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新清史”还没完，“新明史”要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作为形容词，“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个词往往不具有鲜明的褒贬含义。近年来，若干以“新”为标题的史学研究，就没有因其新的特质而得到普遍的认可与赞扬，其中的典型就是“新清史”。

就词意而言，新清史的“新”首先来源于研究视角与研究资料，其他以“新”为名的断代史研究也大抵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若干以“新”为名的研究，都重视由内亚引出的研究视角，并且渐有扩展之趋势。笔者亦将由此出发，围绕内亚视野下断代史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略谈一家之言。

《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图自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要突出“内亚”？

在讨论研究趋势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何为内亚？顾名思义，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词汇，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含义。所谓的内陆，主要是指以蒙古高原和核心的亚洲腹地。

较之于以山川河流划分空间的地理学概念，“内亚”的空间范围强调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内部活动的空间，因此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具体到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内亚”，主要是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

自秦汉大帝国以来，以上内亚地区虽曾多次纳入帝国版图之内，但这里的居民大多数不是汉人，中原王朝对其施行的管辖也多为羁縻性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较为松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内亚地区存在的民族政权，更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强力挑战，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无论关注哪一段中国历史，内亚都是不容忽视的地域。

然而，受史料数量和语言文字的影响，研究内亚历史并不容易。比如横行一时的匈奴，汉文史料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系统性的历史记述。曾经与隋唐帝国分庭抗礼的突厥，现今也只留存有寥寥数块突厥文碑刻。对于隋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内亚视野的研究很多只能寄希望于考古资料。

但宋以后的史料条件大不相同，不仅汉文材料更加丰富，其他文字的资料也大量得以保存。于是诸如“大元史”或者“新元史”等以内亚为视角，审视历史的新研究路径出现了，标榜重视满文史料的“新清史”自然也位列其中。

“大元史”与“新清史”的观点是否成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但可以确信的是，跳脱于中原的历史视角，从汉文史料之外审视这两个王朝统治时段的历史，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这期间的历史过程。

明朝：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有“内亚性”？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元朝与清朝本就来自于广义上的内亚，在其统治的历史时期内也与内亚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从内亚视角延伸出“新”的历史解读，无论成立与否，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明朝是否也能和内亚发生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前面所说的内亚，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由此衍生的“内亚传统”，则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专指在非汉族聚居的内亚地区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内亚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中，为中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来自于内亚的因素，被称作“内亚性”。一言以蔽之，内亚性就是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表现。

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亚势力中，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力量最为强大，构成了与中原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也是最为重要的“内亚传统”来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长城南北的势力互动频繁，诸多内亚历史传统得以深深嵌入到中国历史之中，构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内亚性”。其中“内亚性”最强的，自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帝国的暮光》书影

事实上，当今学界最推崇中国历史“内亚性”研究的，正是美国的新清史研究群体。他们强调明、清两朝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刻画清朝有别于明朝的“内亚性”，甚至认为清帝国的“内亚性”超过了“中国性”。作为对比，明朝成为一个纯粹的汉人政权，这样才能够把“明清史”断裂为“明史”与“新清史”。

然而，果真如此吗？从“内亚性”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不妨借用“新清史”的研究路径，来“套路”明朝历史。

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中的尊崇地位，受到了新清史研究的重视。事实上，明朝皇帝同样对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外学者的研究陆续揭示，早在永乐年间，五世噶玛巴活佛前往南京拜谒明成祖时，就着重强化了对明朝皇帝的崇敬，尊明太祖和马皇后为文殊菩萨和度母化身。

弘治年间，明孝宗封赐乌思藏阐化王，后者尊称明朝皇帝为中华文殊室利皇帝。即便是最后一任皇帝明思宗，也被藏传佛教称作文殊室利的化身。学者还发现，直到顺治五年，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还视大明可汗为文殊室利化身。直到顺治九年以后，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成为文殊菩萨圣主。

在蒙古高原，成吉思汗家族成员具有崇高的血统地位。而在15世纪帖木儿汗国编纂的史书中，明太祖朱元璋居然成了蒙古人，还是侍卫军将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个故事在蒙古地区进一步流传，发展成为“朱元璋是元顺帝的儿子”。

此后，不少蒙古文献都记载了类似的说法，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相信。这么一来，明朝皇帝实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其统治权威自然不受质疑。在学者收集和整理的蒙古民间歌谣中，有一首年代久远的祈祷赞歌，就把大明可汗列入了自家的名单，有学者据此进一步认为，蒙藏民众把明朝皇帝视作转轮圣王，这与此后清朝皇帝享有的地位是一致的。

在更远的内陆亚洲，同样能够发现明朝皇帝的影响力。比如在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国纪行》中，明朝皇帝是伊斯兰教的庇护者，他们甚至说明朝皇帝尊崇默罕穆德，并在私下里向先知参拜祈祷，俨然成了隐蔽的穆斯林。

清朝皇帝对内亚民族、宗教的热情，深受相关学者的重视。事实上，不用费太多的气力，也能找到明朝皇帝类似的表现。比如长达四十余米的《噶玛巴活佛荐福图》，配合以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足可谓明朝“内亚性”的实证。又比如今藏于俄罗斯的永宁寺碑，上书汉文、蒙古文、女真字，似乎也兼具了“内亚性”。

《普渡明太祖长卷》局部，图自西藏博物馆。

限于篇幅，我们难以一一尽数明朝的“内亚”特点，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可以确信的是，由内亚视角审视王朝历史，绝非元朝和清朝的专利，明帝国的内亚特性也是一个具有研究空间的学术问题。换言之，由内亚视角而生的“新”历史，套用于明朝似乎也未尝不可。

“新明史”的苗头与可能

既然“内亚”可以和明朝历史相联系，那么是否意味着发轫于美国的“新清史”可以向前衍生，创造出“新明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先回顾一遍美国学界对明朝历史定位的看法。

留心于海外汉学著作的朋友，可能注意到过“中华晚期帝国”这个有些特殊的词语。这个时间名词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美国主流汉学家将明清两朝归并为一个时间空间，称作为“晚期帝国”。由此，诞生了一大批以“晚期帝国”为关键词的著作。哈佛等顶尖高校还开设“中华晚期帝国”课程。

21世纪前后，随着变革论的推广，明朝也被置于“变革”的视角之下。诸如元明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一度成为研究的热门议题。国内也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但学界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共识，相关问题也较少见诸于大众视野。在美国主流明史学界，“晚期帝国”的概念仍然被普遍使用，大概正是由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也有学者质疑，是否能够将明朝称作一个独立“帝国时期”。

前些年曾有过一小阵“拉铁摩尔热”，主要是从内亚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认知做补充。在清朝、蒙元，以及北魏等少数民族王朝之后，唐、宋、明等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成为“内亚视野”下研究的对象。

“新清史”的走红，与独特的“内亚视野”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有关明代与“内亚”研究的增加，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倘若如法炮制，是不是也可以由内亚出发，开辟一片“新明史”的天地？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内亚”特点是全面研究明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面，受制于史料、语言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极有必要开展研究。但解读内亚特征是否意味着“内亚性”，又能否引导出“新明史”？则又是一个牵涉复杂的话题。

首先要澄清的是，内亚只是一个研究视角，从内亚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与版图幅员、疆域人口、国力强弱皆无直接的关系。如同站在邻居家里看你家，并不意味着邻居家也成了你家。但换一个视角，往往能够看到因为“只缘身在此山”而忽略的问题，这是切换研究视角的关键意义。

其次，鉴于“新清史”引起了巨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假设一番，倘若内亚视角的“新明史”能够成立，是否会成为新清史的“帮手”？笔者认为，“新明史”恐怕非但帮不了“新清史”，还会挑战“新清史”。

在“新清史”的历史叙事中，为了强调其来自于内亚的传统，明朝经常被人为忽视，或者以“蒙元——北元——清朝”的历史演进绕开明朝。如果明朝的内亚特征得到充分的论述，无疑将是对“新清史”叙事的有力挑战，甚至是颠覆。由此而言，开展相关研究是令人激动的。

然而，需要冷静分析的是，明朝的内亚特征究竟有多强？是否可以构成影响帝国的“特性”？一方面，众所周知，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其直接控制的疆土西北不出嘉峪关、东北不过辽东，明朝对内亚的影响与内亚对明朝的影响，究竟孰轻孰重？这应该不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明朝与内亚的交往固然不少，史料中也能找到一些记载，但从宏观的视角看，其意义有多大？如果说内亚政权尊崇明朝皇帝、承认大明帝国的宗主权，就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内亚传统”。

那么，琉球、暹罗、占城，以及一大批东南亚国家，同样对明朝和大明皇帝有连篇累牍的敬颂，是否也意味着明朝具有深厚的“南洋传统”？就此而言，要想论证明朝“内亚性”的重要地位，还需要妥善回答不少重要的问题。

值得警惕的是，在“内亚”这个新鲜词汇的包裹下，既有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论著，也不乏为了追求时髦而滥竽充数的说辞。对于传世史料，无论汉文还是其他文字，解读与利用都要格外小心。

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朝皇帝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他既会厚赐藏传佛教首领，也会封赏不远万里的耶稣会传教士，还心心念念要寻找道教的张真人，更对孔夫子尊敬有加，每逢大事又要去太庙祭告列祖列宗。仅从其中的某一点，甚至是某个细节出发，深入阐释、大做文章，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明人沈度绘《瑞应麒麟图》 表现了榜葛刺国朝见永乐帝的场景。

发掘新史料、开拓新视角，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由此而生的新观点、新思路，是史学研究向前推进的重要成果。但在学术研究中，“新”并不代表着正确，也未必代表着先进，文字的特殊性与史料的可信度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工业品的研制过程中，并非每一件产品都是可靠、有效的，史学研究的成果也具有类似的情况，很多观点可能流行一时，但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讨论，最终被认为是错误的，成为“试错”的一环。包括明史在内，断代史需要不断推进，内亚视角的确是值得开拓的切入点，要避免“前车之鉴”式的麻烦，中国学者不妨更加努力，主动抢占学术制高点，使得无论“新”、“旧”，中国历史的书写都能呈现学术研究所应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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