基于历史在中华文明传统中的重要性，国家专门设有史馆，有史官来修史，修史、修国史是国家行为，尤其是盛世修史。中国在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继承了国家修史的传统，而有国家层面的重大考古工程，先是1996年，“九五”期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举国家之力，调动各学科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确定夏商周的确切历史时间，形成《夏商周年表》，因为时间、年代是历史真实纪录的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殷墟、甲骨文以考古材料证明了商的存在，证明了司马迁《殷本纪》为信史，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则证明夏的存在，并证明司马迁《夏本纪》为信史，这也就是二重证据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是“十五”启动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从夏商周再上推到尧舜时代，以考古材料来实证中华文明5千年的文明史，其中重要的是对六大重要遗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这六大遗址被认为是六大都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尧都，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可能是禹都，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则被考古学界公认为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图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揭示本源”上，考古工作任重道远，他说：“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实为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又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强调“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这是举国体制在考古上的体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的地下证据来证明司马迁《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同样为信史，一百年前对于中国古史、远古史的全面怀疑至此将得到全面的拨乱反正，这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不止是意味着历史年代的悠久，更重要是其所代表的中国文明的“道统”，即文化价值观的统绪与延续。作为中国文明最早也是最核心原典的“五经”所纪录的就是周以及从西周往上的夏、商、尧舜禹的事迹，并将之上升到“道”的文明原理性高度。所谓“六经皆史”，说明了中国的历史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的纪录，而是具有“经”的“道”之“常”之意义。故而20世纪20年代对于夏、尧舜禹的历史存在的怀疑，乃是在最根本上抽掉中国文明的最底层的基础。
二里头出土网格纹青铜鼎，图自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考古学在第二层的历史复原的基础上再进一层到第三层，则是同样重要的解释的工作，这也是历史解释的工作。考古发现体现在考古遗存、文物上，俞伟超提出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文”不仅是生产力，还有聚落形态等反映出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精神世界。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除了确切的历史年代的时间断代外，同样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考古材料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整体性研究。李学勤引用张光直对于三代的看法，认为夏商周三代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但在文化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中国文化，同时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其中包括宗族制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李学勤又引用侯外庐的观点，侯外庐讨论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文明路径，以恩格斯家族、财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古希腊罗马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走的是新旧混合的维新的路线。
饶宗颐则是研究甲骨文内容中所反映的商代的礼制，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所在。这些讨论都关涉到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特点。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的第一点，即“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文化基因是关键词。
以上考古学三个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统合而言是对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整全性研究，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文章的标题“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指示的方向。
三、 中国考古学何为：“大观在上”的考古展示与文明意识建构
1、“大观在上”的考古展示
考古发掘是将地下材料展现于世，中国考古所反映的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也是需要在展示中更直观、鲜活地得到体现，这是考古较之书本历史书写的独特性所在。《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之道是需要在形而下者，即显在的、肉眼可见的考古发现中展示出来，所谓道器一体而须臾不可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考古的三个展示：“一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二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三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展示的意义就是《周易》“观卦”所说的“大观在上”、“天下服矣”。三个展示是不断由内而外扩展而蔚为大观的整体。前面已讨论过第一个展示，接着来讨论第二个展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先民在培育农作物、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创立文字、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中所包含的两层意思要在古今一体、中国文明延续性的高度来理解。第一是中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由古而知今，今天的中国将重回历史的荣光；第二是先民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全方位的成就，在这里尤其要注意对于科技与“建构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成就的强调，今天的中国也将继承、发扬古代中国在科技与政治上的领先地位。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官僚制，中国在两千年的秦朝就已确立，中国在这点上领先西方世界两千年。而西安兵马俑正是对于这一点最直观的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到第三个展示时，提出“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的同时，强调中华文明在思想体系、科技以及制度上的贡献，这里尤其要注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郡县制、科举制”所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具有的独创性。这也要在古今一体、中国文明延续性的高度来理解，即今天中国的制度也将像古代中国的郡县制、科举制一样具有其独创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展示的意义正是在“活起来”中才能成为滋养，活起来的关键，是建立考古发现背后的中国历史文明与我们今天的深刻关联性，“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考古发现的三个展示体现的中国文明的“形而上者谓之道”。
2、建构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我们是谁”与历史认同
中国文明是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同时具有世界上独有的通贯性的通史写作。而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周公“制礼做乐”时就已发展出高度成熟的人文性的文明，这点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宗教性形成鲜明对比。
孔子褒贬历史的春秋笔法所显示的历史写作、历史诠释，在以人文性为特点的中国文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功能与意义。因为中国文明延续的关键，是依靠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所形成的内部凝聚力，而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的延续主要是靠《五经》所代表的经学以及史学，而“六经皆史”则道出经学、史学之间的所存在的紧密的相互转换关系。包括《史记》、《资治通鉴》、《通典》等史书中通贯的就是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中国文明传统的大一统的“大国政治”需要有“大国历史”，方可保证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美国人之为美国人，即美国认同的核心文化价值是WA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文明。清教这一宗教在现代美国的文化认同中具有核心意义。美国是世界史上最新、最年轻的帝国，没有历史，而大国需要历史，需要经历历史的起落。
不同于美国之没有历史，中国作为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中国之为中国，是对于历史的中国的“道”的延续与发展。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的文明，今天中国人的“我们是谁”、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离不开历史认同。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史学在今天承担着自觉建构中国文明的文明意识的使命。由此我们能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历史、考古教育对于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重要意义，他说：
“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基于中国历史在今天“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考古工作在历史领域斗争中的意义：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3、伟大文明复兴：通过“考古中国”而古今一体地深刻认识今天的中国
传统之为传统，一定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中国文明传统正如川流不息的流水，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而连续不断，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而来，诚所谓古今一体，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中国几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对此有深刻的体认。俞伟超在其《考古学是什么》一书最前面的《六十述志》中说：“今已六十，仍不悟耳顺本义，然忽识古今一体之道。……可谓古今一体，乃古今真谛。”
古今一体的意义除了文化认同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历史纵深中更深刻地认识今天的中国。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并进一步概括为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这两大区。今天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发展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个文化区不也是似曾相识吗？
其中的粤港澳大湾区放在文明史视野来看，即是面向海洋。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同时有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的双重面向，这就是文化基因所在。李学勤在其《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提出“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的问题，李学勤的答案自然是不远，而苏秉琦所指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同时具有的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的面向，新石器时代离我们今天远吗，答案是同样的。
《走出疑古时代》书影
俞伟超在《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的《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考古学是什么》这两篇文章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学考古的人，都碰到过使自己长期困惑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从事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不少人以解释古迹的具体出现原因为目的，俞伟超先生批评这种单纯为考古而考古的行为的研究层次太低。于是便有以探索古代历史发展轨道这一更高的层次的研究作为考古学者的理想目的。
俞伟超认为这一层次还是不够，而他自己的简单的答案就是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是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是俞伟超在前面所说的考古学的三个层次之上的第四个层次。
就“考古学是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这一提法，俞伟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自述“据我了解，至目前还没有人这么讲过。我感觉到是这样，但还没有能力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怎么敢说”。俞伟超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單-僤-彈》费心探索东方的公有制问题及其背后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俞伟超在其《考古学是什么》一书中一再用到“人们共同体“这一他所心仪的概念。他思考过去的公有制和未来的公有制的关系。作为一位考古工作者，他在这篇文章的研究中深刻体会到“只有理解当代，才能理解古代。现代社会是理解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这一思考具有方法论意义。
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的研究提供了同样的例子。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 建立在大量商、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他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中指出，上溯先秦之礼乐文明，是为了中国之“文艺复兴”。今天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是中国文明的复兴。
从中国考古学家的对于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的思考，我们可以更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
习近平指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这也是一种文化基因，过去的中国具有领先性，今后的中国还会继续领先，中国将重新回到历史的荣光。但这种领先的荣光不是自动的，是干出来的，是结合深刻把握中国文明为何能够延续的“可大可久之道”中的实践中干出来，这一实践本身将铸就现代中国的新文明传统，展望这一伟大的新文明传统，将是如孟子所说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何尊铭文，其中首次提及“宅兹中国”。
四、中国考古学对于世界的贡献：提升、建构普遍性的文明原理
孟子所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光辉之大，照耀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如太阳的光辉普照四方，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这些重大贡献背后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文明原理。
俞伟超提出的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除了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之外，还有对于世界的贡献，他提出中国文明本身的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包涵着大量可说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普遍性）内容。这种重要性，不是其他地区可以取代的”，他提出：“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古文化、古文明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从全球角度来抽象其一般规律，自觉地从‘为了今天’的目的出发来进行研究，应当就是当前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张光直将世界的文明分为两类文明，中国是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文明作为原生道路文明，具有普遍性意义。而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的西方反而是例外的。更早之前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却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考古学的使命是要从原生道路的中国文明中提升、建构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原理，这一普遍性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理一分殊”意义上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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