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西方大放水时代，两会如何为中国经济定调？

今天的议题，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我心目中，2021年将是既有传承，也有转折意味的一年。我们要启程去什么地方，先看清楚出发点和原点很关键的。

2021年的原点是什么？我们还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一开始认为，这次疫情是短期的冲击，但现在看来或许是长期的，我们的很多业态，很多经营行为，我们的政策取向，甚至是我们对于国内外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在疫情之中发生显著的变化。作为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疫情能够让我想到的关键词，就是供给和需求，就是政府和市场。

大的危机，往往带来经济理念上的变化，比如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或者是日本的泡沫破灭，以及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疫情对我们短期、中期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我们的政策有什么启迪？我想还是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关键词出发来阐述。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政府采取了很多有趣的改革。这中间有一项叫做供给侧改革，近两年我们又提出了需求侧管理，或者是需求侧改革。我们现在是怎样看待供给、需求的？过去很多时候大家认为，供给在短期内是不发生变化的，一旦经济出现下行，或者遇到了外部冲击，首先要做的就是刺激需求，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宽松政策。

比如说70年代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大家都开始搞信用货币，搞了几十年，现在发现什么问题？西方国家利率已经降到零了，这时候如果它们再遇到冲击，再遇到其他逆周期的东西，它们该怎么办？这是很深刻的话题。

当然他们也有一套新的道理，降到零之后，还能进一步投放货币，还可以搞QE等等这些东西。但客观来讲，当利率降到零，再进一步QE的时候，我们会显著地看到，整个资产价格涨势和实际经济增速是不一致的。而资产价格和其它商品价格产生不一致的时候，社会的贫富分化，就会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所谓反全球化的重要基础，是国际上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基础。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盛宴里，中国保持了相当的定力，供给侧改革就是这种定力的体现。在遇到外部冲击之后，中国在经济理念上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一方面需求和逆周期调整是重要的，同时我们感觉到，供给力量是强大的。当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需求侧要发力，但这个力量是不是足够大？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依靠供给的力量？供给创造需求，需求侧的力量再加上供给侧，才能够应对更强的外部冲击，使得中国这艘大船，在大海上可以更加平稳运行。这是过去中国积累的经验，也是将来为“十四五”保驾护航的关键一点。

第二点，我想谈谈市场与政府。这一点我不想局限于国内来谈，而是要放眼国际。最近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在国际形势上，习主席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很多外部冲击，贸易摩擦也好，疫情也好，大家似乎感受到外循环存在着不确定性，还是应该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让我们很多市场参与者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其实过去三到五年，外循环比我们预期的要通畅得多。大家可能不相信，前期贸易摩擦加了那么多的关税，怎么还会畅通呢？但如果看数据，不管是贸易摩擦期间，还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例，在过去三到五年是持续上升的。

很多人会问，在贸易摩擦期间，为什么中国出口的产品那么有韧性？全球疫情停摆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出口占世界的份额还是持续惊人地扩大？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国与国之间很多政府行政性的行为，包括关税行为，是不是能够真正抵挡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从最近三五年的数据里，我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

政府之间建立行政性壁垒的行为，或许不能真正阻挡微观主体的规模行为。我们的很多产品，在量与价两方面仍然有很大优势。有很多微观主体，可以通过比如中转出口的方式，使得资金、货物到达真正需要它的消费者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有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们担心海外不管是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上的压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只要我们坚守市场化的力量，中国经济的韧性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思考维度。改革开放几十年，在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我们很重要的着眼点，我们感受到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活力。但是这次疫情中间，我们似乎更加感受到，政府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大规模的疫情管控中间，中国积极有为的政府行为，使得我们能够在这里非常自如地谈论问题。

未来的几年中，如何更好地衡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摆在每一个经济研究者面前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多领域确实证明，政府是有效的，包括疫情的防控。但是也有很多领域，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政府何种程度的介入才是真正的恰如其分。

比如说科技领域，我们相信很多重大的科技攻关当中，政府介入是很关键的，但是市场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科技创新其实风险非常巨大。创新是有成本的，创新的成本就是失败。什么样的创新体制才是最好的？政府和市场怎么有效结合？比如我们的融资方式，是以政府、银行为主，还是以资本市场融资为主，才能在成本和收益间、在投资者和全社会之间取得平衡？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对新兴产业的投资，没有获得很好回报的例子。发改委每年公布的产能过剩行业中，也不乏一些新兴产业，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新规划。

另外，今天的中国经济和过去30年相比，已经不再是轻装上阵了。比如我们前期产生了很多碳排放量，吃了很多人口红利，现在都要逐步缩减。从财政货币政策的角度而言，我们的债务杠杆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位置。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如何腾笼换鸟，重新激发活力，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创新再出发，另外一方面，也要解决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为“十四五”打开广阔天地。

这些遗留问题，从财政金融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债务问题，杠杆问题。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的永煤事件，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一旦处理不得当，后果非常严重。你要发展经济，当然可以融资，可以借钱，但是债务这么高，怎么借？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创新性的思考。

在存量债务上，当前的重点是怎么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借新债还旧债造成的压力。现在，我们每一块钱的融资里面，有50%甚至更高是为了借新还旧，这一块钱的投资效率，对整个经济的激发带动作用，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政府介入，或者是市场化改革，来化解这些存量债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刚兑，这是不可规避的。过去几年，国企打破刚兑的案例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更重要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特别是城投平台这块，还没有一个打破刚兑的例子，这是始终悬在投资者头上的一把剑。

我们也不是说这种政府负债一定是负面的。客观来讲，疫情期间我们的快递行业发挥了巨大作用，手机一点就可以让快递员把我们需要的商品从全国各地运过来，这要归功于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从上海到北京，和从华盛顿到纽约相比，我们中国的运输成本显然更低。这种效率高和成本低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物流，以及电子互联网方面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为了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付出了地方融资平台高杠杆的成本。

沿着这个思路，如果说我们的公共设施或者基础设施本身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那么它的成本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分担？我想，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十四五期间能够更加轻装上阵的。

最后，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的诗和远方，也要再谈一下眼前的苟且。从全球范围而言，今年大家应该都能够看到疫情的退潮，那么各国的政策也会逐步回归常态。在这个回归常态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是要把握好回归速度跟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跟中低收入人群、中小微企业救助之间的平衡。从总量上，很多宽松政策可能是要逐步退出的，但是对于很多仍然需要救助的人，特别是服务业、接触性消费行业，这种退出可能还要保持一定的审慎。相信在今年两会期间，我们的财政赤字目标、货币目标，应该还是会遵守不急转弯的基调。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网《中国圆桌》2021全国两会专场的发言，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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