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赖特：中美终于能开诚布公地面对彼此了

【文/托马斯·赖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周四晚间，拜登政府官员与中国官员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两国官员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较量，这场会谈看起来像是一场灾难，但实际上这次交锋是使两国关系趋向稳定的必要一步。

在向新闻媒体开放的简短开场白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他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讨论“我们予以深切关注的中国行为，包括其新疆、香港和台湾政策，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对我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这些行为都威胁到了维护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以说，这些行为不仅仅是一国内部事务，我们今天有义务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

布林肯的此番言论似乎打了中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上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办于奥巴马执政时的2016年，那次对话始于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发出和解信号，终于一份确定了120项合作项目的共同宣言。

美国《大西洋月刊》刊载本文

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杨洁篪在回应布林肯时说，由于布林肯“发表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开场白，我的开场白也会略有不同。”他整整说了16分钟，突破了会前礼宾谈判中艰难商定的两分钟时限。他说：“美国国内很多人其实对美国的民主缺乏信心。”他接着说道：“中国在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但美国国内在人权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他还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认为问题在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和‘压迫’，美国通过武力或金融霸权，把国家安全的触角伸得过长，这给正常的贸易活动制造了障碍，而且煽动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攻击。”

当各大媒体以为开场白就此结束，两方将要开始进行闭门磋商从而准备离场之际，布林肯和沙利文又把他们叫了回来，并向杨洁篪发起挑战，告诉他“押注美国输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赌注。”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决心要以他们的话来收场，于是再次做出回应。杨开始不无讽刺地说：“好吧，是我想错了。当我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本应该在我们各自的开场白中提醒美方注意它的语气，但我没有这样做。”

开场白交锋似乎没有对会议接下来的议程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告诉我，摄像机一离开会场，中国方面就恢复如常，开始处理议程中列出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核不扩散和伊朗问题。这位官员告诉我，美国代表团认为杨洁篪的开场白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即兴的回应。这位官员说，中国代表团原本就有向公众传递信息的企图，他们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认为，在过去10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偏转，它希望向本国民众展示这一点。

对于震惊的新闻界而言，目睹这次交锋就像见证了一场新冷战的到来，这似乎是美中积怨的一次总爆发。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警告说，“这次激烈的交锋只会导致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继续危险地恶化。双方似乎都被迫要表现地更强硬。”

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搞清楚现在美中外交到底缺什么。如果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双方发表一个展开合作减少竞争的普通声明，那这就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不过是美国在不明了中国意图情况下的一种惯常做法。考虑到一个强硬的中国和一个目中无人的美国之间的现实关系，以展开合作为最终目标去组织美中关系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去年，中国早就预料到拜登将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在总统权力过渡期间，它就表示希望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疫情等领域重启合作。但拜登团队看清了这些提议的真面目：这是一个陷阱，中国想要美国不再与中国展开竞争以换取永远不会真正实现的合作。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员告诉我，任何重启合作都只是口头上的；中国将继续全线推进，包括谋求技术霸权、以经济手段胁迫澳大利亚以及对台湾施加压力。

如果拜登政府接受了中国的提议，那么两方无论签下何种协议，在北京做出实际行动和华盛顿加以反对后，这份协议最终都会失效。在盟友紧张且中国激进的不利情况下，拜登将被迫改弦更张，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措施。

拜登团队直接跳过了这一步，转而采取与中国展开竞争性接触这一策略（与中国展开接触但用竞争的眼光审视这种接触），拜登团队这么做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将北京的真实意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杨洁篪在讲话中将他所称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进行了对比，他暗示美中关系现在是，而且仍将继续是由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来决定。

拜登政府明白，美国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态度会令许多美国外交建制派人士感到不安，他们已经习惯于在高级别会议上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谨慎与合作的态度。但考虑到中国在过去几年力争上游的表现，与其发生摩擦是必要的。一位想要畅所欲言因而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对中国的企图，我们现在越来越难以装糊涂了。他们一直在全力以赴。”

拜登的首要任务似乎是要与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沙利文将这种做法称为先下手为强，这种做法与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著名表述相一致，艾奇逊曾明确表示，加强西方联盟是与苏联进行任何谈判的必要先决条件。美国在建立“四国机制（Quad）”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四国机制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非正式战略联盟。但美国需要有更大的想象力和雄心，要让欧洲国家也与其一道与中国展开竞争。

在安克雷奇会晤之后，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应对中国的总体战略中，中美双边外交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既然这场戏剧性的公开交锋已使中美两方以更诚实的态度去面对一个竞争的时代，那么双方就可以进入更加艰难的下一阶段。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终结。北京和莫斯科很早以前就得出结论，中俄默许美国领导世界（就像他们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种状态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这是西方设计的陷阱，目的之一是为了破坏威权体制。中俄两国的这一看法并非完全错误——许多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会产生积极的副作用，即鼓励政治自由化在全球的传播。

事实是，美国确实威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拜登政府承认这一点很困难，它已习惯于认为美国利益不会对别国政府构成任何威胁，而是会普遍地造福于世界各主要大国。

但承认这一点将使中美两国展开真诚的战略对话，探讨两国体制如何既竞争又联系。中美体制在许多方面是不兼容的，但它们也能以多种方式联系到一起。美中外交最初应达成一个小目标——避免无谓的挑衅并促进两方在事关双方利益的领域展开事务性合作。最终，如果中国行为适当且地缘政治条件有利，双方可以探讨展开更广泛的合作，甚至有可能改善双边关系（全面缓和紧张局势），但这一过程将极为漫长。

纵观历史，大国竞争最动荡的阶段就是竞争初始阶段，想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两方只有在危机中展开互动才能摸清彼此的底线。而最大的风险则是一方错估另一方的决心或意图。中美两国已在安克雷奇打开天窗说亮话，双方都认清了两国关系的实质，这就朝着建设更稳定的两国关系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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