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给专家团队提供部分领域的原始数据？中方专家组长：不成立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于2021年3月31日（周三）下午15:00召开发布会，介绍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有关情况。

有记者提及“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昨天说中国没有给专家团队提供部分领域的原始数据”，中方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梁万年回应：说中国没有提供原始数据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假设或者理论是不成立的。

梁万年表示：从我们中方和外方专家组到武汉开始，我们一直是共同在做研究计划，共同在分析我们掌握的研究信息和资料的。**这次工作方式不是说中方专家研究中方专家的，外方专家研究外方专家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专家按照领域、按照专业分成三大领域，是在一起工作的。所以在这一块，说我们不分享的这个假设和提法是不成立的。**当然有些数据，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带走，不能拍照的。但是我们在武汉共同分析时，我们的数据库、资料，大家都能看到的，都是在一起做的。

他补充：不太清楚谭德塞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事情，我们科学家根据大家共有的这些数据来得出的这个研究报告，充分不充分，是科学家来说，是历史来说。

以下是部分实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 米锋：**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月9日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后，联合专家组通过视频会议、电子邮件等形式对研究报告进行密切沟通，经过近2个月的共同努力，就此次联合溯源工作的研究方法、主要发现、科学假说及下一步建议的主要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3月30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成员国信息通报会和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球溯源联合研究有关情况，回答了媒体提问。

今天的发布会邀请了联合研究中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先生，流行病组组长冯子健先生，动物与环境组组长童贻刚先生，分子生物组组长杨运桂先生。请他们介绍本次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发布会全程采用同声翻译的方式，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提问。

首先请梁万年先生介绍相关情况。

清华大学教授、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

**清华大学教授、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昨天世卫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昨天，我们外方同事们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中方的专家都看了，外方专家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非常详细、全面地回答了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非常精彩，我们也倍感亲切，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这段时间，我们中外方专家作为一个联合团队，一起工作，虽然很辛苦、很劳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付出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合作自始自终是愉快的，是亲密无间的。今天我也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在这里能够向更多的朋友来介绍我们这次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工作的一些情况。

今年2月9日，中外联合专家组结束了在中国的溯源研究工作的时候，召开了联合发布会，当时是在武汉。就这次新冠肺炎溯源工作，中国部分研究的过程、主要结果、结论，以及对下一步全球溯源工作的建议等关键信息，给大家都作过比较系统的介绍。昨天发布的总报告，是在武汉工作的基础上，考虑到了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站在全球研究高度上进一步完善、撰写的。

报告的各主要部分与2月9日跟大家介绍的基本一致，没有原则性的差异和区别，语言表述上也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大家看到了，这个报告非常长，内容也非常多，联合专家组都是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发布之前的每一天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撰写、沟通、交流和完善。报告就双方近期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分别涵盖了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和环境几个主要领域，数据分析整理工作量非常大，下一步的工作建议也站在了全球共同溯源的角度，仔细地斟酌，统筹布局。所以现在能发布出来，和专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们中方的专家也特别感谢外方的专家的努力，向他们表示敬意。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次联合溯源研究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的主要建议。

**梁万年：**主要结论方面：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鼬科、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的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通过广泛的早期病例手术及流程样本检测发现，2019年12月，武汉人群中发生了新冠病毒一定规模的传播，目前发现的最早病例出现在12月8日，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最早病例出现在12月12日，大部分病例集中在12月的下半月发病。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疫情的暴发点之一，但同时传播也有可能在武汉市的其他地方发生。

在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取样检测显示，环境中普遍有新冠病毒的污染，其中水产摊位尤为明显。提示，这个市场可能存在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或动物制品引入病毒的可能。对该市场的动物制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冷链产品，我们还未进行相关的检测。对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等检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等四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分为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这五级，是一个五级分级法的等级划分。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联合专家组已经达成共识，这些假设从科学角度来看，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专家组从一开始就秉承开放的理念，因为病毒的传入，病毒从动物传入到人，一直涉及到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暴发可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长距离的移动，包括跨境的活动，所以我们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局限某地，而是要关注世界各地，将全球各领域、各渠道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聚集在一起，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病毒，进行病毒溯源，以及武汉疫情暴发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关于下一步进一步研究的建议。由于我们需要在全球多国多地共同溯源的广阔视野下来思考，在下一步研究的建议上，世卫组织专家与中国专家都非常认真和谨慎，我们进行了多次非常长时间的科学讨论，主要建议有：

一、要扩大全球统一的数据库，包括分子、基因序列、临床、流行病学、动物监测以及环境监测的相关数据库。

二、要在全球更广阔的范围内继续去发现可能的早期病例，在中国我们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未来还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更多的检测材料。

三、关于动物宿主，全球科学家都要共同努力，在多国多地共同开展相关的研究，更多元地去寻找可能成为病毒宿主的动物种类。

四、要进一步了解冷链及其冷冻食品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次溯源报告中国部分结束，但并不是溯源工作的整体结束。我们共同希望，这仅仅是走了一步，希望未来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下，全球科学家能团结协作，继续以科学的方式来开展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

我就先简要汇报这么多，谢谢大家。

**米锋：**谢谢梁万年先生，下面请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溯源的联合报告已经发布了，请问梁万年组长，您作为中方的主要负责人，您如何评价这份报告？另外我们想问一下，这份报告的结论和我们中国科学家在疫情最初的预测和判断是否相符？谢谢。

**梁万年：**谢谢你的问题。本次的溯源研究总结报告是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报告，因为是全球溯源，这次是中国部分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倾注了世卫组织和中国的科学家的心血，是基于科学、忠于事实的一份联合研究报告。在这次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来华溯源的过程中，我们中外的专家就一直秉承着“四个共同”来开展工作的，就是共同制定工作计划，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果，这“四个共同”是作为我们联合小组的一个原则。可以说大家是精诚合作，对这项工作的投入和付出，都是令人难忘的。

这是一次出色的国际合作研究，由于事情过去一年了，我们现在在中国尤其在武汉，很多的生物样本、产品、环境可能都不存在留存样本了，因为当时早期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种疾病，更不了解这个病毒，所以很多情况并不是把所有的样本都留存，我们都尽力去寻找。我记得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澳大利亚的一位专家就说了非常好的一句话，我们不能用现在对这个疾病病毒的认识，来回答早期的判断，比如这个样本就是个典型的情况。

另一方面，现在是回顾性的调查，当时人的记忆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异或者是偏差。同时我们现在溯源所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局限性。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份报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包括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对疫情的研究，还是对其他新发传染病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这份报告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我们作为联合专家组一直在说，我们是有信心，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报告是基于现有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和证据，是经得起考验的。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努力，重点要提升科学技术，支持相关工作继续开展。

在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合作上，我们中方的专家和外方的专家都是秉承着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合作的态度，因为中国是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报告首个病例的首个报告国，所以在中国率先开展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研究工作，作为中方的科学家，也是这次联合专家组的成员，我们能够参与这件工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感到非常有使命感，应该做好这项工作。当然，溯源工作是个持续性的工作，这次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溯源工作的完结。

下一步，我们要以中国溯源这个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球以多种方式和渠道，广泛地开展溯源。同时，我们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也会继续积极地参与世卫组织在全球框架下的溯源研究工作。谢谢。

路透社记者：昨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没有给专家团队提供部分领域的原始数据，他也说，现在我们无法排除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我们还是需要作进一步调查。请问中方为什么不提供这个原始数据？现在愿意提供吗？中方是否会接受另外一个专家团队来对中国对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谢谢。

**梁万年：**首先，说中国没有提供原始数据的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假设或者理论是不成立的。从我们中方和外方专家组到武汉开始，我们一直是共同在做研究计划，共同在分析我们掌握的研究信息和资料的。我一直是感受到，包括中方的专家，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和外方的专家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存在差异的，因为对资料的一些供给，我们拿过来以后，不同的专家在他的领域按任务分工进行分别分析，然后汇总。这三个小组的小组长都在，中外双方专家一直都在高度融合性的研究。这次工作方式不是说中方专家研究中方专家的，外方专家研究外方专家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专家按照领域、按照专业分成三大领域，是在一起工作的。所以在这一块，说我们不分享的这个假设和提法是不成立的。当然有些数据，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不能带走，不能拍照的。但是我们在武汉共同分析时，我们的数据库、资料，大家都能看到的，都是在一起做的。比如说涉及到病人隐私的，需要病人知悉同意的一些数据，这是法律的规定，这一点也是国际上的一个基本规则，这一点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对这些原始数据，什么叫做原始？这个问题可能对数据的性质和概念，我从专业的角度再解释一下，数据有很多种，有些最基本的数据可能是很纷杂的，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条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数据进一步整理，就变成了我们能够分析用的这一层数据，可能进行归类，比如按照性别、年龄症状分了类，这个数据就成为整理的数据。分类的这个数据可能还不能进行分析，需要把这种数据再进一步进行挖掘、集成，它就可能变成一种情报性的数据，就能够提供相应的信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开始，从最基本的数据起，到最终分析可用的那种数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库，是有一个过程，一个很繁杂的大量工作量的整理过程。你很难想象我们的专家到现场以后，对每一例病例，对每一个动物样本，从早期采取的原始记录，一条一条看，看到我分析的东西，这是不现实的，科学研究上也没有这个需要，它都是分工做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要讲清楚，所谓的原始是指什么。要把那一大堆几万份、几十万份的东西堆在那儿，我们专家从哪看起？肯定要建立一个可供分析的数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方专家所能看到的和外方专家所能看到的是一样的。

关于刚才谭德塞博士所提的那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理解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事情，我们科学家根据大家共有的这些数据来得出的这个研究报告，充分不充分，是科学家来说，是历史来说。关于下一步的溯源，我说了这是个全球性的溯源，我们只是做了中国部分，那么肯定是进一步要做的。尤其是更广泛的视角来开始。但是，我们中国科学家也特别愿意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把溯源的问题聚焦在科学上，聚焦在我们为了追求真正找到病毒的源头这种科学技术问题上，我想，大家努力，肯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具体到哪儿，具体怎么做，在下一步研究建议当中都有一些明确或者比较明确的意见，把这些意见怎么变成行动？是需要把这种行动的方案具体化，在时间上、地点上、方法上，可能要出一些具体的方案。我想，现在我只能从这次溯源报告的角度来说，它是需要继续做的。那么具体怎么做，是需要在我们意见的框架下做具体的方案，来解决。谢谢。

韩联社记者：针对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美国等14国发表联合声明，对报告推迟和推翻完整数据感到担忧，请问中方的立场是怎么样的？

**梁万年：**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2月9日，我们在武汉联合专家组开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是就报告主要过程、发现和建议做了介绍，但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个共识是个框架性的、结论性的，因为当时时间很紧，我们在武汉工作28天时间，回来以后要写成一个完整的报告，是需要花时间的。因为我们中外的专家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每一个数据，都是要进行认真的核实、梳理，另外我们每个段落之间，都是要做逻辑的一些判定和推理，科学上是否言之有理，因为这是个科学家的研究报告，科学性是最为重要的。证据为基础，是它必须遵循的。同时这个报告，我们的科学家从武汉2月10日分别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我们联动起来也有时间上的问题，不像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很方便，大家说集中就集中，我们要开个会的话，要凑大家的时间，可能有的是晚上，有的是下午，有的是早上，有的是深夜，这块更为重要。这个报告是中英文版本要同时推进，每出一个英文版本，要翻译成中文，中文的版本过来以后，外国的专家也要再看，我们中文的翻译和英文是不是完全一致，所以多个来回的反复磨合，这里面牵涉到很多。

我前面说了，非常细致的、非常必须的途径核实。专家都说，我们写这个报告，拿出了绣花的功夫来写这个报告的。因为我们也深知，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全世界是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搞这些专业人士在关注，我们的公众、我们的媒体，甚至普通的老百姓，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我们这个报告。所以报告的总体框架，报告的每一句话的逻辑关系和科学性，我们必须要确保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水平范围之内来把它做好。基于这种情况，所谓推迟发布的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专家之间似乎没有建立过这个概念，我们当时一直有一个原则是质量第一，时间一定是服从质量的，只有中外双方联合专家组共同认可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才能发布。所以我们并没有预设时间，当然我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是夜以继日地在努力赶时间，我想把这个关系讲清楚。所以，不是因为某些干扰，更不是科学家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使这个报告推迟发布，我们是在保证质量，让它更科学、更完善，所发布的这个结果，这一点我想给你解释一下。

梁万年：关于数据完整性的问题，我还是说这个问题，任何一项研究，谁都不敢说他所收集的资料、他所掌握的信息就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完整，再无懈可击了。对一种新发、突发的传染性疾病，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的，第一次视频会议上我们就说，我们可能最终这个报告的产出，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因为科学在进步，人类对这个病毒、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在深入，我们的技术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努力地使我们掌握的信息当中作出科学的判断、科学的结论和推理，所以始终是本着这块来走。什么叫数据是完整的数据？这又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多少数据才完整。现在要把所有的数据都收集到，没有解决一个科学问题，什么叫所有的数据？所以对数据的完整性，可能在科学上来看，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多少数据、什么类型的数据收集才叫完整的。

当然，作为一个联合研究团队，我们一开始在到达武汉以后，包括7月份，我清楚地记得，世卫组织先遣小组来了两个专家，我们中方的专家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几个礼拜，就专门的在世界新冠病毒溯源的中国部分的研究做了一个工作任务大纲，我们叫TOR，其实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什么维度、从哪些范围来收集数据？这些数据涵盖在动物上，在早期病例上，在检验检测上，以至在相关的一些链条上，哪些数据要收集？这些数据从哪获得？这些数据的种类是什么样的？这些数据的获取方法是什么样？其实我们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外方的专家到达武汉以后的前14天，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是处在隔离状态。我记得我们第一周的时间，花了五天到六天的时间，我们在一起集中讨论的就是，这次我们定一个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就是每天我们干什么，做哪些工作，其中大量的时间是讨论，我要达到这个工作目标，我在数据上是如何获取，获取什么样的数据。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想想，我也一直认为，从现在的知识水平，从现在的条件，我们该收集的，都在努力收集了。

当然，必须承认，永远不可能说就百分之百的数据都收集到了，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我们的整个结论是基于我们已经掌握的数据，加上科学家们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加上推理，加上推论，形成的结果和结论。并不是回过头来说，少了，说它就不完整了，这个结论就不可靠了。在医学研究，在公共卫生研究方法当中，有一种方法叫抽样调查，其实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比普查可能更有效，也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数据完整性，是要有边界的。这一点我想解释一下，谢谢。

日本共同社记者：我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关于刚刚韩国记者提问的那个共同声明的内容，我的理解是，推迟的问题不是指的发表，而是可能在武汉的实地考察，就是疫情暴发之后过了一年多才能实行，所以声明发表太晚了，所以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第二，刚刚老师对路透社记者已经回答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下，报告说要求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还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数据分析，或者溯源，比如说在中国的养殖动物等等的溯源。今后中国会不会接受再一次的类似这次的合作方式的研究呢？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梁万年：**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在1月份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到中国，我们形成了联合专家组，是晚了这个问题。中国虽说是新冠肺炎病例首个报告的国家，其实从全球范围来看，应该说是中国是第一个和世卫组织联合开展溯源研究的国家，这个晚与早的问题，是很难在时间上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的。其实中国的科学家在疫情处置的早期就开展了溯源研究，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记得早期我们和冯子健教授一块在武汉，中国的很多科学家都在武汉，一方面我们在抗击疫情，另一方面就按照我们的专业素养在开展相关溯源。像华南海鲜市场，早期我们的动物采样、环境采样、标本采样，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做。因为中国遇到这样重大的疫情和传染病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具体是国际专家来开展做，是有个过程的，我不以为一年以后就是晚，影响他来与不来，是有一系列的因素在决定。我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只要大家秉承科学的态度，由科学家们来做，什么时候做都不晚。我反而认为，中国的态度，我站在一个专家的角度来看，让世卫组织率先在中国开展全球溯源的中国部分，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姿态，我们作为科学家，感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再多说一句，中国科学家从现在的知识、能力以及我们掌握的方法，我们也会继续做溯源工作，一天找不到它的源头，中国的科学家一天会继续努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所谓下一步是不是对中国的数据作进一步分析，包括一些传播链上的因素的分析，包括动物的一些分析，甚至你刚才提出来，是不是可以让世卫组织专家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再来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原则上回答了，分析肯定是要做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和世界科学家一起来努力把新冠病毒源头找到，一天不达到目的，我这辈科学家不行，还有下一辈，下一辈不行，还有孙子一辈，我们一定会达到那一天。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说，溯源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问题，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你看我们的传染病历史，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历史，我们迄今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想真正找到它的源头，并且被全世界公认的话，还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们很多的病，流行了很多年，迄今还没有找到源头。当然，没有找到源头，并不妨碍我们对它施加干预和控制，这是仍然在做的。所以，对这个问题，肯定我们要做，即使世卫组织说全球溯源不做了，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仍然会努力来做这项工作。

对数据的分析，溯源肯定要牵涉到数据的分析，溯源肯定要有主要几条途径，从动物，要找自然宿主、中间宿主，找可能传播的模式、路径，所以数据分析和一些标本的进一步监测、处理，肯定也是要做的，这是方法学的部分。具体专家第二次、第三次来不来中国的问题，我想从研究上来说，是根据需要来定的，如果说仅仅把它理解溯源就只是在中国做工作才叫溯源的话，我以为这是对科学上的一个误区，因为溯源自然来源不明，我们四条潜在的引入途径其中有一条——冷链食物链的问题，可能武汉早报告并不以为着这个病就一定最早出在武汉，这个我们科学家是有共识的，早报告的地方，不一定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所以如果基于这种科学共识的话，我讲的是不一定，如果基于这种科学共识，溯源视角必须更广泛。下一步我们就要确定优先，我想我们这个研究报告当中，对下一步的研究建议，从三个领域当中，有优先的提出，是基于这一点的。中国科学家会按照这些建议，我们在世卫组织总的领导下，和世界的科学家共同来推进。所以，如果单独说第二次、第三次能不能来，我想这个问题现在谁都无法来科学地回答你，我想我现在的回答，是根据需要的，是根据全球溯源的进程进展，然后相应环境的一些要求，是需求导向，是进展和进程来决定来不来、何时来、如何来、来做什么。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最近我们看到有些外媒的报道，有外国的专家表示新冠病毒的来源和2002年SARS疫情的来源一样，都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野味市场，特别有国外专家认为这个病毒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的野生动物，原因就是去年2月份，南方的野生动物市场纷纷关闭，请问专家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联合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联合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 童贻刚：**在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初期，全世界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基于新冠病毒跨种传播的知识，也是推测它是和野生动物以及一些养殖的野生动物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担心病毒的恶化，中国政府为了尽快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在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广泛限制人员流动和全面关闭动物养殖场。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蔓延，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中国政府在疫情早期采取的这些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减缓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变异速度，为了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也保障了中国人民的健康。

关于动物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市场检测动物的样品是没有阳性的，也同时感谢我们国家林业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在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采集了38000多份的家畜家禽样品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动物样品，对这些样品进行了检测，都没有检测到阳性的结果。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前后，也没有发现新冠病毒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中传播的证据。对于华南海鲜市场的上游供应链，我们其实也是进行了全面排查，其中涉及到了20多个国家地区，如果需要进行彻底调查的话，可能还需要各个国家在世卫组织的统一协调领导之下，在下一阶段开展更多的溯源研究工作。

对于南方一些动物，包括蝙蝠这些动物，中国的科学家是做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的南方曾经找到过和新冠病毒非常接近的一些病毒，但是并没有找到新冠病毒。除了蝙蝠之外，其他很多动物都是易感的，这也是有很多的证据。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南方有病毒传播链的假设的确凿的科学证据。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都通过认真讨论形成的科学共识已经在29日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发布，同时也会在联合溯源报告中体现。对于病毒通过动物传入到人的假说，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主要是基于目前对于冠状病毒的科学认识达成了共识，认为新冠病毒由动物传给人的传播途径是比较可能，但这并非说此次的联合专家组发现了所谓新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这个传播链的存在。病毒溯源特别是通过中间宿主进行病毒溯源，这是个很艰难的科学问题，我们还是要秉承科学的态度。

在下一阶段，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在全球溯源的框架下，全面细致地进行多种动物的调查和溯源，局限的眼界和思维是违背科学的，可能会导致溯源的方向走错，而且也需要我们全球的科学家共同努力。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记者：联合研究报告中提到了专家对于下一步研究的建议，包括在全球更广范围内继续寻找可能的早期病例，由全球科学家在多国多地寻找可能成为宿主的动物等等。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报道，不少媒体报道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早于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请问下一步溯源工作的重点是在哪里？会不会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溯源研究？距离最终找到源头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联合专家组流行病学组中方组长冯子健

**冯子健：**谢谢您的提问。疫情的首发地往往不一定是它的起源地。以往的病毒导致流行病的重大疾病，它的溯源工作也往往是跨国、跨地区的合作研究。大家都注意到一些报道，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可能比武汉病毒暴发之前可能存在阳性的检出材料等一些报道，这些报道需要进一步去开展合作研究，去核实它。这些线索也为我们确定动物到人跨种传播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最终找到动物自然宿主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这些工作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做。像刚才梁组长提到的那样，我们联合专家组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其实就是要在多国、在全球视野范围内加强多国合作，来进一步推动溯源的研究。谢谢。

新华社记者：请专家介绍一下本次溯源工作中，分子溯源方面的情况。另外近期新冠病毒出现多种变异毒株，请问从专业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息学组中方组长杨运桂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联合专家组分子流行病与生物信息学组中方组长 杨运桂：**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本次溯源工作我负责分子溯源，主要是围绕以下方面来开展。第一，系统梳理我国武汉早期病例的基因组序列。第二，系统收集整理全球早期的病例系列以及对应的国家的分布，以及系统收集整理已知的不同物种基因组序列，构建分子溯源最关键的也是最核心的基因组序列以及信息数据库，通过我们世卫联合专家组分子组的工作，我们取得了如下工作进展。

第一，我们建立了全球新冠病毒信息资源库，整合了基因组以及可及的流行病学、临床等数据，为我们顺利的开展分子溯源的研究提供了数据和信息。

第二，通过分子数据与流行病数据的整合分析，我们系统研究了这个系列的变异与各类暴露因素的关联关系以及规律，为我们溯源的方向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还有基于早期的病毒序列的系统演化分析，和它最早共同祖先出现的时间的理论计算，来研究早期病毒的传播演化特征与规律，对武汉早期的新冠疫情进行了系统研判。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刚才提到了，是全面整合了全球已经公开的早期病例、环境或更早期存留样本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测序的系列信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系统梳理了早于武汉的疑似病例的阳性样本序列，主要在国外。基于这个，联合专家组达成一致，在全球框架下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要建立一个整合全球所有新冠基因组的整合数据库，这个世卫会协调，包括基因组序列、流行病、宏基因组以及环境等相关的数据里面。

第二，回应一下刚才原始数据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分子组系统分析了中国早期的新冠病毒的原始基因组序列，提出了对全球下一段溯源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性的要求，希望在测序深度和测序平台之间提出了建议。

第三，通过文献的梳理，专家组也认同，比武汉更早的国外序列样本的存在，提出了要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跟踪早期全球的病例样本。

另外，提出扩大在全球范围内物种的筛查，这个在已经公布的报告里都有的，对分子组方面进行了梳理。

还有一个是记者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关注，近期新冠病毒出现了多种重要的变异毒株，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是RNA病毒，RNA的特性，突变是病毒本身一个正常演变的过程，也是一种不断适应人类及环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也说明了什么呢？人类与病毒的博弈斗争挑战很大，也很艰巨，这需要全球一起合作进行溯源。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一下联合专家组，尤其是我们伙伴流行病组、动物组，因为我们分子组需要他们数据的对接，才能为溯源做贡献。还有感谢这个序列的提供者，尤其是中国的CDC，以及在我们这个方面，对我们分子溯源组提供了非常重要支撑作用的中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谢谢。

**米锋：**谢谢。关于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工作，我也想再做一个补充。这次世卫组织的专家来华考察期间，也正值我们今年的春季，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了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和地方政府一起始终坚持着开放、透明和合作的态度，也是积极全面地动员，尽全力地协调相关单位，完全满足世卫国际专家的参访要求，可以说让世卫专家去了所有他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院，包括华南海鲜市场，包括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等在内的9家单位，也见了他们所有想见的一些人。比如一些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还有科研人员，以及市场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商户，还有一些当时的志愿者、康复的患者，以及一些牺牲医务人员的家属等等，他们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可以说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保障高效的开展，我们是尽全力做好服务和保障，在幕前和幕后一起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数以千计，在2月9日的发布会上，彼特组长也对这些数千名的志愿者表示了感谢。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这里总有感人的故事，这次联合溯源研究报告的顺利发布，也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谢谢。请继续提问。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我的问题也想提问给梁万年先生。此次溯源研究并没有确认新冠病毒的源头，请问病毒溯源的难点是什么？过去我们成功溯源过其他病毒吗？谢谢。

**梁万年：**我前面说了，溯源工作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从人类新发传染病的抗争历史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完美成功溯源的先例，所以它是很难的，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研究能够解决溯源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地说，我们每一次的研究、每一个结论和报告的出现，让我们更接近真相，都会迈出坚实的步伐。

病毒溯源的难点，就在于病毒从动物或者从某一个载体进入到人这个界面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随机的概率是特别强的，偶然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现在要找到这种偶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什么样的界面上，从一个动物，或者从某一个方面，到了人身上，可谓是大海捞针，最核心的是这个难。

第二个方面，这个新冠病毒的特性又决定了它难上加难了，因为如果这个病毒是稳定的，它是相对来说导致的疾病可能辨识度很大，比如说高烧等，那很可能溯源的难度就会小一些。新冠病毒的溯源，我记得在2月份的时候，也是世卫组织对中国的抗击疫情一个联合考察组，当时我们在北京，我记得是去年的2月24日，在北京有个新闻发布会，那个发布会上，我记得在撰写那个研究报告的时候，就想怎么形容这个病毒。那时候病毒分类也还没有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到这个病毒的独特性，所以想了很多词，想怎么形容它。最后，就把它定义为一个狡猾的病毒，当时考虑到它的狡猾第一是因为这个病毒容易变异，第二是引起的疾病、它的症状很宽广，也就是它由最严重的疾病到危重型到重型甚至到死亡，以及轻症，而轻症的症状都不典型，那个时候对隐性感染，所谓无症状感染，我们还没有概念或者了解得不多，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无症状感染者，所以它是狡猾的。也就是说，溯源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最早的那个病例，我们称之为零号病例。我这里要解释一个概念是，我们武汉这次首次报告的病例，现在的研究就是12月8日，但是这个病例是首次发现的病例，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我们溯源上所追寻的那个零号病例，是两码事。从真正的溯源角度，我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从动物到人身上的第一个界面发生的，在这个界面上的溢出，这个病例是我们需要找到的。但是你要找它，如果他是个隐性感染的，他是个不典型的病人，甚至感染后没有症状的，就无法找到他，等等，所以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反过来说，我从动物当中去找他，你看我们这次研究，蝙蝠、穿山甲、鼬科类、猫科类，包括其他的动物种类都有可能是它的宿主。但是这个宿主从专业角度看又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宿主，一类是中间宿主。从宿主变成传染源，又是一个概念，有些宿主可能是由动物在身体储存下来，但是不一定造成它的发病。有些动物或者宿主有这种动物储存，并且生长繁殖，它能够作为病毒的放大器，同时又导致症状把它排出，它可能就是个传染源。那么怎么区分它？这一块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找，比如在蝙蝠当中找冠状病毒，在一个动物当中找它，找到它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根本的宿主，那它又是从哪来的？又是一个极具概率的事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动物都来查一遍，我们都是随机的，去抓蝙蝠也好，找穿山甲也好，找某一种野生动物也好，都是随机性的捕捉，捕捉以后去检测，检测的时机、检测采样的部位，采样期间，它即使带毒了，毒量够不够你检测出来？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总之是个非常偶然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科学就是要对这种概率性极小的东西，要用科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和思路，去努力地来做。很困难，但是也是科学家的责任。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我们知道这次联合研究是世卫组织挑选的国际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的。我们想问一下，咱们双方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的？另外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有了观点的碰撞，双方又是如何处理的？谢谢。

**梁万年：**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一开始是一个国际的团队，是中方的专家和世卫组织的专家形成一个共同的团队。当时我记得，外方的组长彼特博士和我就讲，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这个家庭有三十几个家庭成员，我们在一块儿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最终研究报告。所以我们必须以家庭的氛围和态度来做。

我前面也介绍了一下，从具体的工作方式上，“四个共同”是我们的原则，也就是要亲密无间，大家不分你我，我们都是同样的使命，都是同样的身份，是溯源的科学家。在“四个共同”的基础上，我们工作方法是，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我们把溯源工作分成三大领域，其实还有若干领域，但是不可能分得那么细。一个是流行病学的领域，你看我们中方的小组长就是冯子健教授，外方的我记得是丹麦的费舍教授，两位领衔，然后有相关的流行病学领域的专家进入这个小组，大家在一起工作。分子溯源组中方的组长是杨运桂教授，外方的组长是荷兰的玛瑞恩教授，也是有一组人在一起。动物和分子溯源组，中方组长是童贻刚教授，外方组长是美国的达萨克博士。所以，一开始从分工上，就是按照研究的领域，把专家融合成一个团队。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前14天我们只能通过视频，所以我们有大组的会议，也有更多的会议是小组，重大的问题、方向、方法、原则、各组之间的协同，是由彼特博士和我，我们两个共同组织召开各族所有成员参加，在一块儿讨论决定。具体的细节和执行，就是由每个领域的组长具体去谈，更进一步实施的办法和措施。所以一直感觉，我们是没有分你我，合作得很愉快，运行得很高效，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冲突，因为科学家即使在同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还有三组科学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即使来自同一个国家，科学家是不同的专业，他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溯源必须是多学科的、多方位的视角来做这项工作，那么对一个方法的讨论，对一个结果和资料的解释，包括这种数据的分析方法和集成，肯定不同领域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议，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有很多的争论，甚至这种争论可能是很激烈，但是我们感到特别正常。科学家不争论就有问题了，因为追求真理的过程，在逼近事实的过程，是艰难的科学的过程，唯独争论才能进一步的使大家形成共识。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报告说，中方的专家和外方的专家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我感觉这个话说的没错，确实有争论，我们中方的专家内部也争论得很厉害，然后我们不同小组之间的争论也很厉害，这是正常的，不要认为争论就是有矛盾，是两码事。争论的目的是为了使溯源更加科学，使证据更加完备，这一点我想特别强调。所以我总的感觉，我记得最后一次大组会，那天晚上我们花了一夜的时间，把总报告又从头到尾每一句每一句进行斟酌，最后形成共识。天亮了，我们就说，我们终于现在可以考虑，我们没有争吵的声音了，我们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看看我们这个孩子是什么样，马上它就要面世了，让世人看了，这个孩子最少是个正常的孩子，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孩子。所以，我们是非常愉快的。报告出来，我们总的感受，我们作为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外方专家两个最重要的感受，一个是自豪，通过我们的努力，产出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有价值的，无论对疫情的控制还是对以后的进一步研究。第二个我们是自信的，作为科学家，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和信息得出的结论，我们是基于科学的，是循证的。谢谢。

中新社记者：刚才我们提到了病毒宿主的问题，在联合研究报告中也认为，新冠病毒经由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是一种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那么对于新冠病毒宿主的问题，中外专家又达成了哪些共识呢？谢谢。

**童贻刚：**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虽然新冠病毒的野生动物自然宿主或者潜在宿主，我们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病毒可能是从自然宿主向人类的直接溢出，也可能是像SARS冠状病毒一样，可能存在中间宿主的情况。关于动物宿主的溯源工作，疫情发生之后，我们国家的农业农村部和林业林草局对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采集的数万份样品进行了抗体和核酸检测，都没有检测到阳性。这些情况也都说明了，中国在疫情暴发前后，是没有找到在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中的病毒传播的证据。

目前，已经有的科学证据显示，2013年在云南的蝙蝠中采集的冠状病毒RaTG13和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相似性达到了96.2%。云南省2019年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mYN02与新冠病毒相似性93.3%。另外，还有2015年以及2017年在浙江舟山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ZXC21、ZC45这两个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相似性都是在87%左右。近期在日本、柬埔寨、泰国等国家的蝙蝠中也检测到了不同的冠状病毒，这些冠状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相似性有高有低，目前还都没有超过96%。此外，在其他动物的报告方面，有报告显示，在2017年的广西海关截获的从境外走私进来的穿山甲携带了一种冠状病毒，它和新冠病毒相似性在88.5%。在2019年，有人从广东海关截获的境外走私的穿山甲体内也找到了一种冠状病毒，它和新冠病毒的同样性在90%左右。

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研究结果，目前该病毒的特异宿主虽然还是没有找到，但是蝙蝠和穿山甲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比较有可能的宿主。联合溯源专家组目前已经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从科学的角度上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专家们从一开始就秉承着开放的理念，认为病毒的传入，病毒从动物传到人，一直传到华南海鲜市场，引起疫情的暴发，可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可能是有一些长距离的移动，包括一些跨境的移动。

我们也知道，蝙蝠是一种飞行的动物，它的洞穴是在很多山洞或者农村的地方都会有，而且蝙蝠是一种群居动物，互相之间交叉传播的机率很大。我们现在在中国发现的和新冠病毒比较接近的那些蝙蝠的病毒，都是在云南地区，它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接壤的。另外刚才也说到，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些病毒。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在全球溯源的框架下进行一些后续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样，穿山甲这种大家高度关注的动物，也是在东南亚分布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两种冠状病毒的来源，也是在境外入境的穿山甲，所以也有这样的可能性，东南亚地区的穿山甲也有可能是携带了类似的冠状病毒，也是有必要在全球框架下进行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是希望，未来在世卫组织的带领下，全球科学家能够团结协作，以科学的方式在全球框架下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看到有外媒报道说，某些国家表示武汉病毒所3名工作人员在2019年11月上中旬的时候患病，症状和新冠肺炎和流感是一致的，他们判断这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请问专家们是怎么看的？谢谢。

**童贻刚：**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对于这个问题，中方的专家组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传言中武汉病毒所三名工作人员患病的情况。中方专家组是回顾了2021年2月3日世卫中国联合专家组访问武汉病毒所的一些会议记录，还原了事实的整个过程。过程是这样的，武汉病毒所一位研究人员在回答世卫专家组外方成员提及的到武汉病毒所参与与医院合作的流感监测系统的情况，当时是明确回复外方，关于2019年开始武汉病毒所和武汉某一家医院合作进行流感疫情监测的一项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工作涉及到样本采集是从2019年1月份到2020年1月份，一共采集了1001份样品，这些样品在2020年3月份是由武汉病毒所进行了一些检测工作，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检测能力，他们对这些样品进行回溯性的筛查，发现了在2020年的1月份，有700份样本，这700份样本是2019年1月份到2020年1月份中间的一部分，也就是2020年1月份收集的700份样品，发现了4份阳性的核酸标本，也就是有4份流感和新冠共同感染，出现了在2020年的1月份，因为他们监测的是流感的数据。这4份阳性标准中，有3例是成年人，1例是老人，他们是合作医院的病人，不是武汉所的职工。这个情况，他们的文章其实早就发表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研究他们这篇文章中详细的描述。谢谢。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我们听谭德塞博士说，中方愿意在未来有可能接待更多的世卫代表团来华，我想问近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一些世卫的专家再派专家团来华做调查？

**梁万年：**这个问题刚才有一位媒体的朋友已经问过我了。我是站在中国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溯源的工作仍在进行时，所以在全球框架下开展溯源，中国科学家同中国政府一样，是愿意为全球溯源作出贡献。这个我想是很明确的。

第二点，具体来不来，何时来，怎么来，做什么，是要依据我们这次研究报告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并且随着溯源工作的推进的需求导向来决定的，需要形成具体的计划和方案。这个计划和方案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表述，现在来说这个计划方案可能为时有点早，毕竟这个报告刚刚出来。

第三点，如果说我们工作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最可能的潜在引入途径上，我们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潜在引入途径，并且都分别做了支持的证据和反对的证据。如果有些工作已经是做了的东西，只是在量上有区别，可能有些工作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没做，是质上的区别。科学家们在做下一步研究计划的时候，可能就要确定优先，来恒定是在范围的扩大还是在质上的变革，是要做确定的，科学研究有一些基本遵循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来考虑的，谢谢。

健康报记者：这个问题提问梁万年组长。我们都知道溯源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参与研究的专家就受到了一些来自外部的质疑和舆论压力，有媒体称我们中国给世卫专家组施加了一些压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万年：**谢谢你的问题。我也是看到了有些个别媒体的这种说法，我看了以后，给我一个总的感觉，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跟我们联合专家组，无论是外方专家和中方专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即使离开武汉后，还经常通过视频讨论，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也没有，比如在中国做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压力，尤其来自于中方的压力，是没有这种感受的，所以首先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点，外方的专家回去以后，也分别接受过一些采访，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反映我们这次研究的过程、研究的成果，我也没有发现他们受过一些干扰。同时反过来，他们还是要说，个别媒体的这样报道，他们曾经指出过，这和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刚才主持人说中国政府对我们这次联合溯源工作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所讲的那样，我感受是特别深的。我们专家在一块儿说，这次溯源，我们该想去的地方去了，该想见的人见了，该想读的资料读了，有时候我们还是头一天晚上讨论到深夜，我们感觉可能要见这个人，我们感觉要增加那个方面的资料，马上就通过我们的联络员，来告诉当地的有关人员，甚至是政府，你们要赶快给我们安排，经常是搞突然袭击。但是，正如我们的联合报告里特别强调，我们特别感谢当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昨天晚上我看了世卫组织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也专门说到了这一点，没有他们的配合和支持，要单独我们的中方科学家去，我们也是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我们要去找谁？我们看谁？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总的来看，我们还是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来开展工作。当然你说没有压力也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武汉溯源工作以后，我作为一个中方的组长，作为一个联合组的组长，我感觉我也有压力，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报道，一些情况，对我包括对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压力的。我前面说了，中外专家都说，我们是自信的，因为我们是科学家，我们是科学的方法，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解释一下，谢谢。

**米锋：**谢谢几位专家，谢谢他们在这次发布会中给大家所介绍的相关工作，我们也借此机会谢谢中外专家在这次联合溯源研究中所做的突出贡献。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