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为什么拜登应重拾奠定中美关系基础的经贸议题
【文/斯蒂芬·罗奇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中美高级官员最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了会晤，试图缓和已持续四年的紧张关系，而此时寒冷的可不只是天气。可悲的是，这次会晤更易让人联想起冷战时代，而非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一局势应在无可救药前立即发生改变。
受困于美国朝野上下同仇敌忾的反华情绪，拜登团队似乎继承了前任的对华路线，甚至通过更加关注人权和地缘政治这一方式来加剧贸易和技术冲突，而拜登的前任可没有关注过这些。
陷入“百年国耻”心态的中国，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防御性应对方式，从而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媒体面前，两方在开场白中你来我往互相指责，丝毫没有显示出缓解紧张局势的意思。
《南华早报》近日刊载本文
对两国来说，一个更好的交流方式是重拾奠定两国关系基础的议题——长期以来支撑美中关系的经贸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两方要忽视其它棘手问题。这意味着两方在扩大讨论范围之前先重新建立共识和互信。
拜登政府在面对经贸问题时需要重新思考其好斗的应对方式。在经贸方面，本届政府受制于拜登所称的“前任伙计们”谈判定下来的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这一协议恰恰是触发改变的最大杠杆。
是的，美国公众赞成签订“第一阶段”协议这样的做法。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人们普遍支持继续征收关税，更多的人希望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更加强硬，而不是建立更牢固的双边关系。
在过去四年，紧盯中国并将其作为美国问题根源这一做法已牢牢控制住了民众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公众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一阶段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它为美国与许多国家的多边贸易逆差（在2020年是有96个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双边解决方案。因此，这份协议就无法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它并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付出了新的代价。
正如30年前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是日本造成的一样，今天的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中国造成的。但并不奇怪的是，在这两起案例中，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份额都可以追溯到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时的日本，现在的中国。
但这两个国家获得大多数美国贸易逆差不过是反映出了比较优势（购买国外生产的商品比国内生产的商品更便宜）和供应链效率（组装其它国家生产的零部件）问题，而不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正如我多年来反复重申的那样，美国贸易逆差来自于美国自己的深层次问题：国内储蓄不足。
美国净国民储蓄率（衡量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在贬值调整后总体储蓄水平的最广泛指标）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次）。
根据现有最新数据，美国净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国民收入的-0.8%。鉴于联邦预算赤字过大，国民储蓄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大幅下降。
由于缺乏国内储蓄，美国从国外借入多余储蓄用于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造成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国际收支赤字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这是自2008年末以来的最大赤字。
为了换取外国资本，美国人从海外购买商品。是国际收支逆差，而不是所谓的中国行为，才是造成美国整体贸易逆差问题的宏观经济学根源。
第一阶段协议是以政治操作去微观管理一个宏观问题。即使它真能缩小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但国内储蓄的持续短缺意味着，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被转嫁到其他外国生产商身上，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外，这种贸易转移已经流向了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在功能上相当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增税。
这些都不是说拜登政府应该挥舞白旗向中国投降。但拜登政府需要转移注意力，放弃第一阶段协议中不可行的双边框架以及支撑这一框架的关税。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结构性议程，这个议程能够解决知识产权、创新政策、强制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和对国有企业补贴等更为严重的问题。
签署一份双边投资协定是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审查结构性摩擦真实性的最佳途径。在2017年之前的10年间，美中两国已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积极地谈判，该协定将为解决两国结构性摩擦问题提供一个框架，并且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鼓励两国经济增长。
而我的这些观点在美国并不流行，这要归功于过去四年来的恶毒言论，这些言论使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致命威胁。不幸的是，美国以怪罪和牺牲他人为特征的腐蚀性政治环境为“受到不公平对待”一类指控的出现提供了肥沃土壤。
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他们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开了一个好头，现在到了美国政府更加清醒的时候了。
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不幸的是，拜登被其前任所束缚。想要改变过去四年的失败做法就需要拜登政府拿出政治勇气、智慧和创造力。美中关系实在太过重要，决不允许掉以轻心。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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