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静泊：美国是如何系统性歧视亚洲人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华静泊】

在过去的2020年，除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不过鲜有人注意到的是，在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与往年相比有了爆发式的增长。

美国加州大学刚刚发布调查报告指出，2020年美国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在前几个月，就接连发生了亚裔在美国街头莫名被推倒甚至是惨遭杀害的事件。知名亚裔明星吴彦祖和金大贤也在媒体上表示要悬赏犯罪者，希望当地警方不要漠视针对亚裔的犯罪。

91岁的亚裔老人被人从背后推倒 视频截图

从表面上看，新冠疫情开始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断抹黑，甚至将矛头直接转向身在美国的亚裔群体，是导致亚裔频频受到欺凌的直接原因。但事实上，与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非裔平权”问题一样，美国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已经存在上百年。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Claire Jean Kim就曾提出，美国白人社会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并非是单纯扁平和连续性的，而是相对立体的交叉形态。

简单来说，就是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并不是习惯性的或者文化性的歧视亚裔，而是有策略、有组织的针对亚裔，刻意的压制亚裔社会地位。

既然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是交叉形态的，那就至少有两种针对亚裔的主要策略。第一，“相对褒奖”，意为给予亚裔的文化和群体比非裔更多的褒奖，确保白人群体能对这两个主要的少数族裔的绝对控制，最终目的其实是针对相对“不听话”的非裔。

第二，“公民排斥”，意为刻意的无限放大白人和亚裔的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从而将亚裔排除在“政治”和“公民”这两个重要权利以外，也就是使亚裔认为自己永远是“异乡人”，而非美国人。

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白人与黑人奴隶构成的两极社会，二者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直到19世纪中后期，亚裔，主要是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打破了美国社会原有的“平衡”。

虽然亚裔与非裔有着截然不同的肤色，似乎与白人还更接近一些，但由于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的渲染，中国在白人心里一直是腐朽和落后的代名词。当时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从人种上来看，欧洲人（白人）最优、其次是亚洲人和印第安人（北美土著），垫底的是非洲人。但在实际中，白人统治阶层则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将亚裔往非裔一边推，避免其接近权力中心。

“苦力”和“奴隶”

为了更好地“定义”从亚洲来的劳工，北美白人发明了“coolie”一词，字面翻译成中文就是“苦力”，然而在当时的北美，苦力并不仅仅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是特指从东方来的劳工，并且暗含着“无自主意识”和“无脑”的贬低意味。这么做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将亚裔“苦力”与非裔“奴隶”归为同一族群，以此强调这些人并非自由职业者，而是白人的从属者。

事实上，当年从中国前往北美“淘金”的大量劳工，虽然不少是上当受骗来到陌生的大洋彼岸，但总体来说仍是自由的选择，因为清朝末年的中国南方，饱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的侵扰，远赴海外也是一种谋生手段。

除了恶意“贴标签”以外，通过舆论和宣传手段抹黑亚裔也是惯用的手段。为了防止亚裔的到来会威胁奴隶制，白人群体除了将亚裔贴上懒惰、不诚实、不负责任等标签，甚至在报纸和卡通动画中刻意“黑化”亚裔。这里的“黑化”就是字面意思：把亚裔的肤色涂黑。在娱乐性的表演节目中，被黑化的亚裔和非裔也常常“联袂出演”。

不过很快白人就发现，把亚裔与非裔混为一谈，并借此维护白人统治地位，是行不通的。1897年，时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在一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听证会上表示：“华人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相较于非裔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我们（白人）很容易教育黑人，并改造他们，但对于华人不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文明形态。”讨论哪个人种优越，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但这里引起白人思考的是亚裔，特别是处于儒家圈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虽然国力羸弱，但自身已经形成了十分完整的意识形态。就像上文说的，华工远赴重洋，大多数并不是被抓了卖到北美，而是自我选择的结果。

亚裔算不算“白人“？

由于在南北战争中黑人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白人对待非裔的压迫有一定放松，亚裔“苦力”也就自然而然的替代了非裔劳动力。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1865-1877）过程中，白人逐渐发现了亚裔十分聪明且勤奋。当时有种植园主说：“如果给他五百万中国劳工，他就能生产出足以供应全世界的棉花”。与非裔对政治和经济上的渴望不同，当时的亚裔劳工任劳任怨的形象更受白人资本家的欢迎。

为了借助亚裔苦力的形象重新压制已经有些政治地位的非裔，亚裔被打造成了“不适合成为公民的异乡人”，只适合打工。白人也在不断给非裔警告：“要么饿死要么做黑奴”、“不涉政治的异乡苦力，才是非裔和亚裔该有的地位”。

虽然对亚裔的压迫始终存在，但亚裔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平权”的追求。不过早期亚裔对“平权”的理解，现在看起来是有些滑稽的，不少华人的答案是希望向白人统治者证明自己并非“黑人”，在只有黑白两极化的美国，不是“黑人”，那么就是白人，因此亚裔也是白人。很明显，白人统治者并不吃这一套，在他们眼里，除了欧洲裔白人，其余统统都是“下等人”。

1878年，在一起关于亚裔“平权”的诉讼中，加州法院裁定一名华人是“蒙古人种”（欧洲学者将亚裔归为蒙古人种），而不是高加索人种（也就是白人），理由是“看上去和白人不一样”。随后，美国最高法院又在一起诉讼中，将一名日裔裁定为“黄种人”而非白人。1923年，加州法院再次审理一起关于“白人”定义的案件，当事人是在人类学上已经被划分为高加索人的印度教徒，但该印度教徒即便有着更“白皙”的面孔，仍被判定为“非白人”。这就意味着，美国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机构，有时遵循“惯例”，有时违背“科学”，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除欧洲裔白人以外的人群排除在社会核心以外。

“模范少数族裔”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平权运动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的高潮，这其中大多数是关于非裔的平权运动。对非裔的歧视逐渐变得更加隐晦，而不像南北战争前那样赤裸裸。无论非裔如何“折腾“，白人对自己的统治地位始终没有放松。既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将非裔当做奴隶对待，那就再次利用处于黑白中间位置的亚裔来向非裔施压，将矛盾从黑白之间转移到少数族裔里。

这里就引出了非常有名，一直沿用至今的“模范少数族裔”概念。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少数族裔民权运动分子才意识到，争取应有政治权力固然是必要的，但在一些现实问题上，如教育、就业、营商甚至是劳动合同方面，更需要得到平等待遇和保护。

确实，二战以后的美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社会的蛋糕越做越大，不再像南北战争前后那样资源短缺导致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不过在一些少数族裔意识终于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亚裔早已经在这些相对现实的方面展开了行动。

很多人都知道，曾经担任中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华裔政客骆家辉，就是在他祖父的杂货铺里长大，之后考入耶鲁大学，一路走到美国政府的高层。不少美国亚裔政客，所走的路都与骆家辉相似，大都出身贫寒。大多亚裔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成功，但早已经摆脱了“苦力”的地位，在美国的各行各业都有亚裔的身影。在非裔意识到这些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后，才发现亚裔早已“捷足先登”。

美国政府虽然不断给非裔提升社会和政治地位，但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仍得不到保证。同时，以白人为主导的媒体、政客和学者，不断的向非裔传递一个信号：“没有政治诉求的亚洲人都能过得这么好，为什么你们不能？”这很显然是在将社会矛盾转嫁到无辜的亚裔头上。

1966年，纽约时代周刊杂志就曾刊登文章《成功的故事，以日裔美国人为榜样》。这篇文章大肆赞扬了日裔群体的“德川”精神，也就是勤奋、节俭和对成功的渴望。这已经毫无疑问是在对不断搞“运动”的非裔旁敲侧击。此外，这篇文章还在不断暗示日裔美国人的“日本人”属性，强调他们遵循的是日本人的价值观，并非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

在这之后，又有一篇题为《一个少数族群的成功故事》的文章赞扬了华裔美国人的价值观。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华裔对教育的重视、对家庭的忠诚、遵守纪律、自给自足、尊重权威、道德高尚等等。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再次暗示华裔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向成功，而不是像“某些少数族裔”一样等着政府援助。

这种通过表扬亚裔来给非裔做“暗示”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一篇文章题为《成功的故事：比白人更白》，夸赞了日裔在美国的成功是依靠“传统的”日式价值观。作者还鼓励所有的日裔美国人，想要成功，就应该去找回自己祖先留下的“优良品德”，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而不是成为美国人。

与此同时，白人统治者，甚至是一些成功的非裔，将非裔定义为“下层阶级”，并强调“黑人文化病”是美国非裔失败的关键。“下层阶级”看似是一个无关种族的词汇，然而这个词在当时美国的意义，就和“犹太贫民窟”一样，从诞生起就是针对特定种族的。因此“下层阶级”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非裔的代名词。

无论是“模范种族”还是“下层阶级”，其实都是白人统治阶级在刻意回避已经高度制度化的白人统治现状。同时也在不断“暗示”非裔：追求政治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你们不成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疯狂的夸大亚裔的勤劳，又不断夸大非裔的贫穷，实际上是在逃避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对弱势群体应尽的责任。

白人和精英非裔们也丝毫不避讳这样操纵舆论的手段，保守派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就曾写道：“对政治权力抱有极大希望的少数族裔，其实是在给经济发展拖后腿。”

“没有政治诉求、不能成为公民的苦力们”才是白人统治者们所欢迎的。

1992年，洛杉矶暴乱，韩裔联手反击，有了“屋顶上的韩国人”称号。

糟糕的是，在宣传上对亚裔和非裔如此鲜明的对照，无疑会导致这两个少数族群的水火不容。1992年，洛杉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暴动，起因大致是有前科的非裔男子罗德尼在拒捕时被四个警察殴打成重伤。整个事件被附近居民用摄像机拍了下来，很快传遍了全美。之后发生的事和去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不再赘述。

不过这和亚裔有什么关系呢？在罗德尼事件刚开始的时候，碰巧有一名非裔女孩在一家韩国超市盗窃并将韩裔老板娘打到在地，韩裔老板娘随后掏出手枪击毙了非裔女孩。在庭审中，法官判处了韩国老板娘500美元罚款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这引发了非裔的大幅不满。

随着罗德尼事件的不断发酵，被“优待”的韩裔自然就成了暴动者的重点攻击对象。无数的抗议者涌向韩国社区，想要在亚裔的商店里“零元购物”。

这起事件的最高潮部分是韩裔们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拿起武器站上屋顶反击任何试图侵扰同胞的人。由于当时不少移居美国的韩裔都曾在韩国服兵役，因此组织性和战斗素养极高，成功的在一片混乱的洛杉矶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屋顶上的韩国人”称号也因此诞生。

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美国非裔受执法者欺凌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亚裔和非裔的矛盾也没有缓和。在去年的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国的亚裔再次自发拿起了武器，希望在一场又一场的暴乱中保护自己。

白人统治阶级对待亚裔的“双线”策略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虽然现在已经见不到当年那种铺天盖地对亚裔的“赞扬”，但这种“疯狂暗示”的操作方式依然没有变。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也是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但为了维护日本人或日裔的形象，多少年来美国统治者们一直对日本拒绝忏悔的行为避而不谈。同时也对日本国内疯狂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极右翼势力视而不见，转而不断宣传已经有些畸形的“谦卑”和“敬业”等所谓“日本精神”。

危机没有发生时，亚裔始终是个“好孩子”，一旦发生国家危机或种族危机，亚裔又成了替罪羊，这说到底就是系统性的将亚裔作为白人统治阶级的挡箭牌。

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等亚洲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里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受制于“同盟”的约束，只有中国才能从白人的压制中站起来。

如果考虑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和国家竞争等因素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就是本文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白人眼里，这个世界只有白人和其他人。白人统治者们或表扬亚裔、或贬低非裔，但其目的终归是维护白人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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