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扶贫遇上懒汉恶汉，基层干部如何应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
在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扶贫工作逐渐由外部帮扶的“输血治病”转向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造血强身”。这时候，“懒汉”们在贫困群众中显得尤为扎眼——
一些扶贫户“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的主观能动性；
一些扶贫户脱贫后想留住贫困户身份牟利，将扶贫当作福利；
一些贫困户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贫困更隐蔽，不愿踏出心理舒适圈；
极个别贫困户不是“懒汉”而是“恶汉”……
2019年，一名云南扶贫女干部“怒斥”贫困户的视频上了热搜，引爆舆论。这位扶贫干部虽然言辞犀利、情绪激动，却实实在在说出了扶贫路上的一大难题——既要脱贫又不能养懒汉，那该怎么办？
下面几个案例，是笔者在乌蒙山区及秦巴地区的扶贫干部、村组干部口中获悉、查证的。
上面扶贫送牛羊，下面磨刀烹肉香
四川深山某个扶贫任务极重的N县，包村干部到对口贫困户家羊圈一看，傻眼了。几只优良成年羊发下去，不到一周少了一半。
“你家羊呢？”答曰：“亲戚们来了。”
“亲戚来了你也不能宰羊啊？”答曰：“亲戚们就是知道政府给我发了羊才来的……”
精准扶贫初期，“发羊宰羊”、“发鸡炖鸡”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出现。为了严防死守，西南G县政府曾要求非驻村干部的扶贫干部们，每周4天3夜在贫困户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逼得我工作组一个小年轻在山顶嚎叫发泄‘好难啊好难啊’，后来组织还批评教育了他，说他这样影响不好。”G县某扶贫干部哭笑不得地告诉我。
“上周跋山涉水给他搬了个小型农用机，过几天就会有技术人员来驻村教他怎么使用。技术人员还没来，农用机没了，我问哪儿去了？他说卖废铁了，几万一台的农用机啊！当时差点儿没把我气得背过去。”提到几年前这件事，南部Y市某村的扶贫干部依旧情绪激动。
纠访闹访吃拿卡要，签字变成“尚方宝剑”
某市的问政质询处，一位村民声泪俱下地控诉“村镇政府不落实扶贫政策”，以下为问政资料中的村民原话：
“我家里一直维持紧张巴巴的生活状态，现在家里住的还是倾斜、裂缝、漏着雨的土危房，家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老鼠洞。家庭一直在M村是最惨的啊！”
“我从没要过低保，没有拿过一次政府给的补贴，更别说拿精准扶贫的好处。2018年初，了解到精准扶贫要改善百姓住房环境，市上把我家纳入了房屋改造名单中。一家人兴奋不已，心想多年以来的艰难苦处终于被发现了，全家抱团痛哭，留下的是感动而欣慰的泪水。于是全家拿出微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儿子在借贷平台借2万，全家开始翻新住房，辛苦了半年多完成主体工程，验收时，验收人员却不给我们通过！我们老夫妻当场痛哭流涕。房子装修工程只能搁滞，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债务再装修，新房梦碎，只能住回土危房之中。望领导核查此事，感谢各位心系贫苦人民的领导……”
在市问政质询处，这位来自乌蒙山区M乡的村民赵某早已不是生面孔。针对这次住房改造问题，赵某最后还特别强调，农村和城市情况不一样，领导们得亲自进入村中深入调查，才能理解“农村黑白事必须用到的堂屋与烤火用的屋子，对于偏僻的山村来说都是刚需”。
“哎……一把心酸泪啊，有空再给你聊聊村里其他事。”M村党支部书记叹了一口气，似乎不愿再回忆。
缠访闹访非法访，让村镇扶贫干部苦不堪言。个别贫困户把签字当成“尚方宝剑”的 “吃拿卡要”，在精准扶贫初期也让扶贫干部们大为光火。
一位扶贫医生曾气愤地告诉我：“竟然叫我过年给他包一万元，他就给我签字，以后还会在省市检查时为我‘美言几句’，你说这种人把扶贫当成了什么？”
这些例子，在各地绝非主流但也并非个例，且不适合放到台面上来讲。敢于说出上述情况的扶贫干部们，大多已与笔者家私交数年，或经人介绍彼此信任。即便如此，他们也反复叮嘱笔者隐去信息，“不敢发声，就怕一个大帽子给你扣上来”、“万一事情被一些媒体曲解闹大，谁受得了？”
N县为什么不愿养羊脱贫？
上面提到N县贫困户发羊就宰羊的案例，笔者深入了解后得知，在精准扶贫针对该县打造羊肉品牌的初期，曾有百姓编打油诗调侃“愣叫荒滩养牲畜，百姓当然不买账”、“惠民工程已失败，多年心血付东流。如今又叫养黄羊，脸面不如饱肚皮”。
故事还得从九十年代说起。在该县农村出现集体打工潮之前，黄羊一直是当地农民一大收入来源，当年也确实让很多农民赚了钱。所以历届县委书记上任之初，都考虑把“养羊”作为县里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
千禧年，黄羊曾被当地政府提升为全县的“惠农工程”，县政府希望将黄羊打造为知名品牌，开始在全县乡镇大力推广圈养黄羊。2004年顶峰时期，全县圈养黄羊曾高达百万只。
但是，在国家10年连续不断输入大量资金人力的情况下，在计划年产百万只黄羊的N县，黄羊却变成了“珍稀动物”。全县雄心勃勃做起来的“惠农工程”，已变成当地农民不想再提的伤心往事。
因此，在精准扶贫初期，该县部分群众对通过养殖黄羊脱贫致富没有信心，对无偿发放的黄羊的责任意识也不强，甚至索性“在羊养死前，干脆杀来吃了或卖了”，丢失了自己在扶贫道路上的主体意识。
N县的困境并非个案。2014年全国到村入户识别贫困户时，很多村以为精准扶贫是类似低保的社会福利，认为会有源源不断的物质援助，而少部分贫困户则认为“脱贫”是中央给地方官员的政治任务。
遇到这些情况，扶贫干部如果一味指责抱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还会使群众与政府对立起来。与其抱怨“难帮”，不如端正心态、不预设立场，让贫困户打开心结，深入调查懒惰的病根，才能发现问题背后的故事和无奈，进而找到治疗“懒癌”的“靶向药”。
扶贫羊被吃，表面上看似乎是农民短视的结果。大家深入了解后方知，其实是农民当时综合考虑后的理性选择。
2011年时，培育出该优良品种、被称为“黄羊之父”的科学研究员在N县调研后指出：
当年山林草地还未跟上，县里就忽然将养殖规模扩展到百万只，因此不得不从外地引进种羊。引进种羊没有经过严格的检疫免疫作业，携带了羊痘病菌。羊痘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一座山的羊染病了，很快另一座山的羊也跑不掉。
2006到2008年，县里黄羊死伤过半，很多养殖户因此负债，村民们逐渐弃养、外出打工。当年满山废弃的羊圈，逐渐破败的繁育基地，养殖户的满腹牢骚和地方政府留在银行里的沉重债务，无疑是历史留给精准扶贫工作的负面资产。
知晓了过往经历，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N县会出现对“脱贫”不感兴趣的“懒汉”。
此外，再次发动留守群众甚至鼓励外出务工群众归乡养羊，群众们还有诸多疑虑。多年过去了，打工新建的房子早已没了羊圈，难道人羊混住？村子周围水草还是和过去一样跟不上羊群需求的话，羊吃什么？村子交通不便，养成的羊又如何贩卖？沿海打工已成习惯，乡村振兴前景如何？
群众看不见强有力的基本保障，“扶贫羊”项目对他们来说就是地方为了响应中央，空投落地的“空中楼阁”。
《山海情》片段
对策：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2017年，N县政府又逐批给贫困户们配发了羊，但这次不但没有贫困户吃羊，怀孕母羊还成了家家户户的宝贝疙瘩，谁家羊产崽多谁就能上村里的“英雄榜”。
这种变化的奥秘，简而言之，是“借羊还羊”的产业扶贫模式取代了“免费发羊”。
“借羊还羊”是指村集体与贫困户签订“借羊还羊”协议，村集体将成年羊“借”给群众饲养，养殖两年后如数“归还”，两年内繁育新羊及养殖所得收入，全数归贫困户所有。村集体收回“借”的成年羊后，再集体“借”给其他贫困群众饲养，滚动发展。
听起来简单，但“借羊还羊”模式成功的背后，是诸多设计合理、程序科学、细节周全的规划与实施。
从羊的方面来看，扶贫羊落地贫困户家之前，工商银行统一解决资金问题，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为每一只羊编号并购买保险（黄羊意外死亡的保险收益归养殖户所有，但必须用于补栏），北方牧业集团、县农业局负责羊群免疫检疫和技术支持，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从人的方面来说，在贫困户“借羊”时，相关部门就建立了明确的准入、筛选、监督制度，明确养殖户申请条件、责任，规定羊只质量和投放标准。
例如，养殖户必须有养殖意愿且诚实勤劳，无不良诚信记录；二是拥有或租赁一定面积的草山草坡和人工种草土地；三是建有怀孕母羊每只最低1.8平方米的圈舍。
农技人员适时回访养殖情况，及时解决养殖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若发现羊只死亡率高于预期或非正常死亡，由乡镇组织项目村根据协议及时调整养殖户。同时，设置红黑排行榜，宣传表彰养殖能手、公开消极怠惰的村民，营造脱贫光荣、勤劳致富的氛围，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此外，自身没有养殖能力的贫困户，例如残疾人、寡居老人，可以签订“托管代养”协议将羊交给村中养殖大户集中养殖，入股分红；同时这也促进了黄羊产业合作社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十三五”期间，N县乡村交通、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全面加快，黄羊肉松、肉干零食销售网的形成，还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黄羊订单，也为黄羊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农业局驻村干部感慨：“哪个还舍得吃嘛，水电路都通了，把借的羊还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羊生羊、羊再生羊，都是钱啊！”
“借羊还羊”、“鱼渔双授”，有了“看得见”的前景，才换得来百姓“放下心”的跟随。2019年，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起的减贫研讨会上，N县“借畜还畜” 模式还入选为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优质的扶贫项目，是道德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结合体，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扶贫项目徒具道德价值，却难以在致富道路上“可持续发展”，贫困户看不到奔头自然会急于“短期变现”。
从这方面来讲，很多看似“扶不起来”的群众，可能是扶的姿势不对。
遇上恶汉，怎么办？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绝大多数贫困户都是勤劳的，“国家扶一把就走上正道了”，但确实也存在少数德志皆失的懒汉恶人，给扶贫工作“埋地雷、下绊子”。
上文提及的那位控诉村干部的村民赵某，声称“没要过低保、没拿过政府补贴、没享受精准扶贫”，实际上县政府早在多年以前就为赵某落实了听力二级残疾补助。而赵某2014年申请纳入贫困户时，三个子女均已成家，家庭收入远超国家贫困标准，在村中属于中等收入水平，自然不会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那赵某控诉的“依法享受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政策，验收人员却不予验收”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018年赵某被纳入市上第二批D级房屋新建名单。当时赵某家识别人口为5人（赵某夫妇、儿子、儿媳及孙子），按照政策标准25㎡/户，国家可为其提供125㎡建筑面积。
“这个政策村组干部已经多次召开村民大会介绍，也多次挨家入户宣传。但赵某得知自己被纳入名单后，立马改建房屋，在新建第一层后，不顾村组干部和村民的劝阻，执意修建第二层楼。导致验收时赵某房子面积达到260㎡，远超国家标准。他要求按照260㎡验收，且希望完成室内装修。”
“验收人员已对他户新建住房进行评估，主体完工安全达标，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因此最后决定，赵某不享受此项政策。”
镇政府工作人员答复得条理清晰、有礼有节。但对于赵某频繁上访或网络发声的行为，基层政府显然拿他没什么办法。幸运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信访改革”，让基层终于不再谈访色变。
2017年国家审计署经过严格调查审计，对假冒贫困户的无耻之徒重拳出击，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18万人，970人被问责，重新识别补录贫困人口9.51万人并每户挂牌公示、接受全民监督。
六耳猕猴不灭，则难取“真经”；“假贫困户”不除，则难脱“真贫”。在查证赵某房屋诉求的案例时，笔者偶然得知了同村赵氏兄弟的案例。
“我是M乡某组赵X，今年17岁。我爸爸2010年积劳成疾去世，母亲改嫁。我家就剩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和一个哥哥，我哥哥16年已在外地成家，我仅靠打工维持生活。我这种情况精准扶贫和低保都没得我的份，我今后怎么办？农村这些政策到底给了谁？”2017年初，赵某到市上申请纳入精准扶贫和低保户。
赵氏兄弟的诉求，立即在村里炸开了锅。政府广泛收集村民意见，经村两委、乡镇调查评定，几天内就将资料上报，驳回了赵氏兄弟的申请并将调查结果在网络和乡镇公示。
赵氏兄弟的爷爷奶奶早已由叔叔赡养，兄弟俩在沿海某地开办洗车场，早已致富。赵某父亲亡故后，给兄弟二人留下的房屋在扶贫公路拆迁范围内，精准扶贫期间，兄弟二人还可获得国家拆迁赔偿款42万元。早已大富大贵的赵氏兄弟，不仅没有为家乡脱贫做贡献、为邻里乡亲谋福利，反而利用其弟未成年人的身份，企图假冒贫困户、骗取国家福利，让人愤慨。
“懒汉躺赢”、“按闹分配”如若成风，势必会造成贫困地区价值倒错、遗患无穷。而对于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坚决依据相关法律制度等硬手段去约束与惩戒，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懒汉恶汉固然可恶，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我们不能因此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保障，不能一叶障目地以此攻击扶贫工作的公平性，更不能因此否定扶贫的伟大意义。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 “志智双扶”将不断增强贫困群众“造血”功能，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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