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梁：拜登授意成立的“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会研究点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成梁】

“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估计有些朋友还没听说过这个组织，但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报道，3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向这个由美国总统拜登授意成立的“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下达行动命令，要求这一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并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得出一份完整的、详细的战略报告。

按照美国国防部相关新闻发言人的说法，预计这份报告的内容将包括一整套对华战略态势分析、现有战略审查与后续战略动作的建议等，报告重点估计将突出切合实际、可操作性等要素。此外，出于“保密因素”，应当于今年七月份得出的这份报告将不予公布，直接送交拜登总统案头。

那么，对于这一由拜登总统授意成立、奥斯汀防长直接过问、研究内容与研究成果还都属于“高度机密”的“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咱们应当如何认知？这一工作小组的主要研究内容可能是什么？估计将研究出些什么“重要成果”？美国下一步对华战略方向大体上又将走向何方呢？

咱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尽管这段时间，笔者在诸多媒体上看到了不少重视、“高看”这一战略研究小组的分析文章，有些评论文章甚至还指出，这一战略小组的规格“前所未有”、“高于美苏争霸时期”。话里话外彰显着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乃至提升到“全方位总体性对抗”的意味。但笔者并不认同这两个观点：很简单，在笔者看来，拜登总统授意下成立的“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在美国对华政治史上并不算“前所未有”，其规格也并未达到准备“全面对抗”的水平。

毕竟，就在去年5月7日，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为首，才刚刚成立过一个“中国特别工作小组”，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直接采用了《GOP to Launch ‘China Task Force’…》。其中的“‘China Task Force”与此次由拜登总统授意成立的“Task Force”并没有本质区别。单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的“‘对华战略小组’这一建制在美国政治史、对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片面和健忘的说法。

同时，从拜登总统授意成立的这个”的规格上来看，笔者认为它也并未超过去年5月7日、由共和党成立的对华特别工作组。

该工作组的发起人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要政治盟友凯文·麦卡锡，小组领导人则是得州共和党众议员米切尔·麦克考尔（Michael McCaul）。小组的15名成员均为共和党众议员。这一小组除得到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鼎力支持，还备受米奇·麦克康奈尔这样的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关注。且由于这15名成员来自于多个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其研究议题也涵盖了所谓的来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疫情等多方“威胁”，在研究议题上具备相当强的全局性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用于考量“大国竞争”的小组。

而从拜登总统授意成立的“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规格与建制情况看，该小组虽由美国总统直接授意，但其“牵头单位”却放在美国国防部，真正的牵头人由作为美军军政首长的国防部长负责。从小组成员来看，其组长为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的中国问题特别助理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此人政治履历的最高层次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期间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算是拜登政府中的“中国通”。而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小组的另外19名组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美军各军兵种，二是参联会与地区司令部，三是美军与美国政府的情报系统（如国防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等），四是美国民间智库的高级研究员，美军、情报系统中的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因此，相比由众议院共和党大佬们成立的“China Task Force”，这支充斥着美军现役军人、情报特工、加上少量民间智库人员作为点缀、组长只是一位中层官员的“Biden Task Force”，在规格与建制上其实是有相当多不足的。

当然了，“牵头单位”的牌子不够硬（毕竟一个是国防部一个是众议院）、组长的级别也有点儿低，对于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而言并不是问题。对于咱们来说，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小组可能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主要牵涉到何种内容、可能得出的研究结论又是什么。

实际上，尽管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研究可能是“跨党派”、“跨领域”的，乃至成为美国政府未来四到八年时间内对华整体战略布局与战略框架的起点，但笔者的看法是：相比去年五月份由众议院共和党团所成立的“China Task Force”，这支“战略工作小组”的研究暂时不会牵涉到众多领域、乃至搞出许多“跨界”动作来，其主要的对华战略研究方向将专精于美国国防部的“本职工作”上。

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正如咱们前文提到的，从美国国防部主责成立的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人员组成来看（以一位国防部文职官员作为组长，以来自美军军令机构、情报机构的官员作为主力），目前仅有的、能够确定的来自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有两人，一人叫梅拉尼·哈特（Melanie Hart），系民主党背景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级研究员；另一人叫伊丽莎白·罗森博格（Elizabeth Rosenberg），有财政部高级顾问背景，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一名高级研究员。

左起：梅拉尼·哈特、伊利·拉特纳、伊丽莎白·罗森博格（图源：参考消息）

这两个智库中，只有美国进步中心的日常研究领域较为侧重于“软实力”博弈，而新美国安全中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包含军事战略）的核心民间智库之一。这无疑意味着，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实际上充斥着一群“希拉维克”或者有“希拉维克”背景的民间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人以更宏观的视角、更高的角度从总体战层面上审视由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共同塑造、形成的中美大国竞争关系，笔者认为已经超出了这些人的研究能力。即使勉力为之，这样一群人在四个月中也研究不出什么来。

第二，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的报道，我们也能从侧面了解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到底要“干点啥”。在美国国防部网站的相关网页上，对于这支小组的主要职能进行了如下表述：“Countering Chinese efforts is the focus of the task force”，也就是“反对中国的‘努力’将成为小组工作的重点”，这当然是不用强调的老生常谈了。为此“Defense officials called the task force a ‘sprint effort’ that will examine high-priority topics including strategy, operational concepts, technology and force structure, force posture and force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ce. The task force will also examine U.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their impact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DOD relations with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这一小组的优先研究课题包括战略与作战概念（可能偏重于战略层面）、战术与部队兵力建设（偏重于战术层面）、美军部队当前的战略态势、部队行政管理与情报信息收集（偏重于态势研判）等方面，重点研究这些内容是否符合“反对中国努力”的需要；次之的研究内容才包括了“美国与联盟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两国国防部之间的联系”等。这些研究内容、尤其是优先研究内容，无论如何都应当被纳入军事战略研究范畴。

同时，考虑到拜登总统正在推进另外一项对美军在全球的存在、战略重点进行“重组”的总体性战略评估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战略态势评估，笔者认为，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核心任务是对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美军对华的战争计划与战略态势、可能存在的战役布势、美军新兵器与新装备研发与装备情况进行评估，从军事层面上，或者说美国国家安全的层面上，评估与中国“打交道”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遏制目前正在西太平洋海区逐步占据战略主动地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部队，而并非延伸到全局性的“对华战略”、“大国竞争”的层次上。

当然，军事战略作为美国对华战略、大国竞争的一个主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塑造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外观，中美军力与军队战略态势对比，尤其是“美国认识下的中美军事力量对比”，也必将对下一阶段中美之间的总体战略态势产生影响。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

在明确了这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的规格与任务后，这二十来个人能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研究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相信就是众人最为关心的话题了。当然，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对人家还没有研究出来的内容进行准确预言，但笔者认为，我们大概可以通过这一届美国政府对华的基本态度、这支工作小组重要组成人员以往对华的基本态度、中美两军目前的力量对比，大致预判一下“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在经过四个月的工作后，出具报告的模样。

首先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对华的基本态度。笔者认为，咱们主要看两个人，一是现任美国总统、也是发起这一战略小组的“授意人”拜登，二则是现任美国国防部长、也算是给这一小组“举旗定向”的奥斯汀。从宣誓就任以来，拜登总统仅有的几次对华战略表态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论调，即认为中国在战略上与美国构成“竞争关系”，但并非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美国应当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对中国实施遏制的同时，“有选择性”地在一些次要的、分歧较少的议题上展现出对华合作的态度。

简单而言，拜登总统的对华战略思路基本上是美国这么多年来对华“接触与遏制”战略的简单重复，只不过为了确保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遏制”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华关系将比前一任特朗普总统更加糟糕，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平稳、部分领域发生对抗将是主流。

而劳埃德·奥斯汀防长的情况是，此人担任高级指挥官的经历，主要是在2010年9月接替奥迪诺将军担任美军驻伊拉克部队总司令，在2012年1月就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2013年3月就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成为美军在中东地区、中亚地区最高军令首长。在2016年以四星上将的军职退出美军现役。纵观他的服役经历，其人长期深耕于美军中央司令部战斗序列，主要的作战对手与假想敌包括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伊拉克政府军、叙利亚阿拉伯军队、伊朗军队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俄罗斯空天军驻叙利亚特遣航空旅等。他对于东亚与印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可能并不了解，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也不了解。

劳埃德·奥斯汀（图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人的基本态度将对奥斯汀防长的对华认知产生极为关键的影响：一是作为奥斯汀防长“老板”、得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拜登总统，二是作为奥斯汀防长中国事务助理、也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组长的拉特纳。

其次是“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组长拉特纳和相关组员的对华态度。笔者认为，伊利·拉特纳的对华战略态度上比较倾向于一个弱化版的特朗普，一个强化版的拜登：一方面，拉特纳能够比较明确地认知中国在东亚地区对于美国远东地缘政治形势的破坏，且能够在印太战略的高度上要求采用综合性的手段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重塑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拉特纳又不同意与中国完全“脱钩”，认为与中国的强行脱钩事实上是在损害美国自己的影响力，且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故而正确的对华战略应当基于所谓的“调整与重塑”的原则进行。

如果这一原则与认知能够贯穿于这一战略研究小组工作的始终，且不受到美军体系、美国情报系统内极端反华派别的影响，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出自拉特纳手中的这份报告，将极有可能是他原先观点的重复与强化，也即是在对华的军事战略上重新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亚太再平衡”这一战略方案的基本战略布势里去。

而被拉特纳观点所影响的奥斯汀防长、与奥斯汀防长保持一致的拜登总统，将可能会重新依据“亚太再平衡”的套路展开美军在东亚的战略布势。这意味着美军在未来三、四年的对华军事战略与行动模式可能会与2013年到2016年的美军比较相似。但在部分行动上，诸如陆基、海基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研发、新型驱逐舰项目的开发、对中国周边部分国家的战略联动上，将会比前几年更具紧迫性与压迫性。而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周边部分国家的行动也将更激进，更难以预测，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最后，笔者认为，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咱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对当下的美国政府“实施塑造”，尤其是在目前的拜登总统对外策略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特朗普吃下去的红利不想吐出来，特朗普放弃的利益也想收回来”的既想好又想巧的谜之思路的情况下，我军完全可以通过适当地展现出自己的战略行动能力、自己对于第一岛链乃至第二岛链内目标的强大压制能力，对当前的美国保持足够的战略压力。

这样以来，中国既能够促使这么一个“中国战略工作小组”认清当前真实的中美力量对比、避免在基本的态势评估上发生误判，又能够促使拜登政府早日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任何一个看起来“有点儿面”的目标当作大肥羊薅，促使中美关系早日转向于我有利的方面。总之，中美关系作为长期的、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大国关系，值得我们长期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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