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伊斯兰化”能否成就土耳其“复兴之路”？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一、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女性问题再度激化
3月20日，土耳其政府通过官方公报宣布了总统埃尔多安的总统令：终止土耳其作为《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又称《伊斯坦布尔公约》）缔约方的地位。“退群”消息一出，该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一片哗然：
自3月20日起，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连续两个周末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广大妇女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对埃尔多安总统这一决定的愤怒，面对全副武装的警方高呼“谋杀妇女是政治性行为”、“保护妇女，而不是暴力罪犯”等口号。3月27日，土耳其伊兹密尔省一位17岁孕妇疑遭同居男友刺杀，母子身亡的事件更是“火上浇油”，激发土耳其女性对政府的强烈不满。
众多女性聚集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抗议，图源：Erdem Sahin/EPA
欧洲委员会秘书长玛利亚·佩伊契诺维奇·布里奇在收到土耳其的“退约”申请后表示这是“令人震惊的消息”，称之为土耳其和国际妇女保护事业的“巨大倒退”；事实上，土耳其不仅是该公约的缔结所在国，更是第一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2012年3月12日）。
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驻土耳其国家工作队分别发表声明，对此深表关切，担心退约“可能会破坏土耳其迄今为止在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女性领域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并可能阻碍该国在进一步巩固国家立法、政策和机构框架方面取得进展”，呼吁土耳其政府“重新考虑退出的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称土耳其的决定“极度令人失望”，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博雷利·丰特列斯则敦促土耳其政府收回这一决定。
此外，埃尔多安总统的决定在土耳其政坛也引发了相当的合法性争议：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发言人坚称《伊斯坦布尔公约》经议会批准签署，根据土耳其宪法第90条规定，退出国际公约需得到议会批准；部分土耳其法律界人士也质疑埃尔多安以总统令形式“退约”的合法性。但土耳其政府援引第九号总统令第三条，表示总统具有相应权限。
面对国内外各方的反对声浪，埃尔多安总统在官方声明中指责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群体导致土耳其退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原本旨在促进妇女权利，如今却被一个企图将同性恋正常化的群体所劫持，而同性恋并不符合土耳其的社会与家庭价值观。因此才有了退约的决定。”其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更是直指该公约鼓励同性恋和夫妻离婚，损害了土耳其社会观念中“神圣”的家庭。
埃尔多安的任性“退约”引发了国内外的反对声浪，图源：Hu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颇为“任性”的退群之举，令该国长期存在的女性议题再次凸显。事实上，在宗教影响显著的土耳其社会，针对女性的不平等和暴力等争议现象与问题持续累积，导致近年来引发民众越发强烈的反弹。
自1928年正式确立世俗国家体制以来，土耳其以宪法条文禁止性别歧视，规定家庭配偶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关系。1930年，土耳其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包括禁止一夫多妻制、赋予妇女完整的政治权利。土耳其女性分别于1930年和1934年获得了地方和全国性选举的投票权，甚至早于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等欧洲国家。
此外，早在缔结《伊斯坦布尔公约》之前，土耳其便在1985年成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成员国。
然而，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保障并未在事实上有效消除土耳其社会针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直至当代，土耳其女性在就业和教育领域与男性差距明显，性别歧视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土耳其就业人口中女性只占不到三分之一（33.275%），比1990年前仅增长不到3%；同年土耳其15岁以上女性就业率仅为33.46%，几乎仅为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一半的水平；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报告中，土耳其在149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于第130名，属于差距尤为严重的水平。
1990年-2019年土耳其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来源：World Bank
尽管近年来土耳其通过各项措施提升女性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但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遇到的歧视依旧广为存在，农村地区妇女不识字的情况尤为显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11年至2018年的连续统计，土耳其女性在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全部低于男性。
与此同时，据2018年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虽然女性学者在土耳其高校占比达到43.58%，但只有三所公立大学校长为女性，而各高校管理层缺乏女性成员的现象被土耳其教育学家阿拉丁·丁切尔视为“有意决策的结果”。
其中强奸和名誉杀人更是多发于该国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根据土耳其政府最近一次的全国调查（2014年），在所有至少有过一次婚姻的女性中，38%的妇女曾遭受身体或性暴力。土耳其民间组织“我们将阻止杀害女性”的统计更为惊人：2017年，土耳其全国有409名女性因性别遭到杀害，另有387名儿童遭遇性暴力。
土耳其女性遭到暴力甚至杀害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均体现了社会环境对女性生存状况的不利影响。“我们将阻止杀害女性”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被害女性死于家中，21%的女性是由于为个人生活自主做出决定而被杀，甚至还有4%的妇女仅因拒绝与前夫或前男友复合而死于非命。
此外，因身着短衣短裤遭暴力侵犯、强奸的现象在该国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一项民间调查发现，33%的警察认为“某些女性活该被强奸”，66%的警察和近50%的其他职业男性认为“是女性的外表和举止勾引男性强奸她们”。
面对土耳其对女性如此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土耳其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埃尔多安总统反而在伊斯兰化的政策指导下全面废除戴头巾的禁令、不时发表针对女性的歧视言论。广大女性本就积怨未消，这次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之举只会进一步引起她们的强烈反弹。
二、内外挑战交织，“伊斯兰化”能否成就土耳其的“复兴之路”？
自2003年担任总理（2014年当选总统后转任总统）以来，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政府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而最近一纸“退约”令，也是旨在捍卫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土耳其社会传统价值，而非单纯地将矛头指向女性群体。在“伊斯兰化”的指导方向下，土耳其政府的施政议程并非只令女性担忧。
现代土耳其是以世俗主义原则建立的共和国。早在1928年该国便修改宪法、取消官方宗教，并保障民众宗教信仰自由。土耳其宪法第四条更是明确规定：宪法前三条所确立的建国原则——世俗主义与平等、共和制政府、国家不可分裂——不得删改。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致力于建立现代、民主和世俗国家的理念更是成为对土耳其立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凯末尔主义”。
然而，由于穆斯林人口在土耳其全国总人口中占据绝对多数（2019年奥普蒂玛调查数据显示89.5%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报告更表示99.8%的土耳其人为穆斯林），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社会始终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埃尔多安总统推行“伊斯兰化”的社会基础，也引发了不少人对于“埃尔多安主义”取代“凯末尔主义”的忧虑。
2019年土耳其宗教信仰人口分布比例，来源：Optimar survey/Wikipedia
与许多土耳其人相似，埃尔多安本人的成长和教育经历也具有深厚的伊斯兰背景。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埃尔多安的从政生涯便始于伊斯兰政党。1997年他因朗诵赞美伊斯兰极端主义诗歌，被指控“煽动暴力和宗教仇恨”，并在两年后入狱服刑四个月。
随着埃尔多安政治生涯曾经加入的民族解放党、福利党和美德党先后因违反宪法的“世俗主义原则”遭到法院解散，他意识到现有共和体制下纯粹的伊斯兰政党无法参政执政，于是不再公开宣示伊斯兰政治主张，转而在2001年成立了温和保守主义政党正发党。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埃尔多安正式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
尽管担任总理初期积极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恢复，使国家呈现一片迈向现代化的场景，但被广泛视为“新奥斯曼主义者”的埃尔多安始终致力于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重现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与荣光。
近年来，随着土耳其经济动荡、政坛风波不息、民族冲突不断、外交争议与摩擦不止，埃尔多安一方面通过修改宪法、改组政府等方式巩固权力，另一方面加快“伊斯兰化”进程以实现其政治愿景：
2016年7月以来，埃尔多安以“政变”为由，逮捕各界人士逾万人，进一步清除坚持世俗主义的公务员和军官，并通过第二年修宪将国家制度从议会制变为总统制，确保自己可以总统之身继续掌握行政权。
担任总统期间，他将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从控制和限制伊斯兰教影响的职能部门变成推广伊斯兰教的机构，大力强化伊斯兰教令和价值观在家庭生活和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采取了全面废除戴头巾禁令、限制酒类消费等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他本人“培养宗教青年”的愿望，以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前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关于“世俗主义将不在新宪法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言论，都一度引发社会不安。
2020年埃尔多安废除凯末尔的政令，将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千年文化遗产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为大清真寺，成为其伊斯兰化进程的最新举措，引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不少基督教和东正教为主体国家的关切与不满。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变为清真寺，是埃尔多安伊斯兰化政策的最新举措，图源：Muhammed Enes Yildirim / 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显然，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政策得到了宗教保守派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也是他执政的主要支持力量。但无论是内政外交，还是凝聚民众，伊斯兰化当下并未照亮土耳其的“复兴之路”。
尽管埃尔多安在执政初期延续前人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搭上全球化便车，依托天时地利取得了暂时的经济红利，但低储蓄率和巨额债务也为土耳其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2018年的货币和债务危机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影响至今；今年2月土耳其通胀率升至15.6%，3月22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开盘暴跌超过15%，逼近历史最低水平；面对困境，埃尔多安除了在八个月之内三度更换央行行长，呼吁民众不要抢购黄金和美元之外，并无有效办法。
2016年至2021年土耳其通胀率波动，但始终高于5%的警戒线，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油价始终在低位徘徊，来自欧洲和中东的需求持续大幅减少，支撑土耳其经济的对外贸易前景愈发不乐观；疫情之下，旅游业这一重要创汇来源也遭遇重创；进入2021年，土耳其外汇储备仅不到520亿美元，不及2013年的一半。
2011年至2021年土耳其外汇储备变化情况，来源：tradingeconomics.com/Central Bank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随着经济基础近乎消失殆尽，埃尔多安近年来打击世俗主义者和其他异见人士、扩大总统职权和任职期限、被曝豪华官邸与家族生意丑闻、与东南部地区库尔德人重新兵戎相见等作为，不仅令所代表的的伊斯兰势力“民主”、“清廉”形象破灭，也使得埃尔多安本人越发难以凝聚民意。
在2014年总统大选和2017年修宪公投中，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均“碰巧”刚过51%，2019年地方选举中正发党进一步失去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安塔利亚三大城市的执政权，表明其支持者正在从更多地区持续流失。
从2014年总统大选（上）、2017年修宪公投到2019年地方大选（下），埃尔多安及正发党的支持者不断流失，来源：Wikipedia/Supreme Election Council (Turkey)
伊斯兰化无力解决内政问题与挑战，而“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也时常令土耳其处于孤立之中。由于埃尔多安时常以难民和其它议题“敲诈”欧盟，并且在去年与旨在强化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法国隔空交火，如今右翼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欧盟对土耳其变得越发强硬，导致土欧关系恶化，土耳其的入欧之路变得遥遥无期。
意图主导地区事务和议题的土耳其近年来积极参与叙利亚和利比亚内战，以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并就东地中海就地下资源和“北塞浦路斯”问题直接与希腊和塞浦路斯对峙。不仅造成了它自己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关系紧张，也与深度涉入叙利亚事务的美国与俄罗斯两大国存在着利益冲突。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坚持向其最大对手俄罗斯购买S-400地对空导弹系统，即使在3月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亲赴布鲁塞尔面见土耳其外长、敦促土耳其放弃收购之后，土耳其政府也坚持“交易完成”、不可撤销。
向俄罗斯购买导弹系统令土耳其又“得罪”了美国，图源：AFP
“新奥斯曼主义”逻辑下，土耳其看似维持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路线，且与各国的较量中不落下风，但与世界和地区主要大国均存在矛盾，这意味着土耳其在国际上面临着被全面孤立的危险。尽管当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缓冲区等问题达成一致、实现缓和，但埃尔多安的外交理念决定了这一内在的矛盾无法在短期内化解。
实际上，土耳其有着非常好的潜力。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G20的国家中只有土耳其与中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如果土耳其能够着力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强调意识形态，相信它能够为世界的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能为全球局势的稳定作出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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