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蔚：中央治港心迹——“一国两制”，知易行难的伟大实践
【文/吴蔚】
一、兵锋止步深圳河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立即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而此时的华夏大地并未迎来最终的胜利。
10月2日，广东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协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及两广纵队向广州、揭阳两个方向发起猛攻。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率15万兵力扎紧的粤北防线仅坚持了13天。10月14日，四野第15兵团取道增城解放广州，两广纵队兵出惠阳拦腰截断九广铁路，国民党败军仓皇登船从伶仃洋一路南逃。解放军前锋部队一度打到深圳河边，前指命令传来，大军止步，挥师西进。
解放战争广东战役解放军进攻态势图
时至今日许多人会问：当年为何不顺势渡河收复香港，是怕打不过英国人吗？
陈毅任上海市长时有一次作报告，下面递上来一个条子，问：怎样收回香港？陈毅答：“解决香港问题如果要动武的话，我们正规军都不用出动，光是广东省的公安和警察部队就够了。”
开国元帅绝非虚言，发起渡江战役时，“胆敢”向擅自闯入长江的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开炮的人民解放军最不怕帝国主义牛鬼蛇神。没有顺势武力收复香港，只因当时的党中央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二、“一国两制”显初心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同样遵循这个思路。它的初衷源自毛泽东“以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的民族大义。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公开信《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将叶剑英的谈话精神进一步细化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就此形成，它的初心便是“和平统一”，希望率先解决的是台湾问题。
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温暖话语传遍海峡两岸。
就在这一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蔡英文当局借机撺掇“港台连线”，以“今日之香港，明日之台湾”将“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污名化。以香港乱局的血泪换来民进党竞选连任的胜局。
操弄“香港议题”赢得连任选举的台湾民进党当局
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在政论节目上诘问台湾选民：极富诚意的“一国两制”你不要，难道要“一国一制”吗？ 唐湘龙言犹未尽的话笔者打算说开说透：“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政治前提，“一国一制”则是兵临城下秋风扫落叶前的“最后通牒”。毕竟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能在谈判桌上得到。
无奈，在台湾岛内多年“反共宣传”与“仇中洗脑”轰炸下，一些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至亲至诚的呼吁会被选择性无视、阴谋式扭曲，这是台湾人民的悲哀。
台湾的故事在此按下不表，因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在历史的蜿蜒曲折下率先用在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
三、爱国者标准
香港问题，最先坐不住的其实是英国人。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带着伦敦的“旨意”来北京“投石问路”。麦理浩试图以“新界租约续期”问题为幌子，只字不提不平等条约之事。邓小平一眼识破，亮明立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悻悻而归的麦理浩并非没有收获，“一国两制”构想随他传到了伦敦。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携马岛战争胜利余威的“铁娘子”一脚踢到了邓小平这块“钢板”。若有所思的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踩空摔倒，骄傲的大英帝国意识到：香港的问题要么以和平的方式谈判解决，要么以“最坏的打算来处理”，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两手准备。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英国人决定：还是谈吧。以这场会谈为开端至1984年12月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谈判整整谈了两年22轮。
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与邓颖超一同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时，提出了一个后世广为引用的原则：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
1984年6月23日，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邓莲如、利国伟等人在英国人的唆使下以“为香港民众请命”的姿态来北京访问。言语间谈及：香港人对中央的“一国两制”政策缺乏信心。企图说服中央不要急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邓小平在会见时作出严厉批评，一席话在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小平同志讲：**“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个人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你们对中国政府所指定的政策不信任。”**邓小平话锋一转：“**你们要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解中华民族。**过渡时期还有13年的稳定问题，我们的担心不比你们小。我毫不怀疑会有波动，只是波动大小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英联合小组，就是为了随时解决问题，创造好的条件，等到1997年能够顺利接管政权。”
在这一次谈话中，同样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还有小平同志诠释的“爱国者标准”。他说：“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港媒当时报道：邓莲如、钟士元、利国伟等人的“进京请命”以不欢而散告终
“进京请命”港人小组见邓公不为所动，打道回府。英国人却始终不甘心，随后打出“经济牌”被北京的不动如山击碎，又甩出了“民意牌”。1992年，英国梅杰首相派出好友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敏锐地感觉到：来者不善。
赴任前，彭定康在伦敦秘密会见了李柱铭，在记者会上，“末代总督”施施然地宣布：要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而战。**高压统治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者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民主的布道者。**撒切尔夫人当年甚至设想：应该让香港人举行公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
大英帝国得不到的，谁也休想得到。
但中国人，不信邪。
四、不谈“一国”，只要“两制”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7月5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决定委托在香港地区的25位委员共同发起筹组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由在香港的5位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召集人，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予以协助。
他们被赋予三项任务：1.广泛征集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向起草委员会反映；2.接受起草委员会的咨询；3.将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供起草委员会参考。
**什么叫“有广泛代表性”？**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来自香港工商、金融、地产、法律、专业人士、传播媒介、劳工及基层团体、宗教、外籍人士、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其他等十大类别的代表人物，包括工业、商业、旅游、海运、陆运、航空、银行、证券、地产、建造、保险、律师、大律师、司法、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都市规划师、会计师、工商管理、医务人员、学者、科技、文艺、教育、体育、城市管理、电视、电台、新闻、杂志、出版、劳工、公务员、政见、学生、社区、社会服务、渔农、小贩等各行各业的人士。
这种“广泛代表性”不仅贯穿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始终，更体现在基本法起草之时。
1988年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的梁振英（左二）会见学界代表
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180人中，**有一位测量师名叫梁振英，这一年他31岁；有一位学生代表名叫戴耀廷，这一年他21岁。**历史总是充满巧合，两位青年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相聚交汇，却又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分道扬镳。
1989年2月，戴耀廷撰写了一篇名为《论一国两制下的分权关系》的论文。已是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法律系副讲师的他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模式为切入点，横向对比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不同特点，得出的结论是：香港基本法草案对“高度自治”的体现严重不足。
自此文始，戴耀廷流露出了对“高度自治”的偏颇理解与片面追求，而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与狭隘成了许多香港年轻人的一个通病：他们避而不谈“一国”，却热衷于讨论“两制”；选择性无视爱国者标准，只论“港人治港”。
2013年1月16日，戴耀廷在《信报》专栏抛出论调：“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非法“占中”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而对香港政治环境更具破坏力的，是他所宣扬的“公民抗命”主张，一种将民主“武器化”的政治操弄，将矛头直指北京。
境外势力如获至宝。
黄之锋、戴耀廷、李柱铭三人2015年9月赴美宣扬非法“占中”的所谓“雨伞运动”
2018年3月24日，“台独”组织“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北举办“独派”论坛。会场可谓是“台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五独俱全。戴耀廷前排就坐，发言将香港问题“全球化”，鼓吹建立全球反对势力大联盟。
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公民抗命”野蛮生长成“违法达义”，暴力示威者与激进反对派以粤语“揽炒”自成一派，要与香港“抱在一起死”，这场乱港暴动令香港法治受到严重冲击。戴耀廷趁势翻出“风云计划”，反对派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中击败建制派。
“35+计划”是戴耀廷等人野心膨胀至巅峰的写照
2020年，野心膨胀至极的戴耀廷发起“35+计划”，旨在夺取立法会过半议席。同年4月28日，他在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发表《真揽炒十步，这是香港宿命》，为反对派拿下“35+”后的政治颠覆行动出谋划策。
从昔日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一同跑社区的同僚，到如今政见针锋相对的陌路人，梁振英对戴耀廷的企图心洞若观火。他发声警告：戴耀廷的“35+计划”瞄准了香港的“太阳穴”。
五、“决定+立法”的逻辑
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的血腥暴动引起国内舆情愤怒。黑衣暴徒“私了”殴打无辜市民、“装修”打砸爱国商家店铺的视频在内地互联网上流传。在香港止暴制乱、拨乱反正已成举国共识。
2019“修例风波”香港警方止暴制乱的转折点战役：香港理工大学包围战
同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2020年1月，十九届中央委员骆惠宁从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内调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同年2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尚不确切知晓中央用意的香港媒体嗅到了风向转变，以“夏骆新局”预测北京将有更大的动作。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出台5·28重大涉港决定
2020年5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有关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5·28决定）。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当天晚上，香港国安法在香港刊宪正式落地实施。
2020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基本法第23条立法延宕多年未果造成的国家安全漏洞，被中央以“决定+立法”的方式堵上。
**何谓“决定+立法”？**即“全国人大通过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这在新中国立法史上尚无先例。中央立法方式一般是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法律，或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方式。
香港国安法的订立方式既不同于全国人大单独的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单独立法行为，而是采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决定权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相结合的方式。
决定：宣示立场、确立原则、决定事项、明确授权。立法：构建制度、设定权力、明确义务、订立罚则。
下决心解决香港国安立法问题势必遭遇香港反对派的激烈反对和国外境外反中势力的强力干预，故必须以彰显主权意志和国家立场的方式坚决回击。
何谓“主权意志与国家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五十七条至第七十八条）写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主权权力。
一言以蔽之，“决定+立法”的逻辑便是国家作为主权者与立法者的最高意志体现。
2020年7月31日驻港国安公署与香港特区国安委举行协调会议
2020年6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召开听取涉港国安立法意见座谈会，21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骆惠宁在会上指出：这次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遵循的原则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骆惠宁说：决定了的事情，就会坚决地做。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决定》全文1400多字，分为九个要点。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被写在显要位置。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选举委员会的重构与赋权重点体现在：**1.职能：**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2.构成：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
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组成（图源：香港01）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立法会选举制度也获得了新的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
与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直接相关的部门浮出水面：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该委员会依法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的规定。
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依然是主权者与立法者“决定+立法（修法）”的路径，香港特区将依照《决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修法，在香港进行法律的本地适应化，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组织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香港政治，迎来了拨乱反正、拨云见日的宪制时刻。
六、香港再出发
“一国两制”，知易行难。容易的是，伟大构想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困难的是，河的那边有人不要“一国”，海的那头有人不要“统一”。里外都是中国人，若能汇聚在“一国”前提下，便是“一家人，万事好商量”。
这场伟大的制度实践放眼四海而独有，美英政客常言：不看好中国推行“一国两制”。岂止不看好中国，他们简直无法容忍“一国两制”的中国实践走向成功。否则他们对内用以统治、对外用以征服的意识形态敌对逻辑将成为无根之木，他们的制度优越感将沦为海市蜃楼。小平同志早有预言：将来会有人妄图将“一国两制”歪曲为“两国两制”，这股力量可能来自于香港本土，也有可能来自国际方向。
2014年6月，国新办印发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
香港基本法第五条明确写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在香港的伟大实践已至五十年半程，“五十年不变”的变与不变却一直是舆论热议的焦点。
变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余，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变的是国际环境风云突变，百年变局突如其来，伟大民族复兴正临圆梦前夜。
不变的是，中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决心和信心始终坚定不移，国家维系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始终坚定不移。
“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五十年不管”。无论是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还是选举制度修改完善，中央始终秉持的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维护国家安全囿于国家总体安全观之下，“爱国者治港”原则符合普世政治伦理。
说来说去，就是“政治”二字：中央不忌敏感，不避祸福。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出任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政事繁忙，远离故乡和家人。1780年，亚当斯太太致信多有抱怨之词。亚当斯复信宽慰：“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笔者以为，中央此次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初衷是涤荡香港政坛乱象，还香港政治生态以风清气正。是对爱国初心的皈依，是对“一国两制”的坚守。“爱国者治港”并不意味着让香港所有的反对派离开政治舞台。相反，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恰恰有助于让那些真心爱国、心系香港的“忠诚反对派”免于被激进势力绑架，让他们敢于发声献策，不必担心被扣上“港独”分子的帽子。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需要一批知心交心的诤友。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反对派们实在是不及格。当国家在过去数年对香港陆续释放诸如“自由行”、“一带一路”规划、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祖国红利”时，是谁将大陆同胞的南下热情比作是“蝗虫大军”，又是谁冲锋在前阻挠香港同胞“北望神州”？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赴港视察，正值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一句“苏州过后无艇搭”言犹在耳，香港的出路究竟在哪，答案不言自明。还是那次访港，会见香港特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时，主席又赠三言：“一寸丹心为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胜”，**衮衮诸公可曾牢记？当香港深层次矛盾陆续暴露，民生多艰嗷嗷待哺，如何下大力气着手解决？须知“爱国者治港”仅是最低要求，国家呼唤的是贤能良才，拥抱的是良政善治。
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坚决地做，中华儿女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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