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普世价值”脱离历史，“民主”不应被赋予道德含义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我们中国一直对外承诺，我们不会要求其他国家变得像中国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您觉得我们讲述中国思想跟西方宣扬普世价值，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黄平：**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别人与我们一样：

第一，从文化与价值层面看，每一个文化和历史它都有它的独特性、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别的国家和自己一样是做不到的，哪怕有的国家总是要求如此，但根本做不到，属于痴心妄想，或者“理性的狂妄”，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民族，强加于它也是做不到的，除非用野蛮的方式把它灭了，而如果灭了人家，也就没有强加于它的问题了。

中国对外不强加、不推销、不输出，这从中国自身近代的历史（如果不是更早的历史的话）就可以看出来。1840年以后，我们受够了被强加的气，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任人宰割，虽然中国没有被完全殖民化，但至少原来一个古老文明的中国沦落为了半殖民地，原来如此自信的我们，不只是经济上成为了别人的半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也都觉得自己的东西越来越不行，外来的力量，西方的力量，不仅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也打掉了中国人的自信，很多“精英”精神上也跪在了西方面前。

1840年以后的惨痛经历，到1949年花了近一百年才基本解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价值，决定了我们绝不愿意再次被人强加，也绝不会反过来去强加于人。正因为我们受够了那100年的欺负，所以我们绝不去重复欺负人的做法，不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不会把自己绝不愿意被强加的东西拿去“施于人”。这是从文化和价值层面说的。

第二，从实际的利害关系层面看，“施于人”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从1949年以后实现了“站起来”，经过70多年的努力，包括40多年的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到了“富起来”，下一步还要“强起来”，这期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自身的事要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今天普遍被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再例如这次显得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还有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道德建设与文化自信，等等，所以，从中国实际的切身利益来说，也不仅不是要把我们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经验、认识和教训与别人分担、分享，也不断向别人借鉴、学习，这个意义上的更加开放，还有文化意义上的更加包容，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的。

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户外大屏幕播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图片来源：中新网

第三，从时代发展的层面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用枪炮为所谓自由贸易开道，欧洲人到了北美大量屠杀印第安人、大批贩卖黑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推行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这样一个以野蛮残酷的方式强加于人的时代过去了。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和解放，“冷战”以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是一个各国越来越拥有自主性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国家既有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有自己的正当诉求，在联合国里大国小国都有一票，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即使美国等想强加于人，也越来越强加不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有过“一超独霸”的昙花一现，但是它对于伊拉克后来叙利亚实施的各种强加，不但对被强加者是灾难，对施加者美国自身也是灾难。这种强加或者霸权，使得美国的国际声誉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本身，不仅由于经济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由于各个国家和人民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已不再是谁能把自己那套强加给别人的时代了。

基于这三个理由，中国不愿强加、不会强加、也不能强加别人什么东西，这是有充分的伦理依据、实际依据和时代依据的，不是我们在唱高调。

关于中国思想与“普世价先值”问题。我的理解，今天西方一些人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其实是非历史的，是抽出了历史语境之后简单地把自己的某些诉求摆在道德制高点上，单方面把它政治正确化，自己单向地制定的一套所谓标准，然后用它去剪裁别人评判别人。

如果回到历史的语境里，哪怕仅仅回到西方的近现代历史里，存在今天所谓的普世价值吗？例如，法国大革命高举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今天“博爱”已经不见了，“平等”也很少再提了，只剩下了自由和为了民主的民主，而民主什么时候成了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呢？二战结束之后很快世界或者欧洲进入了“冷战”，当时西方世界叫“自由世界”，东方世界才叫民主世界，例如当时的东德西德，西德叫自由德国，东德叫民主德国。民主被标榜成“普世价值”，是冷战结束以后才发生的事。

何况，在民主名义之下，有多种不同的体制和治理方式。民主本来是个中性词，无非是一种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应该赋予它那么多的道德含义。每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制度设计、治理方式都不一样。例如 “三权分立”，在西方国家也不是普遍实行的制度，至今很多欧洲国家还是君主-议会制，连英国也不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回到历史与现实的语境里，怎么可能随便抽象出几个词，然后就宣布它们才是“普世价值”，并要求所有国家都得照着做，不着照做就被污名为“威权国家”、“非自由国家”甚至“极权国家”、“流氓国家”，使这些本来在历史中形成也在历史中不断演变的东西，变成不只是政治标准甚至还是道德标准，这完全不是世界政治该有的样子，不仅失去了基本的历史感，也会失去社会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甚至还是对其他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不同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包括对西方国家自己走过道路的一种蔑视和侮辱，也是对自己近代以来、有些甚至延续至今的各种丑恶行径的一种掩饰，“自由，多少丑恶假汝之名”。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稍微熟悉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建国以前欧洲人就在北美大量屠杀印第安人、大批贩卖黑奴，一直到二战结束以后，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反共支持过多少军人政权、独裁政权、专制政权，策划和发动过多少军事政变和暗杀行动。这些行径恶名在外，身为政客要用那么几个抽象的词、宣布为所谓普世价值的词去掩饰、遮掩，或者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或者为了选票，那都很正常，但如果学者和思想者也予以简单认同，并且拿来作为普世的“标准”，那就太愚蠢或太幼稚了，因为这些说辞也不符合欧洲和美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

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

那么，我们讲中国思想，与这种“普世价值”有什么不同？中国文化总体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其中有些精神和思想可以与别的国家和社会分享。如果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一定包含着有意义的东西在里面，也一定具有能被共享的东西在里面。我甚至多次“妄言”：任何一种思想、一个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蕴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中国文化与思想究竟是个案、个别、特例，还是也应该有它本来有的影响力呢？过去老说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个拿来说思想与文化，也是适合的。

当然，思想也有交集，我们传统讲的仁、义、道、理，西方人讲的平等、公平、公正，显然并非没有交集，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互相冲突的。近代以来社会主义其实最重要的诉求就是追求社会的平等， 这个基本价值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其带来的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诉求，因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产生了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于是就有了对平等的诉求，就有了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背后追求的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政治平等。

中国人也一直讲平等，历史上有“不患寡患不均”，为新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也是追求社会内部工人农民妇女要解放、要平等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以，今天说中国思想与文化，不是要让它们也成为抽象的脱离历史语境的“普世价值”，而是在强调文化中国、思想中国，从而丰富自身、完善自身的同时，不断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共享，这与强加不强加、是不是所谓“普世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是大家面对共同挑战，找到更合理的共同应对。至少从追求来说，也有价值和道德，那就是共建共享，用老话说，是为了一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例如这次新冠病毒蔓延，本来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人类需要共同携手寻找对策，从国家与社会如何组织、社区与个人如何行动，到防疫抗疫里如何减少病毒传播、信息如何及时共享，等等，不分东西、不论中外，现实中各国家各地区不同治理模式之间各有长短，个别标榜或被标榜为灯塔的国家还如此表现。现在大流行还没有被止住，还需要各国各地区的人互相合作，而不是现在就自我吹嘘，尤其不能因为是否占领了“普世价值”高地就自我设定具有先天免疫力，或者因为自己抗疫不力，就无端甩锅给别人，乃至嫁祸给别人，这种情况反而显出“普世价值”的无力。

观察者网：新中国已经经历“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实践“强起来”，在国家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思想对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平：**我觉得，首先要先用思想武装我们自己，不要成为物质的巨人，精神的矮子。中华民族走到今天，磕磕碰碰几千年是不容易的，1840年以来这100多年不容易，70年、40年也不容易，近代以来弯路也走了不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千年延续至今，起起伏伏，坑坑洼洼，现在路越走越宽，而我们走的路不仅是独立解放的路、发展繁荣的路，也应该有一个思想上充实和精神上丰富的过程，不只是想着碗里有肉了、兜里有钱了，整个民族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也需更丰满、更完善、更充实，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更自主，也更自信。所以我觉得，“中国思想”首先是对我们自己有精神的意义，其次才是客观上会对外或对他人会产生什么影响。

1840年以后我们遭遇西方的挑战和入侵，那以后就有了“中外”这个对比，“中国如何面对外部世界”这个命题。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到今天40多年了，建国也70多年了，建党也100年了，比起晚清，比起刚建党、刚建国，甚至比起改革开放之初，这个中外对比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如何面对外部世界”这个命题也已经很大程度上不再适用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谈“世界”已经离不了中国，离开了中国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止是中国在价值链、信息链、产业链等方面与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发展道路上、社会治理上，甚至价值理念上，客观上中国已经深深嵌入到整个世界当中，或者中国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中国的世界已经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中国对于对于各种世界性议题、全球性挑战，例如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全球防疫，乃至于社会治理、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当然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份子，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尊老爱幼等方面活着的文化，本身就可以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与世界”这个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中国在世界中应该怎样扮演自己的角色，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怎样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而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问题。我们身在世界之中，而且越来越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她必然有自己的影响、担当、责任和贡献。

这样，今天已经不是讨论中国要不要有影响的问题，中国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每一个在外面打工的、经商的、旅游的、留学的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行动大使、文化大使，中国人在世界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是中国对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的影响本身已经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多到什么份上？可以简单统计一下每年外出旅游、留学、经商、打工的人数有多少，去了多少国家和地区，就知道了。

其实，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喊出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仅在亚洲地区，在世界也很有影响，至少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伟大文明在衰落以后能重获新生。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料图）

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的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个什么意义？法国大革命只有几个月，十月革命是几个星期的事，中国从1919年算起，整整经历了30年，所以当她独立和解放，几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影响，比我们当时由于被封锁被包围而知道的要大得多。当1954年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1955年去参加万隆会议时候，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万隆会议是第一次亚非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亚非国家在没有西方国家参与、主导下自己召开的会，当时很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还是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另眼看待的，认为我们是怪物，是“红色猛兽”，但是总理表示我们是来求同存异的，我们都是经历过反殖民主义而赢得了独立， 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了万隆会议宣言，这个影响有多大？直到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

所以，我认为，中国对外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但通过媒体、报纸、外交施加的影响力，还只是一部分，尽管这一块的工作现在还大有空间、大有余地。我们现在的对外传播还比较苍白、单薄，很多还是在就事论事，或被动解释，有的还没有都说到点子上，讲中国成就也没都讲到点子上，现在讲得最多的就是经济发展成就。如果仅仅这样讲经济层面的发展、增长，说服力是不够的，甚至越说别人越担心、担忧，产生“战略忧虑”，反而把我们看成“战略对手”。这是狭义的对外传播要处理好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外传播力确实还与我们的实际发展和影响力不匹配、不协调。

我们一直强调要先做好自己的事，这话没错。经济可持续发展，民生持续改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更加普惠与合理，这些内政问题我们当然都要做好，但作为世界中的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也包括在世界各地把咱们做的事做好，比如我们在非洲的项目，面对人家捏造说我们也是去殖民、制造了债务危机，搞什么“债务陷阱”，我们做得越好，这些谎言就越会不攻自破。不管是西方政客还是西方的媒体，造谣也好，捏造也好，背后是无知、傲慢与偏见，更有其利益的考量，但从长而论，倒也不必太在意这些东西，因为蒙得了一时而蒙不了一世，世界各国的人民都不是傻子。中国只要行得端走得正，不怕别人污蔑，也不愁没有影响。

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中国人首先要自己先认识到中国不仅是现代的中国，经济的中国，也是文化的中国、思想的中国，尽力充实和完善自己，自觉做有文化的中国人，有思想的中国人，有精神的中国人，这是民族复兴过程中特别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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