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三星堆受了两河文明影响？这种观点难以服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近期，三星堆遗址又上新了。连拆六个盲盒的考古发掘，惊艳了世人。
三星堆遗址本身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在这个区域内，共有四期文化的元素，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包含宝墩文化元素，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800到2600年，二期三期为三星堆青铜文化，四期出土物与十二桥文化出土物有文化相似性。
整个遗址中最有特色的文物便是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最近发掘的六个祭祀坑位于原有一、二号坑附近。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尤其是文字材料的缺失，三星堆文化对于现代人而言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所有历史研究者都期待文字的出现，因为现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很多精美的符号，这足以说明古蜀人有刻字的能力。不过，当时的文字很有可能写在木头或其它有机物上，我们无缘再见；亦或古蜀人的交流仅限语言和符号，还没有成熟的书写体系。
这种情况在古文明中很常见，古典时代之前广泛活动于东欧草原和中亚大陆的斯基泰人，也善于打造金饰，同样也没有文字流传下来。
不管怎样，在看到与三星堆文化同时代的文字记录之前，我们仍可以通过跨文化、跨文明等比较研究的方式，横向纵向多方挖掘，稍微接近三星堆文化的真相。
其他文明中的黄金面具
这次三星堆文化出土物中最令人称奇的还属黄金面具。这副仅存半边的黄金面具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重量大约为280克，预计完整的总重量应超过500克。从现有的图像资料来看，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面部特征相符合，耳垂下方有圆孔，不知是否用于穿绳固定。如果这种黄金面具是覆盖在死者面部的，那这种丧葬仪式似乎与整个欧亚大陆的传统有内在的一致性。
除了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之外，整个欧亚大陆地区都有黄金面具的出土。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的真实位置后，接下来就开始探索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最后安息之地。施利曼在这个项目中发现了所谓的“阿伽门农面具”，整个面具由黄金打造，是古希腊文明的瑰宝。
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阿伽门农面具”
1970年，保加利亚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青铜时代墓地，里面藏有很多金器物。墓主人的地位应该很高，且非常富有。
2013年，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Strovopol）附近的一个古老斯基泰人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秘密小隔间，其中也发掘出了大量黄金。
可见黄金当时常与丧葬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除了其本身属贵重金属，是财富的象征之外，还可能是因为黄金不朽的特征，与宗教中的往生和灵魂观念有一定关联。
而以黄金覆盖在死者面部的传统似乎是整个欧亚大陆共有的。这个传统从公元前三千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一千纪的后半段，发现黄金面具的地区也横跨埃及、迈锡尼、科索沃、色雷斯、乌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这一习俗也为帕提亚波斯所继承，比如下图的帕提亚尼尼微金面具：
黄金覆面的传统很久之后也在喜马拉雅地区得以保留。公元1世纪之后，中国的西藏、新疆地区，以及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都相继出土了一些用于陪葬的黄金面具：
西藏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黄金面具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Ｉ区和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II区出土黄金面具
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出土黄金面具
尼泊尔穆斯唐地区萨木宗墓地出土黄金面具
有学者认为：以上文明以及新疆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很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受到了西亚近东文明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的斯基泰人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毕竟斯基泰人的活动轨迹横跨欧亚，而且崇尚黄金。
不能否认的是，上述传统的确与欧亚大陆的黄金覆面丧葬传统相契合，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西藏、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丧葬传统承袭了西亚传统，但毕竟时间序列上有先后之分，而且二者之间有明确的文化中转点，故而一定存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而很多学者试着将三星堆文化也纳入整个欧亚大陆的体系之中，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受到了两河文明的影响。比如，有观点认为伊南娜和生命之树的故事中的胡鲁普（Huluppu）树就涉及了蛇、树、鸟的形象，这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观点认为，两河流域的埃塔纳（Etana）神话也有对青铜神树的投射，该神话讲述了鹰和蛇之间的战争，鹰败阵之后被蛇囚禁，后来一个没有子嗣的国王路过囚禁地，与鹰达成协议，将鹰从蛇窝中释放出来，作为交换条件，鹰可以带着国王找到诸神，求诸神赐予他一位子嗣，而两河的印章上也有鹰的形象……
的确，除了黄金面具和青铜器器型与中原地区的差别之外，三星堆以权杖代表权力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原地区的传统。而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及其他的西亚文明中，均有以杖形物作为神权、王权等最高权力象征的文化现象，所以一些专家学者推测金杖的文化因素来源于西亚近东文明，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采借的产物。
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关乎三星堆的文字发现之前，在确切的文化中转点出现之前，这种结论难以服众。因为文化的传播与交互过程太过复杂，而且三星堆文明中发现的金面具制作时间远远早于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金饰，在文字和文化中转点以及确切的考古证据链出现之前，任何人都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
三星堆与中原文化
除了璀璨夺目的金器之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象牙。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定年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朝末期。
三星堆之所以能吸引专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兴趣，是因其目前已知的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的传统差异不小。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关注的青铜器和金器并不是三星堆的全部，三星堆遗址出土更多的是陶器，而这些器型与中原地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说明四川的古蜀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都有过交流。
陶盉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陶器，三个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这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加温，根据用途而言，陶盉是一种温酒器。这种袋状足的器型与徐州圣旨博物馆所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盉有相似之处。而温酒器的出现还表明这个地区粮食产量的富余。
徐州圣旨博物馆藏袋足陶盉
三星堆的玉璋也与中原文明有相似之处。但是三星堆玉璋主要出土的两个祭祀坑，时间大概是商代晚期，此时二里头文化早已随着时间逐渐消逝，同一时期的中原墓葬中已经很少出土玉璋。仅仅从时间顺序上看，似乎玉璋在中原地区不再风行之后，三星堆文化仍在沿用玉璋。
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三星堆文化早期，古蜀与中原文明或许有过接触，直接或间接地从二里头文化中接触到了用以祭祀的礼器玉璋，遂加以借鉴，并与本身的宗教祭祀习俗相结合。但是随着北方战乱，文化更迭，蜀人日渐不与秦塞通人烟，玉璋这种器型虽然已经不在中原地区流行，但是仍然以礼器的形式在古蜀文明中流传下来。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璋
二里头遗址出土涂朱玉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其余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玉戈、铜牌饰、铜尊等文物与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出土的器物也极为相似。三星堆出土的铜眼造型可能也与良渚文化有关，良渚玉器上常见以两侧对称的阴线圆圈作眼睛，专家认为这说明良渚文化对眼睛有特殊的崇拜心理。
整个三星堆遗址上启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2800年），下至春秋早中期（公元前600年），上下延续2200年，必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但是可能在与其他文明交流过程中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也没有被记载下来。
有专家推测，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形式很可能来自中原地区，雕像上的图案与神树的崇拜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自身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青铜人像雕塑的面部特征可能受到了华南西北氐羌文化影响，黄金权杖则借鉴了外来文明。
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结论：三星堆所代表的文化是一个独立于中原之外的独特的蜀地文明，其所在地是古蜀国早期的一个都城，是商朝长江上游的一个文明中心，三星堆的古蜀原住民可能与周围文明有一些互动，也受到了一些外来文明的影响。但是整体而言，中原文明对其影响最大，其祭祀时使用的礼器以本土风格为主，也存在大量中原文化的器型和少量近东、西亚文明特征，但是这种互动在后来被切断了。
相信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将有重大的突破，几十年积累的考古认知也必将被不断推进。
参考资料：
1.Tong, Tao and Li, Linhui. “The Himalayan gold masks from the Eurasian perspective” Chinese Archaeology, vol. 16, no. 1, 2016, pp. 85-90.
2.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3.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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