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特里格斯：修复中澳关系，一代人够吗？
【文/亚当·特里格斯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澳大利亚要如何修复本国与中国的关系？对一些人来说，答案可能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国已经使用贸易限制措施打击了澳大利亚的多个行业——从煤炭到大麦、牛肉、葡萄酒、小麦、棉花、岩龙虾、木材、糖和铜精矿。中国已建议游客不要去澳大利亚旅游。它还建议学生不要去澳大利亚留学。
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刊载本文
比这种紧张局势迅速升级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这种行动将改变澳大利亚的政策——这是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治的一个惊人误解。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提供的数字就说明了这一点。在2011年，有将近6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中国将在全世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十年后，这种态度发生了逆转：超过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亚人几乎不相信中国会在全世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澳大利亚人对美中分歧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2016年，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对澳大利亚同等重要，同时，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上升，对美国的好感则在下降。如今，这一趋势已经急剧逆转。即使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引发四年混乱后，澳大利亚人也认为美国远比中国重要。这对澳中关系的损害是极其深远的。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远比大多数评论员所说的复杂。对中国政府战略的笼统总结往往过于简单，因此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一个巴掌拍不响。澳大利亚也在无数场合不必要地激怒了中国，向北京发出了令人困惑和难解的信息。澳大利亚朝野两党的政客都对两国关系表现出了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他们宁愿在国内赢得廉价的政治胜利，也不愿制定明智持久的外交政策。
可悲的现实是，要用一代人的时间去恢复中澳两国人民的互信。然而，目前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认为澳大利亚今后可以与中国一直保持这种恶劣关系的想法并不现实。
澳中商贸联系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平时，仅出口中国的商品价值就占澳大利亚经济总值的8%以上。澳洲某些出口产品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找到市场。但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意味着撤出该市场将使澳大利亚损失大量就业机会，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支出、减税和进行结构改革，以抵消这种损失并缓解市场变换带来的冲击。
此外，中国不仅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有120多万华裔公民。随着澳中关系的恶化，我国的社会凝聚力也在下降。我们看到了更多反华情绪上升和种族歧视增多的报道，见证了两国关系恶化对澳大利亚华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有些国家对我们至关重要，而中国对这些国家则至关重要。中国在亚洲的投资——缅甸的天然气管道和深水港、老挝的高铁等等——极大满足了东亚地区对区域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恶劣的澳中关系将会使我国与亚洲其它国家更难保持友好关系。
那么，澳大利亚能做些什么来修复这一受损的关系呢？首先，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它试图通过“双边一对一方式”去管理两国关系的努力已经失败。它需要采用“多边”策略。澳大利亚要平衡本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是一项艰巨但并不独有的挑战。亚洲无数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20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6等多边论坛上与中国和其它志同道合的国家展开合作是解决澳中关系问题的最佳途径。
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停止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处理问题。相反，它应该与区域内各国展开合作，修订那些管控国际交往的规则和机构。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更新全球贸易规则（这些机构和规则无力解决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包括补贴、数据流动、强制技术转让和数字经济问题）是重中之重。拜登总统希望建立联盟来应对中国。重要的是，要确保这些联盟能取得成效。
最后，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确定有哪些现实问题是我们可以与中国一道解决的，寻找对两国都有利且能让亚洲其它国家参与进来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一方案要借助多边机构执行。像气候变化和全球机构改革问题就全部符合上述要求。
气候变化是影响中国和亚洲地区的重要问题。尽管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尽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以应对这一问题，但除了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改革全球金融规则，允许更多私营部门投资建设环保项目。
同样，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能源署等无数机构也迫切需要进行管理模式改革。改革这些机构是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而且这种改革提供了一个用强有力的、实时更新的规则去约束中国的机会，可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
与中国相处并不容易，但澳大利亚离不开中国。修复澳中关系将会耗费很长一段时间，但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时间越长，修复这种关系也就越难。澳大利亚政府是时候改变策略了。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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