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马克之冠：你可能不知道日本做了多少“努力”，才拉来原子能机构“背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虽然福岛核事故中产生的核废水已经不是第一次流入大海了，但是作为日本政府正式做出的官方决策，把核废水排入大海一事依旧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尽管随着福岛核危机的日益拖延，所有人都已经一再调低对日本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责任预期，但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程度还是超出了大众的想象。
原子能机构表态成“令箭”
最近有些人援引日本外务省的通稿，高强度复读关于“氚无害”“低放射”“可以喝”等日方文宣话术，甚至还有人碰瓷国内核电站，声称二者排放都一样云云，企图通过指东打西转移视线的方式来为日本的决策灾难开脱洗白。从这个角度上说，日本外务省的公关经费也算是没有白花。
如果日本的核废水真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低辐射可以喝，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喝掉呢？需知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也是有缺口的，既然能喝那为什么不直接给日本居民喝呢？
1965年苏联用原子弹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炸了一个水库出来，辐射消散后，为了证实水库安全可用，时任苏联原子能部部长斯拉夫斯基跳进水库游泳以示安全。
资料图来源：mediadrumworld.com
2010年美国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佛罗里达海滩一度因此关闭。在漏油被清理干净，水下漏油点被控制住之后，海滩重新开放，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带着自己的女儿在佛罗里达游泳以示安全。
苏联人搞得，美国人搞得，你日本人说的比苏联人和美国人加起来都好听，那你为什么不喝？
估计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政府内心也清楚，任何技术都必须要由人来实施，人是事故处理的首要因素，当人本身不靠谱的时候，讨论技术就没有意义。
此事发生之后，在事关全球公共治理的问题上日本的政府信用已经事实上破产，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日本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决策？它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它的底气何在？
无非两条：一是美国政府的袒护，二是国际组织的背书。
前者很好理解，美国政府对自身及盟友在事关全球公共治理的问题上予以袒护是一个公开的国际政治现象，这甚至谈不上是什么秘密。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双重标准是明确而不加掩饰的，甚至被袒护方自己都不讳言这一点。
比如眼下日本方面就在反复强调其行为获得了美方的认可，其沾沾自喜的嘴脸仿佛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获得了免死金牌；而由于洋流原因，美国实际上是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主要受害方，但美国方面居然对日本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感谢”，这种沆瀣一气的表态委实不堪入目。
而后者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此次事件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表态成为日本文宣通稿、日本媒体以及国内某些人拿来当令箭使的诸多鸡毛中最大的一根，在他们嘴里，有关叙述甚至演变成了“联合国允许日本排放核废水”。
虽甚荒谬，但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对日本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施加足够的压力，其出台的有关声明至少在纯粹理论层面认可了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可行性，这也是事实。
为何如此？
就此问题，我陈述一些基本事实。
日本积极介入国际组织
二战结束后，与在国际场合中对美国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诺诺不同，日本在国际组织中的扩张和布局是非常激进、非常有侵略性的。
由于主权结构受限，日本极其重视扩大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JPO项目，向联合国的诸多国际组织输送工作人员，通过人事组织关系来影响、介入乃至操控国际组织的一般政治实践。
JPO项目的全称为初级专业人员项目（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 program），它的前身是1954年由荷兰政府与联合国粮农业组织创立助理专家项目（Associate Experts），当时双方约定，由荷兰政府提供费用和派遣人员至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
由于该项目同时满足了联合国的人力需求和国家对具有丰富国际工作实务经验的人员培养需求，因而大受欢迎，联合国的其它组织也陆续开展此类项目，与联合国有密切关联但并不从属于联合国的一些国际间组织——例如亚洲开发银行——也有类似项目。
联合国每年招收数百名JPO项目人员，由联合国JPO服务中心负责管理，这些人员会根据计划被分派至联合国各个组织提供服务，其中的一部分人员会成为联合国组织的正式职员，并参与到联合国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
招收JPO人员的联合国组织主要有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大学、国际劳工组织、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经合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当然，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
日本从1974年开始参与JPO项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巨额资金投入，成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人员灌输机制。日本安倍内阁于2015年发布了《2015年日本复兴战略》，其中明确划定了到2025年，要确保联合国的各个国际组织中，日本籍正式职员的人数从目前的800人达到1000人的目标。
日本向联合国的各个国际组织输送了大量人员，这些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正在或者曾经在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中担任关键职位。例如：
分管联合国财政工作的副秘书长高须幸雄，
分管联合国新闻、裁军、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
分管宣传工作的副秘书长法眼健作，
分管人道主义工作的副秘书长大岛贤三，
分管裁军工作的副秘书长阿部信泰，
分管裁军工作的副秘书长田中信明，
分管新闻工作的副秘书长赤坂清隆，
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绪方贞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
国家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
国际海事机构事务局长关水康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司张西本伴子，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岩谷滋雄，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亚洲局局长忍足谦朗，
世界银行独立监察小组主席渡边惠美，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执行副总裁本田桂子，
还有最关键的，在福岛核危机期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天野之弥。
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天野之弥，已于2019年因病去世，享年72岁。（资料图/原子能机构官网）
他们都是日本通过JPO项目派遣到联合国工作并留用的人员。
这些人员，再加上日本通过其它途径，例如联合国常规工作人员招聘流程、联合国志愿者派遣计划、学术及研究机构派遣人员等向联合国派遣的工作人员，日本在联合国及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中间搭建起了非常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
仅仅在2018年，日本在联合国各级别国际组织中的职员人数就达到了P2级别75人、P3级别252人、P4级别276人、P5处长级别160人、D1副局级59人、D2司级15人、高级官员10人。
在联合国的诸多部门中，日本职员的数量非常庞大。比如：联合国秘书处日本职员数量高达91人，位列世界第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日本职员数量为77人，同样位列世界第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职员人数71人，还是位列世界第一；联合国难民署日本职员58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日本职员39人。
而这些人员中至少一半以上是日本经由JPO项目输送进联合国的。例如：儿童基金会的77名日本职员中有60人是通过JPO进入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的71名日本职员中有43人是通过JPO进入联合国的；难民署的58人中有49人是通过JPO进入联合国的。
从2003年开始，联合国每年新招收的日本籍正式职员中，有JPO经历的人占比就长期维持在7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超过80%，其中来自学术机构或者研究机构的人员比例较高，长期在一半以上。
而这其中不乏高官，例如儿童基金会中4名日本高级干部中3名是JPO人员，开发计划署中9名日本高级干部中6名是JPO人员。
日本通过JPO项目向联合国输送的人员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部分其它国籍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中，JPO被半开玩笑地称呼为日本人行动（Japanese people operation）。
除了人事工作外，资金也是日本介入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一般政治实践的重要途径。
日本向联合国的国际组织投入外交资金，属于“政府改革开发援助”项目的部分工作内容。日本“政府改革开发援助项目”分双边类和多边类，其中多边类就大量投入到联合国及联合国的国际组织相关工作中。
日本在联合国所需资金的负担比例在2000年达到顶峰（20%），后来由于日本自身的财政问题而逐渐下滑至不足10%。为了应对因资金投入不足而导致话语权下降的问题，日本于2015年重新修订了《开发协力纲要》，开始引入民间资金投入到多边类政府改革开发援助项目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了向联合国的国际组织派遣工作人员（例如前面提到的JPO所需资金）而投入的资金并未随着日本负担联合国所需资金的减少而减少，反而通过调整外交资金的总体构成而逆势上涨，其涨幅之高令人印象深刻。
具体有多高呢？简单来说就是从2014年到2018年翻了一番还多，从11亿日元上涨至23亿日元，这在日本政府的总体外交预算和负担的联合国资金日渐减少的大背景下是非常可观的。
另外，日本外务省国际机构人事中心还积极同参与JPO项目的联合国国际组织建立对口关系，它与43个国际组织签署了JPO协议，位列世界第三。其政府多部门联合网罗并输送人才，甚至还设立了专门的相关培训项目和考试科目。
除了人员和资金，日本还通过积极争取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在日本落户来获取影响力。诸如联合国大学、粮食计划署、知识产权组织、世卫组织等都在日本设立了事务所或者中心。
结语
在福岛核危机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里，日本籍职员的占比并不算高，但在福岛核危机的10年历程中，有8年其总干事一直是日本人天野之弥。
另外，美国在参与JPO项目时，其热衷于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定向派遣JPO人员，美国籍职员、美国籍干部、有JPO经历的美国籍职员这三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的占比稳居世界第一，这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策形成过程和具体事务处理形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当代的历次区域核危机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配合，乃至于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橡皮图章”特征，即与此有一定关联。
客观而言，日本和美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所拥有的不成比例的人事结构，这事实上提高了这些国家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强了其设置议题和控制议程的能力，客观上形成了对国际事务中一般政治实践的塑造能力，这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强权。
我不是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其它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客观和公正；事实上，在日本和美国能够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的大环境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声明依旧能够咬住纯粹理论可能不松口，而没有在许可具体实施上开绿灯，这已经证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相当的职业操守和科学精神，他们知道自己手中之笔的如山分量，对每一个措辞都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力求稳健。我从中看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持守人类公理正义的良知和外界政治压力之间的搏斗与抗争，对此，我表示钦佩。
但如果某些人企图以此论述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岛核危机中的具体作为纯洁无瑕如白莲花，乃至于企图进一步论述国际原子能机构给日本的非法排污行为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政治合法性，那就不光是“瞎了眼”，恐怕还“黑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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