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散逸：两会提议不要只盯着个税起征点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散逸】

今年又有代表在两会提出涉税提议，毫不意外的又是提高个税起征点。

其实我国的税制很不完善，相关立法欠缺很多，也有很多漏洞与缺点，个税起征点可能是其中最不重要的问题之一吧。

个税本身在税收当中比重就很低，缴纳个税的人数占人口比例很低，只不过这些高收入白领掌握了话语权，所以让人产生了个税起征点很重要的错觉。

人们如此津津乐道于起征点，甚至压倒了原本的术语——免征额，笔者在这里权且遵从日常说法。

从税收收入来看，2021年1月27日财政部发布了我国2020年全年的财政收支运行数据， 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352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13872亿元，个税占税收比例为7.57%。

由于没有公布个税的各税目明细收入，还无法精确计算“起征点”的具体影响，但是涉及起征点的综合所得只占个人所得税9个税目中的四个，可能涉及的金额都不到全部税收收入的5%。

从纳税人数上来说，这里涉及中国税务部门最神秘的数据——个税纳税人数。

目前比较近的个税纳税人数信息有两个，一个是2015年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提到：“现在交个税的人很少，只有2800万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不到2%。”

另一个是2018年8月31日程丽华副部长说“仅以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5000元，即每年1.8万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修法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是42462万人，也就是说，那次修法使个税纳税人从18683万人减少为6369万人，减少12314万人。

起征点仅仅提高了每年1.8万元，个税纳税人数就只剩三分之一。但是新增的专项扣除如果父母过六十，一娃上学，有房贷这种最普通的工薪族每年就可以增加专项扣除4.8万元。所以在专项扣除下，个税工资薪金所得还有多少纳税人呢？就算再仅仅减少三分之二，那么可能只有2123万人的工资薪金需要缴纳个税，占全国14亿人口的1.5%。

此外目前的个税负担真的重到必须改革嘛？如果一个中年人父母过六十，一娃上学，有房贷，那么其年薪十万都还是不纳税的。即使年薪15万这种北上广深平均工资一倍，全国人均收入4.5倍的收入，在6万免征额、4.8万专项扣除后全年缴纳个税仅1680元。

真正税负重的是少数高收入白领，但是这种高收入人群也是税收进行二次分配的主要对象，个税超额累计税率的设计就是为了向他们多收税。

所以个税起征点仅仅涉及不到5%的税收收入和大约1.5%的人口比例，却占据了税收在公共传播中绝大多数的声音，只能说明是缴纳个税的人声音大而不是个税需要改革最为迫切。

那么为什么个税这种占税收收入少，纳税人口比例低，大多数纳税人税负并不重的税种，却会在社会上形成话题呢？

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大量拿着死工资老老实实纳税的人看到周围好多套房子收租的拆迁户们，每月百万流水的小商人们，每年几十万费用报销的经理们，从买车到吃饭全部走公账一月几千工资的老板们，这些人都比自己富有却都不纳税。不患寡而患不均，当这些寒窗苦读十余载后又996的打工人，看到自己的辛苦钱要纳税而大量食利阶级却不纳税时，自然会有怨气的。

个人觉得，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提出治理意见，可能才是两会上更重要的议题。

美国早年也和咱们一样税收管理薄弱，个税都是工资税，中产阶级必须诚实纳税但真正的有钱人反而不纳税。甚至连爱因斯坦都吐槽过：“世界上最让我难以理解的就是个人所得税，撒谎的人不用缴纳而诚实的人被课以重税。”但是美国通过金融信息监控和税务局举证责任倒置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严密体系，使其得以将个人所得税作为第一大税种来支撑财政运行。

全面金融信息监控就是对所有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信息与其对税务局申报的信息进行比对，如有不符，税务局就可以对该信息进行调查甚至可以直接根据金融信息核定追征纳税人税款。

这也是国外并不使用发票的原因，有全部的现金流信息根本不需要发票作为报销凭证，自己打印一个收款单（invoice）入账就行了。

同时由于现金使用率低及有相关监管限制，个人支出也必须在收入和贷款合计的范围内，否则同样会被信息监控发现。这也就是《绝命毒师》里的老白放一车库现金不敢使用，非要开一个可以收取小额现金的洗车房才能洗白资金的法律背景。

目前全球推行的CRS就是这种全面金融信息监控的全球版，其对存款、股票账户、分红型保险、信托、个人投资等各个方面的金融信息都要求金融机构收集，然后向该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进行数据交互，已达到在全球对金融账户设施监控的目的。

然而我国税法对税务机关获取金融信息是这样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也就是对企业要县区局局长批准，对个人要市局局长批准且必须有相应违法案件的情况下才能调取金融信息，从根子上断绝了税务局从银行获取批量金融信息与申报进行比对的可能性。

例如，如果没有人举报或者已经明确涉及逃税，税务局根本没有权限去查询他人的个人银行账户，这样即使有人通过阴阳合同或者无票交易获得了成麻袋的现金又存入银行进行各种消费，税务局也无法获悉。

税务局可以根据金融信息监控获得的纳税人收入信息来认定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税收核定或欠税认定通知依法送达给纳税人后，原则上即被推定为正确，形成表面证据。这被称为税务局的“公定力”。

如果纳税人对其应纳税额的核定或认定不服而提起诉讼，根据谁起诉谁举证的原则，一般由纳税人承担证明责任。这种做法有些类似我国在刑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使用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税务民事诉讼中，基于“公定力说”推定欠税通知正确，由纳税人承担推翻正确性推定的证明责任，取代税务机关对欠税通知的正确性举证，能够有效遏制纳税人滥诉，避免税务机关花费大量行政资源从事举证活动引发的低效率等负面效应。

很明显，税务案件的课税事实证据资料大多由纳税人管理，纳税人与证据的距离更近。这种结合证据距离和征纳双方的举证能力强弱分配证明责任的做法，有利于贯彻平等原则，提高举证的实效。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家税局(IRS)把FBI搞不定的美国杀人无数的黑帮传奇人物，号称芝加哥之王的阿尔·卡彭送进监狱的原因。因为其财产明显超过收入且无法举证财产已纳税，所以因逃税罪被起诉，最终因隐瞒个人收入罪被判11年监禁，罚款5万美元。

阿尔·卡彭，图片来源：wiki

而我国目前的税收法规，还是要求税务局就纳税人的收入举证具体从哪个环节逃税才能追征税款。这也导致了目前我国税务机关对个人无法通过豪宅、豪车、大额个人账户转移等个人财产信息去反推纳税人是否如实纳税，只能被动等待纳税人申报。

这也是中美税法在公平效率上巨大差异的体现，美国的税法在实体法上以超额累计的所得税为主要税收收入追求公平；但是在程序法上的价值取向更侧重效率原则。我国税法在实体法上以统一税率的流转税为主要收入来源更重视税收效率；但是程序法上重视税收公平，对个人账户信息查询设立过高的法律门槛，将举证责任赋予离证据更远的税务机关。

当然，以美国为例只是用来说明中国在税务举证责任方面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并非认为美国的税收体系尽善尽美。现在美国的富人们还是有各种各样办法避税，这也说明了税收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真正要重视的是如何填补漏洞，补齐税务短板，而不是所谓的“起征点”。

总之，两会代表关心税收，提出涉税议题为民请命是好事，但是希望多做更深入的研究，找到问题的本质去加以解决，不要仅仅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热点上。

参考书目：《美国税务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评析》 敖玉芳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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