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法——四个辛丑年的国运轮回-何处击
文/公众号《铁拳何处击》
主笔：周远方
编辑：何处击
来源：观察者网 guancha.cn
周身上下都是拳，挨着何处何处击。
大义当前，铁拳不软；管你是谁，魍魉击退！
序
3月30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得全票通过。
两个附件规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原有的117个区议会席位全部取消，区议会“去政治化”，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功能，通过立法，干净利落地拆除了反中乱港分子破坏“一国两制”的重要平台。
此时，距3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高票通过，只有不到短短20天。
遥想39年前的1982年，“光荣撤退”的英国正是在香港突然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为后来一系列乱象埋下第一颗地雷。
尤其2014年“占中风波”以来，中美、中英之间连番“斗法”，香港一度黑云压城，在美英政府各种“长臂管辖”法案的支持和香港本土所谓“独立司法”的包庇下，魑魅魍魉轮番现形，燕雀乌鸦高居庙堂。
“不乱不治”，如今，基本法层面一锤定音后，香港街头反而风平浪静，西方政府也不再有什么杂音。这背后，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斗法”，更是四个甲子以来，东西方之间角力形势的嬗变。
盲目的“法+秩序原教旨主义”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今天，何师父的团队试图跳出就法论法、原地打转的讨论语境，讲个更大框架下的“中国最近的四个辛丑年”的“斗法”史。尤其是看看其中关键节点上的人物们的态度和所立之“法”的影响。
须知，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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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海战胜利余威，亲自访华，带来关于香港问题的两套方案：要么承认英国与满清的“三个条约”，要么接受“以主权换治权”，即九七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但英国保留管制权。
英国人的逻辑是：要么你们中国人“守法”，那就守到满清时期去，承认当时的不平等条约都是合理的“秩序”嘛。要么呢，大家都不守法，英国继续占了香港不放！
撒切尔夫人当时还说了，英国占不占香港，要看“香港人民是否接受”——实际上就是威胁要捣乱。早在“占中”的几十年前，英国人就提了，此后他们通过不断改变“立法”规则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推进实施这一切。
然而，谈判的另一方是邓小平。他向撒切尔夫人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对此，撒切尔夫人只能表示接受——虽然与她带来的两个方案相差十万八千里。
会谈后，外电评价：“铁娘子遇到了钢汉子”。
会议结束后，黯然失神的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在下最后一级台阶时，不慎跌了一跤，香港记者立刻大做文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段历史，特别有利于我们看清这场斗法的门道，“斗法”的过程中，双方绝不是在架空地谈所谓的“秩序合理性”，从头到尾就是实力的博弈。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草签，10月，22轮外交谈判刚刚告一段落，邓小平与党内的老同志一起回顾了这场“特殊的战斗”，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
……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接下去长达8000字的长文可能会花读者很多时间来阅读，但，这是值得的，作为一个中国人，180年来的辛丑大轮回是怎样形成的，你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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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香港如何通过“斗法”收回的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东方之珠是如何被“合法”地割让出去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陷入全面军事外交被动，要从1841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广州和约》算起，巧合的是，那一年也是辛丑年。次年，英国人掌握了香港，从此开启了漫长的殖民统治。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为了更快地结束战斗，就让军舰从广州北上，直捣黄龙威逼北京。
英国人刚开到天津大沽口，道光就赶忙派钦差大臣琦善去议和。11月底琦善到广东，一到就说：谁打英国人谁就是大清的敌人。
英国人谈了一个月不耐烦了，1841年1月7日再次开炮，逼迫琦善接受英国人的条件。要的东西还是老三样：割地、赔款、通商，但当时要的不是香港，而是沙角。沙角是广州的门户，不能给，琦善对英国人说你们干脆拿走香港吧。
英军这次没再为难琦善，归还了沙角，还和琦善达成的意向性协议——《穿鼻草约》，其中就提到了割让香港本岛和港口。
消息传回伦敦，英国政府对《草约》非常不满，由于没有签订通商协议，英国外交部长巴麦尊怒斥负责人查理·义律：你抢香港干嘛？那就是个没有生气的小岛，连间房子都没有！
英国人对只拿到了香港非常不满意，后来一直打到了南京，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只是个战利的附属品而已。时至今日，《南京条约》在英文语境中还是条“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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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又是一个辛丑年，清廷的终结已是板上钉钉。但还有一个老人在给风雨飘摇的清廷当着裱糊匠，他就是李鸿章。
十一国联军就地分赃，但是每人心里都是各怀鬼胎。俄国想要东三省，英国想更多利益，美国不想联军里有人一家独大……
李鸿章见势携手同僚，把锅甩给主战派载漪。慈禧也“从善如流”认定载漪是祸首，将他发配新疆。慈禧被权臣们打扮成了“听话的小老太”，能够胜任列强们的工具人，从而逃过一劫。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时为辛丑年，故定名《辛丑条约》。那天的公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外交的基础是强大的国力，不论李鸿章再怎么善于裱糊，依然无法掩盖结局的屈辱。北京到天津的炮台全部拆除；北京到山海关之间外国可以随意驻军；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本息合计八亿五千万两。
更严重的是，清廷从此沦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白手套，也宣告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时代。
这个辛丑年，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到达耻辱的巅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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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下一个辛丑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辛丑年。
这一年，中国的“斗法”对象不是很强大，是在1901年曾经追随着联军进犯过华夏的印度。
众所周知，1961年的中国，经济上面临困难，国际上四处受到反华势力的恶意打压，日子并不好过。
但是和前两个辛丑年的重大区别在于：第一，中国人坚定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拒绝投降主义拒绝分裂主义，这是重新成为一个大国的民族自信基础。第二，中国人在军事上不怕战争，敢于应对恶势力的挑衅，这是所有大国在建立经济地位前必经之路。
1959年，人民解放军取得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2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
提这种完全不合“秩序”的诉求时，印度却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支持。
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从1961年开始，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
印度政府当时侵占我国领土和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甚至都超过了之前的英国。
在这个情况下，条件艰难的中国毅然发动了自卫反击战，把印度的侵略阴谋粉碎。
所以你看，所谓“斗法”，在你没有实力的时候，对方喜欢跟你讲“法”，因为他们可以随时制定法修改法，当你有实力的时候，你划定的边界就是他们必须遵循的“秩序”。
想想1841年时，印度人还能在英国人带领下攻打浙闽的城市，让人不得不感慨：大人，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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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变了，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变得这么快。
一方面，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进程，国力迅速超过世界各大经济体，上升到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主权问题寸步不让，围绕香港问题，再次和英国以及美国展开“斗法”。
这一次，双方真的都在“法规”上做文章。
围绕香港问题出台的法律文件非常多，何师父做了个简单的整理：
第一阶段：反修例风波
2019年2月13日，香港政府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反修例风波”，9月，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但香港社会并未平息。
11月27日，特朗普签署两部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经济制裁中方相关官员，并审视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保护香港法》要求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警用装备及服务。
这一阶段，香港陷入混乱，英美猖獗异常。
第二阶段：平息动乱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反对派最初的一片哗然之后，不少人开始退却。
7月14日，特朗普宣布因《香港国安法》，终止《美国－香港政策法》的适用，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和商业优惠措施。同日，所谓《香港自治法》生效，授权美国政府对执行《港版国安法》的中国内地、香港官员和警察实施制裁。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11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
12月7日，美国再次制裁包括丁仲礼在内的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一阶段，香港混乱平息，美国转而制裁。
第三阶段：制裁与无视
2020年12月8日，美方通过所谓《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为香港所谓“泛民主派”头目和走卒留下逃往西方国家的后路。
2021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颁布实施《阻断法》，阻断美国以国内法对我国官员和实体实施“长臂管辖”和制裁。
3月11日下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高票通过。3月12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代表被制裁官员表态“我们都以此为荣”。
3月16日，美国再次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暂时别无后手。
3月30日，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内容直指英国1982年突然开启香港“民主”进程的开端——区议会。同时，香港街头风平浪静，英美政府偃旗息鼓，再无之前指手画脚的嚣张气焰。
这一阶段，美国除了制裁大法再无别法，中国稳如磐石。
经此三个阶段，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中国在香港问题甚至是国际事务上的“立法自信”。
从立法被歪曲利用陷入被动，到主动出击依法斗法，再到面对美国人全世界范围内的无理长臂干涉，以法制法，让其除了嘴硬再无其法。
也许你上面看到条条法规觉得枯燥，但实际上厘清逻辑，你会豁然发现：这是超越任何爽文的奇爽啊！
听懂，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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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被制裁官员，包括一些被制裁企业纷纷表态不怕美国制裁。
这绝非盲目傲慢，原因在于，欧美自己搞出来的“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当然是强盗逻辑，但是与自身诉求、所处地位相匹配的Might，至少是一种必要非充分条件。
其Might，也就是对外挥动的大棒，最主要的是一套三件，分别是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
这三件套都是所谓“法的程序正义”的前提，当1841年和1901年的辛丑年时，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只能忍气吞声一途；当1961年，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能力提高后，就可以参与斗法。
2011年12月，驻香港部队举行新装备展示活动
当2021年时，我们甚至于可以积极参与制定“公理”，因为，经济才是硬实力的最佳保障。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经济越打越强，不但仍然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成为全球产业链最靠谱的支柱——中国官员说不怕制裁，显然是有底气的。
剩下的只有意识形态武器，这也是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要“重返亚太”倚仗所谓“巧实力”的主要抓手。
美国确实曾经这样调动筹码。
2010年2月，美国调中亚“颜色革命”干将之一，驻吉尔吉斯大使期间成功策动“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的杨甦棣（StephenMarkley Young）任驻港澳总领事。
杨甦棣
杨甦棣上任后的首场公开演说，就高调说明来意，他说，“香港现在有机会向前迈进，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推行普选……尽早在直接选举中推行普选。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2014年以争取“双普选”为由发动“占中”打下伏笔。
杨甦棣的喽喽们——包括所谓“占中三子”法律界戴耀廷、宗教界朱耀明、学术界陈建民；以及陈方安生、李柱铭、余若薇等一干政客及其徒子徒孙；再加上满城满街所谓“本土派”草根年轻人，都是英国“光荣撤退”的遗产。
但是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明白，“遗产”无法改变未来的大势，只能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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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此上溯中英之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外交交锋，我们会看到“斗法”胜利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大国领袖。
假如说，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三件套只是客观条件，那么，斗法局中的主角们的心态、眼界和能力，则是软件三件套。
1980年代，英国人心急如焚。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租期“99年”的“新界”1997年6月30日届满。
面对“九七大限”，港英当局从7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承受着前途无定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对香港的稳定、繁荣产生冲击。
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一九九七年的期限。
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
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会见时，再次以同样的询问方式，直接要求邓小平对香港九七前途表态。
邓公大智慧地把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在土地契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另一方面，“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
“请投资人放心”，这是市场最希望听到的声音，香港恒生指数在1979至1980年间，上涨整整一倍。
然而，这样一句笼统的话让英国人心里没底。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英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麦克米伦、卡拉汉、布力克、卡灵顿、艾金斯等走马灯式地穿梭于伦敦、北京之间，希望进一步了解“请投资人放心”的真实背景和具体内容，希望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和谈判。
但是，他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没有任何主动权，他们的对手远比他们沉得住气。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总是以台湾问题论香港问题，请他们去研究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对香港问题解决的具体时间和方式，邓小平则避而不谈，只是重复**“投资者应该完全放心”**的保证。
吊足英国人胃口后，邓小平终于迎来一位重磅对手——撒切尔夫人。
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在第一段看到景象：这位英国首相要求，要么新中国承认满清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么让英国继续占有香港！
图片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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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表示，“香港是中英合作的成功典范，而中英双方对香港关心一致，即主权与未来繁荣问题。繁荣系于信心，而繁荣与信心在于英国的继续统治。如果两国政府能就香港的未来治权达成一致协议，且能为香港人民接受，也能使英国国会同意——那么我们便能进一步就主权问题商议。
你看，这位老阴阳师的“外交黑话”水平就是那么高，何师父必须把她的几个隐含杀招揭发出来：
1.满清的“三个条约”并非重点，只是药引子，以一个更加非分的条件来衬托真正的条件具有“合理性”；
2.后一段才是真正的条件，其中有三个关键词，主权、繁荣和所谓香港人民；
3.其中主权是要谈的标的，后两个是英方拿出来的筹码——如果不给主权，则香港的繁荣无法保证，以及香港社会会出现很多英国支持者来捣乱。——所以闹“占中”的到底根源在哪里，不是很清楚吗？
邓小平对主权问题的回应清晰而强硬，“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听懂，掌声！
中国领导人不是李鸿章，中国也不是满清时代的那个弱国了。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邓公这明确了：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立场。
关于英方以香港繁荣相要挟，作为交换主权的条件，邓小平表示，“我不担心这一点”。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言下之意，首先，香港繁荣是中国和英国的共同利益；
其次，即使是共同利益，但是香港对英国来说是远东最后的主要据点，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中国来说，香港的经济利益虽然重要，但当时中美已经建交，改革春风吹满地，不但深圳已经划为经济特区，而且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也在恢复。中英双方对香港不再繁荣的后果，付出的边际成本是不同的，即使是“灾难”，中方也能勇敢面对，英方呢？
再次，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中国愿意在政策上展现灵活姿态，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在英方最关心的经济利益问题上，开了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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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鉴于1982年9月与邓小平的会谈没有进展，现在应该发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实现独立或自治，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样。
那么，他们到底在哪些地方使坏了呢？
答案是：“法”。
在香港回归以前，在“英人治港”的旧香港时代，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英属殖民政体，1842年《英皇制诰》以降，一直是英国总督独裁和专制，香港同胞即香港本地华人的政治参与权利极其有限。
正是在1982年，港英政府突然“开恩”，成立18个有民选议席及具备咨询功能的区议会；1985年，又将各区议会民选议员人数增加至整体的三分之二，主席也由选举产生；1991年，进行部分直选；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悍然单方面宣布所谓的“政改方案”，改变《基本法》规定的公民团体选举的间接选举性质，取消法团投票，变相扩大直选名额。
一些人甚至开始幻想，把香港作为对中国内地“民主化改革”的桥头堡。
中方对此早有警惕，在1992年10月8日,即彭定康推出所谓的“民主化改革”方案的第二天，中国就发表声明，香港的“特殊价值是经济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
邓小平指出，“确实有人想搞乱香港，搜刮香港，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想把香港变为一个政治纷争的中心，来和我们讨价还价。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办不到，你们对我们的决心和能力缺乏基本的了解。我们准备再造几个甚至十几个香港，我看只要政策对头，用不到十年，这就体现了我们的力量和自信。”
1992年开始，“十几个香港”果然在未来的20多年内快拔地而起。
这时候的深圳是一片热土，董明珠正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销售电器；柳传志正在为联想的新产品发愁；美的电器成为全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华为正踩在自己真正的起跑线，年销售突破了1亿元，但任正非又孤注一掷地投入JK1000交换机的研发，而且发誓如果不成功就从窗户跳下去……
奇迹的背景是巨大的资本落差，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势能。
1980年，香港人均GDP就已达到20000美元，而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是人民币786.36元。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量香港制造业跨过罗湖桥北上，产生独特的“前店后厂”模式，内地依靠低地价、低工资、低成本、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希望进行产业转移的港资。
但随着整个广东乃至全国的产业不断升级，香港的制造业逐步消失，香港主要的制造业大约80%以上的工厂或加工工序转移到了广东，其中转移到珠三角的占94%。
港资启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众多间接经济效益，比如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应，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珠三角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
1980-2003年，以当时价格计算，珠江三角洲的GDP总量由133.25亿元增加到11341.13亿元，人均GDP由786.36元增加到39782元，平均每年分别增长21.3%和18.6%。
世易时移，继续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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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今天的世界，中国的“斗法”对手，根本不是英国，轮不到它，时代早就变了。
所谓布林肯这种自己屁股不干净的货色，也根本不是我们“斗法”的对象。（关于布林肯的屁股，可以看何师父之前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镰刀人生》）。
在国际事务间，“法”看上去很强硬，实际上是层面较低的斗争，仅仅是“嘴炮”的升级版，起到使绊子、下黑脚的作用，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军事和经济层面上。
在和平年代，一国的经济水平和其工业核心竞争能力，才是最高级的“法”。
以邓小平说的十年期为例，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珠三角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722.31元提高到5564.8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40.43元增加到12241.93元。2003年的珠三角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36.46%,已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富裕区。
反观香港，由于资本力量的主导和市场的完全自由流动，不但不可逆地开启产业空心化的螺旋，而且经过地产四大家族崛起、80年代泡沫、97金融风暴、08国际金融危机多轮洗礼，贫富差距一扩再扩。
尤其是2019年开始的“占中”浩劫，带给香港人民的精神和物质损失都是难以承受之劫，而一切仅仅是因为英国人早就埋下的“斗法”导火索。
跳出香港，我们再回到全球。
特朗普来势汹汹的贸易战，全世界都很难与之斗，而中国敞开大门，引进困境中的特斯拉，时至今日，特斯拉股价上涨20倍，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包括产线、人才、配套、技术等等一系列要素全都沉淀在了中国，其中得失，又该如何算计？
现今西方以新疆为导火索，四处挑衅，制裁与反制裁乱飞，表面斗的是“秩序”，其实源头还在1949年，他们不愿看到的新政权在华夏大地屹立。
何师父想说的是，当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立法自信”时，当勇敢无畏开门斗法。
法者，理也，越辩越明，越斗越清。
西方列强们，时代变了！我们之间的法，不再只是你们的“家法”了！
参考资料：
1.《这里没有李鸿章，邓小平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齐鹏飞
2.《邓小平与香港：后过渡时期的中英外交斗争》齐鹏飞
3.《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探索》齐鹏飞
4.《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叶张瑜
5.《深圳-香港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袁易明
6.《国际贸易视野下香港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及趋势》罗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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