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外行“出征”专家，人权践踏人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一如预料，新疆问题成了大型政治战场；没有例外，成了政治战场后，是非与真相必然是第一批牺牲者，只剩两造声量的比拼。

此类“价值战役”不会有一翻两瞪眼的胜败，遭受攻击的一方社会，幸运的话，反而能借此孕育出更强固的独特价值，不幸的话，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得慎重以待。

台湾在政治层面尚未正式“出征”新疆问题，但民进党侧翼传播西方语境下的“新疆地狱”，早已行之有年。将共产党与纳粹混为一谈，视为同类，是“反中叙事”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关键字是“新疆集中营”，内容是“新疆集中营”，结论也是“新疆集中营”。

因此，谁敢将标签改为“新疆再教育营”，就是“为匪宣传”，就是“中共同路人”。近日，台湾就发生了一例相关事件。

外行“出征”专家

非商业电视台公视，最近推出纪录片“新疆再教育营”，其中穿插了专家访谈，因谈得太“中立”，遭绿网民出征，最后被迫下架影片，公视将专家访谈片段全数删除后，再以纯纪录片的形式上架。

该专家是学者吴启讷，台湾稀有的新疆问题专家，也是中共族群政治研究者，属于学术色彩高于政治色彩的学人；该节目邀请吴启讷谈新疆，在知识高度上，算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不过，在台湾谈大陆的事，高度知识正确的，通常政治不正确。

吴启讷正确地指出，“新疆再教育营”是西方创造的名词，正确名称其实是“学习班”与“职业教育训练班”。里面有两类人，一是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人，另一类是汉语能力和职业技能不足，真正需要职业训练的人，而后者才是多数。

光是解释名称，吴启讷被出征的理由就很“充分”了，遑论其他关于新疆事件的持平看法。

吴启讷（资料图/台湾“中央研究院”）

“再教育营”这词汇本来就已是一种“阴间滤镜”，而绿网民连这标签也不满，嫌西方标签还不够毒。这是因为绿媒即便在引述外媒内容时，于“新疆再教育营”后面都还要括号标注“集中营”，置入性丑化，以满足纳粹式的想象。

不少网民有一种特性特别为学人所不齿，就是爱装内行显摆，在留言处复制贴上几个专业关键字，好像自己才是专家，而其实他们对相关议题很无知，连“维吾尔”与“穆斯林”都傻傻分不清，也敢装内行。在网络舆论场上，这已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网军盛行的台湾。

于是，被外行“出征”的专家，越来越多，而捧着显赫学历的“伪专家”，其特征就是与假内行的网民共享关键字。在80%绿媒，99%“反共恐共媒体”的舆论环境里，伪专家与假内行利益共生，不在队伍里的，要不就闭嘴，要不就等着被“出征”。

而西方群起对新疆问题尖叫，大抵也是类似状况。

所以才说，当议题成为政治战场，是非与真相必然是第一批牺牲者，真专家失语，假内行横行，最终只剩下胜负。这是我们在新疆问题里学到的第一课：如何清理伪专家与假内行路障，让真专家掌握话语权，有效降低议题里的政治化成分。

因此，当西方想组考察团走访新疆时，成员当然要受中国政府审查；让伪专家赴疆，等于引狼入室，人家箭都射完了，就等着去新疆画靶子。

人权践踏人权

大陆舆论场，现在应该对NGO与各种民间团体的本质有很高的警惕性了，知道只要从权力的光谱里，摸索内在利益结构，就能揭穿国王的新衣、海水下的光屁股，以及慈眉善目的绵里针。

只是，要做到知根知底地搜证，毕竟很费工夫，需要对追求真相的坚持，需要时间与细心，一般人做不来。社会得借助媒体的力量，鼓励记者深度调查，掌握问题的本质，以作为多维度分析的基础。

从观察者网发布的一篇对“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的背景调查，我们能一窥西方的人权价值如何在权力光谱中的利益结构里运行。

BCI官网页面

BCI以生产过程的环保与劳工权益概念，作为消费者选购的参考，这不是不可以，但消费者更需要辨别的是产品材料的好坏。如果BCI标准排挤了其他判断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混淆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甚至决定了供应商的取舍，那也等于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更糟的是，若BCI审查标准的尺度是政治风向与未经核实的谣言，对生产端、供应链与消费者权益都是莫大伤害。

最糟的是，BCI审查背后的“藏镜人”，根本就是政治利益团体。

当西方政媒证据不足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新疆违反人权，BCI这类组织发动反认证，真正被惩罚的是他们口中“被欺负”的新疆人，以及新疆人的工作权、生存权。难道，工作权与生存权，不属于人权吗？

说到棉花，令人直接想到印度。这个全球第二大棉花生产国，多年前也获西方人权组织关切“童工”问题——棉花田里有40万童工，且薪资不到成年人的一半。国际人权团体联合多家跨国成衣企业对此现象展开供应链监督，但问题解决了吗？

印度政府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修法，禁止雇用14岁以下儿童，但仅限于18种危险事业。灰色地带是允许儿童在课余时间协助家庭(或在家族企业)工作的。简言之，印度根本没有解决童工问题，因为童工问题的背后是赤贫，而印度政府无力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

对赤贫户而言，工作权才是最紧要的人权，而上述法令，在去年新冠疫情肆虐，大量底层劳工失业的状况下，完全失效。

换言之，国际人权团体在许多时候不是救世，而是坏事，因为他们只对某些表面议题展现兴趣，输出自我感觉良好的“大爱”，却缺乏对整体问题应有的关注。以至原来在阳光下还能监督的现象，全数没入了黑暗里，大家还是偷偷干。赤贫家庭要面对的是生死问题，若有钱供孩子上学，怎会选择送孩子出去工作？

印度棉童，资料图：印度媒体

人权践踏人权，就是这么回事儿，而这档事，他们称之为“软实力”。

那么，回过头来，BCI有没有切实认证印度棉花田的童工制品呢？像H&M这样的企业，真会有效监督印度童工的生产线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家庭而言，有的是法令漏洞可钻，印度政府当然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西方要不要组一个考察团，也去印度检查实况呢？按照中国的方法，印度现实需要的恐怕是“职业教育训练班”。说不定印度已经有了，但西方不会称之为“集中营”，在他们眼里现在只有中国够分量“丧尽天良”。

结语

崛起的亚洲，迫切需要建立“亚洲价值”以对冲西方价值，不该让中国独自面对西方说教。许多亚洲经济体正在努力脱贫，而西方的人权标准对开发中国家而言太昂贵，更别说根本就是“双标”了。

建立共同的价值，并不是拉帮结派，而是选择更适合亚洲文化与经济实况的概念，借此向西方国家表达自身的独立性，在彼此尊重的立场上，也可以检讨到底什么才是“普世价值”，不是西方说了算。国际人权团体，根本就不“国际”，因为在那利益结构里，一点都不多元，只充斥着霸权身影。

香港闹完了，闹新疆，新疆闹完了，还有下一个，反正没完没了，光是被动反制也不是长久之计，亚洲国家要在价值层面，多累积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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