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我决定倒了核废水，你必须相信这是科学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妮妮】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最终宣布向海洋排出被“处理过”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产生的核废水。这一方针，很可能是早在2016年就已经决定了。

不久前，日本全国盛大地纪念了311大地震10周年，大家感动得一塌糊涂。但是在“排水”问题上，当地渔民和其他群众的坚决反对却并没有被政府理会。

消息出来的当天晚上，网络上就有大量的“科普”，告诉反对的民众，排水这事儿啊，它特别“科学”，非常安全。如果民众不相信，那就是“不懂科学”，是“愚昧”。因此，伤害福岛渔民的是“愚昧”的民众，而不能怪决定排水的政府和电力企业。

部分日本民众手持标语抗议政府的“排水”决定

在2011年东京电力公司下属福岛第一核电站（以下简称“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前，人们并没有怎么去质疑它的“科学”性，这座电站周围甚至有鸟类保护区。那个时候如此相信“科学”的民众，到今天突然“愚昧”的原因，与其说是反对“科学”，不如说是对目前掌握“科学”运用权力的人失去了信任。

企业和政府先是把事故拖进了难以收拾的田地，然后经历十年消极的“佛系”应对，最后突然对你说“我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把水倒了，你必须相信这是很科学的决定”。这“科学”一词听起来必然非常刺耳了。

目前的核心问题，显然已经不是“排水是不是有科学依据”，而是“应该有足够的外界——日本民众与‘真正的国际社会’——监督来保证整个排水过程是‘科学’的”。因为从2011年以来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恶化，再到“倒水”的整个过程看，日本“政府+企业”的决策系统内部似乎并不存在有效的监督和保障机制。

关于福岛核电站事故，有两点是公认的。首先，事故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的最高定级7级，造成了重大的环境影响。其次，事件是天灾加人祸，用于“科学”预防此类事件的堆芯隔离冷却系统——尤其是应该自动待机的应急制冷系统——并没有有效运作，以及发生问题后未能及时“科学”停堆。

关于具体原因，有地震海啸破坏电源说，有系统故障说，还有企业操作不合规纯人祸说。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意味着事故完全可能“科学”地避免：

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根据当地的地质与灾害状况做出更谨慎的预防措施；如果能够及时更新老化的设备与技术；如果为系统的应急能力留出更大的余量，并在平日注重维护和人员培训；如果不会因为过多考虑经济成本而导致应急判断滞后，等等，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是的，核能民用产业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对问题的套路了。而在福岛核事故上，“科学”的规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

国会2012年的事故调查报告——同期有政府委员会、国会与民间的调查报告，国会报道的态度算是“中间”派——直说这是“体制问题”，日本的核电安全管理体制上一直存在漏洞。

这表现在，首先，从整体的机制安排上看，日本国内的事故对策一般仅考虑发电站内部的故障可能性或者设计上的问题，却未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这显然是一个致命的傲慢，2006年的时候，日本的“核能安全委员会”的官方指南中就认为海啸并不会对核设施产生严重影响。

其次，当事故发生时，电力企业有高度自由的处置权，公共的核能安全机构可以提供建议，但并没有强制影响。事实上，日本的核能安全机构之前曾经依照国际惯例，提议核电企业注意核电系统在长时间失去电力支持的情况下可能发生问题，并希望企业做出相关的改进措施，但并没有企业采取实际行动。另一个更直接的例子是，早在2009年，日本核能安全保安院就曾经建议东电针对大海啸的风险制定对策，但被东电拒绝。

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展开了补救的措施，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灌水降温和封存固体污染物。降温和封存当然都是“科学”手段，但这些手段——尤其是有切尔诺贝利的方案作为对比——看上去实际并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而是更多考虑了企业的经济成本。这就导致“科学”失去了它的神圣光环，变成了一个为了企业而四处奔走的小厮。

十年间，人们总在听到这样的新闻，如：反应堆的温度又升高了；冷却水的水位低于了安全标准；反应堆的保护壳被烧穿；地下水受到了污染；观察反应堆情况的机器人很快因为辐射而停止工作；周边地区疾病的案例增多，渔民捕到了辐射超标的鱼；有4000个集装箱封装的固体污染物来历不明；不断增加的液体和固体废物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储存能力……等等。

2011-19年及2021-25年日本政府复兴事业费的预算投入情况

在出现问题时，一方面企业也能慌慌张张地用一些“科学”方法补救，但另一方面，整个应对过程看起来就像是缺乏有计划与可控的“科学”规划。掌握“科学”权力却没有慎用的人导致了人们失去对“科学”的信任，而直接的受害者却是福岛的平民。

目前，福岛的核反应堆正处在废堆过程中，根据“科学”的计算，如果顺利的话，这项工作“有望”在2041年到2051年左右完成。如果人们不能恢复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的话，当地的“复兴”也就依然遥遥无期。

而最后，政府决定“排水”的决策过程也让人感到，是利益的博弈而非“科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前所述，在非常被动和佛系的应对方式下，核废水越积越多，预计在2022年秋天达到东京电力公司储存能力的上限。

福岛核电站周边地区，密布核处理废水储藏罐  图自日媒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政府召集咨询专家会议想办法。2016年6月，咨询专家会议提出五种“科学”方案，第一种是在福岛县继续造新的储存罐；第二种是到别的县去修新的储存罐；第三种是固化后排入地下；第四种方法是把废水处理后汽化排到大气中；第五种是处理后倒海里。

第一种方案的困难是，福岛县的有效土地利用已经接近极限——当然，也有日本民众认为是东电不愿承担修建的成本。第二种方案，没有县会愿意接。第三种方案，技术上更难实现，同时也需要土地，而且还要应对地质风险。第四种方案，排到大气里，只会给民众造成更大的恐慌，对政府的声誉和选票是更为致命的打击。

实际上，在这五种方案中——说不定一开始就只有排到海里这个方案在“科学”技术上好像比较成熟、成本最低，同时引发的负面舆情又小于排到大气中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排水”这个决策中，其他县不用担心被占用土地，松了口气；东京电力用最小的成本解了燃眉之急；政府也表现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决断形象，而且受到的民意压力会相对小一些。

为了危机公关，还把氚做成了吉祥物……

于是2016年11月，政府就成立了咨询机构“关于处置多核素去除装置（ALPS）处理水的小委员会”，开始正式着手“科学地”推进“排水”政策。

在随后的几年内，政府不时向媒体放风，试探民众的反馈。到2018年8月，政府在福岛和东京搞了公开听证会，询问民众代表对海洋排水的意见，自然大多数参加者表示反对。哪怕政府和企业表示自己有很成熟的核废水处理能力，但谁敢信呢？

由于“排水”必然带来反对的民意和全球舆论的不满，因此从2020年2月开始，日本政府就一直在努力安抚国内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及考虑未来的舆论公关需求。

同年4月到10月间，政府会见了福岛县的知事、市町村长，以及各团体的代表43人。2021年3月23日，经济产业部长梶山弘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事务局长视频会谈，请求对方协助处理“排水”之后的国际舆论等问题，而日方媒体报道说双方达成了“共识”。

“排水”之后，渔民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从2020年开始。“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渔联）就向政府请愿，对海洋排水一直表示“绝对反对”，福岛地方的渔民也一直在向当地政府和媒体寻求帮助。

2021年4月7日，距离政府正式宣布“排水”之前不到一周的时间，菅义伟首相会见了“全渔联”会长。在整个政策中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在这个决策过程中看上去被放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上，难道是因为他们不配一起谈论“科学”吗？

在日本政府宣布“排水”之后，福岛地方的行政长官还有当地的民众都提出了抗议，或者寻求与内阁人士进行沟通。但我们也能很容易地推测出，当地的群众以后是没法对政府和企业采取“强硬”态度的，因为他们还得依赖政府和企业来帮他们解决“排水”之后的负面舆论问题。而导致福岛有这么多“负面舆论”的人，恰恰也就是政府和企业。这就是滥用“科学”权力，又借着“科学”的权力来充当救世主。

归根到底，普通的民众，并没有复杂的知识和实验室设备，无法验证一个决策是否“科学”。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其实就是对掌握“科学”运用权力的人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不易，但失去很容易。

福岛核事故无疑是制造了一个很糟糕的先例，可以想见会对未来民用核能事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也损坏了行业内的很多科学努力。为了人类的能源事业能够更健康地发展并持续造福于大众利益，福岛核事故的处置过程应该受到更多的监督和更“科学”的——在技术和公众利益两个方面——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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