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曹和平：2020到2021年，是中国下阶段指标的结构性转变之年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朱敏洁】
观察者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17量化指标全部完成，多项惠企利民指标超额完成。您认为，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单，您认为关键原因有哪些？
**丁一凡：**关键在于中国政府与社会的组织能力与生产能力。
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像武汉这样的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能实现迅速“封城”，并展开大面积普查，筛选出患病人口，再用快速建设“野战医院”和改造“方舱医院”的办法把一切有症状的人都收治起来，这才快速制止了病毒的传播渠道。这些努力汲取了十几年前治理“SARS”时的经验。因此，疫情在中国才没有大面积扩散。
控制住疫情传播之后，中国又迅速恢复了生产，并保证了生产过程不会造成病毒扩散。要做到这一切，靠的是通过网络技术追踪人员流动。一旦发现新的病例，马上追溯跟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员，并进行隔离，中断病毒传播。因此，后续虽然在几个城市出现了新病例，但都立即被控制住，没有造成广泛传播。
另外，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也在疫情中得到了体现。疫情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市场。中国企业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提供足够的口罩、足够的保护服、呼吸机等等。许多发达国家都不能及时满足医疗物资上的这些需求。这也是此次中国的外贸出口创纪录的原因。
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也对疫情控制起了一定作用。中国人讲大局，识大义，知道在疫情时过分强调个人隐私、个人自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比起西方社会，中国人能听从政府号召，待在家里隔离，很快就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播。
而中国的网络经济和快递体系运行的效率，也令中国与疫情的斗争如虎添翼。许多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办公实现，有些事情甚至通过网络效率还更高。如果中国前些年没有大力投资互联网建设，没有强大的网络通信能力，此次抗击疫情也就不会这么顺利。
疫情期间外卖快递体系的通畅保障着抗疫措施的顺利进行。图自新华网
观察者网：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是6%以上。您认为，有自信设立这个目标的底气在哪里？
**曹和平：**关于 GDP增速指标，会前人们将目光都聚焦在这个目标上，一般关注几点，第一是中国要不要GDP增速指标，此前有学者在重要的经济论坛上表示，我们是不是不再设置GDP目标。这个说法在国内外传开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要增速指标了。
我猜测可能的理由是，全球新冠疫情还没结束，如果设定一个指标，会不会出问题？但我还写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一个目标总比没有好，但不要把这个目标放到不同区域内作为一个刚性的绩效考核指标来衡量，比如东南沿海高速发展40年了，它们的GDP增速指标可以弱化一些，但像中部或中西部正在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如果没有一个指标，资源整合的速度反而会失效。
所以，我个人认为制定一个区间目标比定一个点的目标要合适。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情况是6%以上，是一个开区间，上不封顶，下边限底是6，这么做有好处。大于6%，是因为去年经济处于下行期，有一个反弹的翘尾因素在，所以就会出现今年增速应该比往年高的形势。相较前两年，一般定在6%左右，考虑到今年经济反弹趋势，定在6%以上应该问题不大，但至于高到多少，8还是10，并没有说清楚。从管理角度来讲，考虑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做一个半开区间的GDP激励目标，是有利的。这次指标公布虽然有点令人意外，但我觉得还是在意料之中，说明中国的中枢决策层没有放弃GDP指标。
第二，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国家跟全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起飞、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跨越发展经济门槛等经历很不一样。
差异在哪里？我们国家劳动力转移的时候，从来不是农村人口一转到城市，就立刻变成城里人，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他的社会身份还没有完成转变。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问题，但这几年发现像杭州、南京、西安这些核心城市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有机会留在当地，留着身份证、毕业证就有望上户口，比过去进城以后再给办户口更合适了。为什么？他们有了一次选择。
另外，我们还发现，现在很多农村地方的农民，不愿意失去土地，尤其是在一些城市郊区或特色小镇，这就和过去发展经济学所说的“两部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后农村制度工资和城市相等，完全商业化的阶段来了，接着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但我们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这套理论。
尤其是十九大以后，我们提出两个“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基本建成，第二个是全面建成；现在又分两步走完成建设的“百年”，这个“百年”里面又提到2035年远景目标，特别是经济总量、科技水平有跨台阶上升，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等，这又和发展经济学不一样。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今年的中国指标体现了两个意义，一个是理论思考，一个是对舆论前后对比的思考，中国的增长指标确实体现了中国特色。
**丁一凡：**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6%，应该说不是个太高的目标。去年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有些领域会出现“反弹”。
而且，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有些投资项目即将上马。
我们一边在加快城镇化发展，一边也恰逢其时地要建设美丽乡村，这些都需要投资。有投资就有增长。
内循环发展需要扩大内需。而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新的消费群体的经济能力在增强，消费能力、消费欲望都在增长，这些都会加大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观察者网：**谈到GDP增长指标，前段时间舆论场也在讨论一个观点，就现阶段中国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要尽可能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速，需要配套的货币财政政策，而且经济发展有预期目标自我实现的特性。这两年来，新经济的讨论很多，去年两会也大力提倡“新基建”，那么如果从新经济的维度来审视，该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
**曹和平：**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和路径很不一样，而在发展经济学看来好像全世界都遵循一个统一规律和发展路径。
我们是不一样的，大概在上世纪末、2000年左右，当时GDP相较1980年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接下来经过20年高速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有一组数字展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环境能源，教育就业等等。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是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但这时候的指标就和过去不一样了。换句话说，2020年到2021年是指标的结构性转变时代，意味着之前的目标完成以后，要寻找新目标，而寻找新目标我估计至少得要两三年时间。所以，高速还是不高速，恐怕是要通过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累计的数字，大家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无论高速与否，数字技术的拼图正在高速形成全景式画面，这将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这种技术变量在某个爆发点对建设的快速推进，算不算到我们现有的管理指标里面去？这个问题其实今年还没有注意到，但我觉得一些先行的舆论、科研、示范试点单位，包括决策部门，可能要开始关注。虽然今年不会形成热点，但这个问题是后续热点的起始点，就在这几年。
观察者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经济双循环。现在讲经济内循环，势必会提到两个基本问题，投资和消费。就去年底发布的整体经济数据来看，其实国内投资还是有点乏力，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最大的部门是房地产。另一个层面是消费不足，您前面提到城乡人口转移，这几年人们一直在提****如何盘活5亿人的农村市场等等。但这些层面本身是一个体系性问题，所以哪里出问题了，该如何破局？
**曹和平：**双循环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成长阶段、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赋能，重新启动的一个思考。因为我们的出口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现在有慢慢甩开美国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可能过大，增长潜力不可能过大。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启动与国际大循环不一样的国内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投资循环和消费循环，或者是投资小循环、消费小循环和投资消费的国内大循环。这是寻找经济新动力，但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思考，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经济板块的机会成本和成长利益更均衡、效率更高，但结果就出现了投资乏力现象。
我觉得目前经济中表现出来的投资乏力，其实是两方面问题，第一，投资到传统经济领域，而传统经济的成长本身就已经不高，但是人们熟悉的是这种投资。比如，给一块土地，把土地变性，购入土地的价格低，七通一平，把“生地煮成熟地”，再把它卖出去。两全价款之间的土地卖出去之后，就获得了第一笔整理土地带来的建设资本金。
如果拿资本金成立一个园区投资和建设发展公司，然后招商引资，三减两免，把企业给做起来了，企业再经历转型发展，最后你会发现土地上盖物业、引进企业、企业资产再滚动，那现在GDP核算的不就是这些板块嘛。
所谓的投资不畅，其实在这个领域的投资不畅。为什么？因为这一块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如果你让它增长速度快，但建成以后没人住进去怎么办？所以，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或者作科研的人，认为经济应该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应该增速；可是一线的指挥员和实际建设者或资产管理者会认为，都已经不赚钱了，你干嘛把钱投进去，砸到手上怎么办？
可见，投资不畅的原因是机制和结构转型带来的投资不畅，而不是人们的投资意愿不高。其实中国人的投资意愿挺高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投资新经济？投资新经济有风险评估问题。中国人有一个麻烦，不见兔子不撒鹰，特别实在。这两句话要加起来，就是中国人在投资方面其实是很保守的。人家洋人做了，他投资起来贼胆大，洋人不做、让他在前面做，他投资起来贼胆小。这一点放到新技术领域，就是当西方适当地受到一点挫折，美国自身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向后一退，我们就站在前沿位置上；等到我们带领其余世界走的时候，在创新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些麻烦：
第一，我们的金融机构不太倾向创新投资风险高的领域。因为银行不仅是嫌贫爱富，还天然规避风险、宁可平庸，只要平常就好、没有风险就好。这恰好和创新投资所需要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矛盾的，你说是文化因素也好，是传统金融的惯性也好，或是中国科技没有创新也罢，反正这是一个机制问题。
怎么办？这时候政策应该适度发力，不只是口号上支持创新，建创新园区什么的都是形式上的；要真的支持，确实需要冒一定风险。现在的投资基金等工具都在央企、银行金融机构，但它们恰恰是不愿冒风险的，而且它们的制度设计也不允许冒风险。
这就是我们的麻烦。怎么让投资从原来熟悉的领域、从投资报酬率低的项目，转向不熟悉、风险高但投资报酬率高的领域，这是中国正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次会议能解决的，需要引起我们国家极大的重视。
观察者网：今年报告提到了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防范金融风险等挑战，指出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对于关键领域创新和金融开放的话题，您有什么建言？
**丁一凡：**既然我们意识到了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就会“补短板”，就会加强在某些关键领域的投资，促使更多的人力资源向这些领域倾斜。这些措施都对加强经济增长有利，而且是有效的增长。
金融创新与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但也要预防新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创新与其他的技术创新不同，因为过去的金融创新往往意味着要“绕过”原有的金融管制条例。
虽然有些金融管制措施会对经济发展构成一定障碍、要不时地取消一些，但总体来讲，金融管制措施发展并存在至今，自然有其必要存在的道理。盲目地取消监管措施，特别是激进地一次性取消重要监管措施，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后果。
要知道，美国的前车之鉴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曹和平：**关于金融开放，去年稍早些，我们跟特朗普贸易谈判时，他们逼着我们兑现WTO的承诺；政府也顶着国内舆论的诸多质疑——金融开放等于把中国的核心资产和国计民生的东西，向那些短期行为的外资游资公开，给中国造成巨大风险。
但说实话，我是支持金融开放。虽然我主张金融安全风险，但我同时又支持金融开放。之前提出引进外资、允许独立开办企业、外资可以进入几十个领域等等，我都是同意的。那开放的风险怎么规避？其实只要把资本市场的开放在某种意义上做一个闸门，不可自由兑换就行。可自由兑换，就是国门彻底打开。如果资本账户在某种意义上可关可开，把国内牌照向海外企业放开，其实是安全可控的；万一出了问题，就不让资金转移出去了。尤其是现在的处置监管条件，大数据处理之下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不认为金融开放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国计民生的东西向外国资本公开，从而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金融开放不仅仅是传统金融的开放——把银行股权让出来，把证券和保险的股权让出来等等。但恐怕传统领域的金融开放就那么多，开得多了还确实有点问题，因为它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性网络的东西，还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然垄断性质，即便开放能开多少？
真正的金融开放，我觉得需要对科技金融开放。我们当前对对科技金融的开放，还是以人民银行主导，人民银行不主导的，就不能做。而且在整顿金融的情形下，把很多科技金融干掉了，比如P2P信贷全部清零，那如果用新科技做P2P信贷也一刀切清零吗？
对于金融开放，我们可能还要重新思考其内涵，科技领域、金融领域如果跟不上的话，很有可能会输掉这场真正的金融开放之战。因为我们在传统金融领域确实不如西方，开放确实会碰到问题，但就算这样我们也要做。反之，在创新领域，说实话我们起初在B2C领域的科技金融比西方发达，特别是一些支付类的项目，为什么不放开牌照？
由此再进一步，我觉得可能要把金融开放的权力，从银行系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再往上提升一个台阶，上升到中央层面。当下这个时代，传统思维管理金融会出问题。
2020年11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表示，会和蚂蚁集团一起积极配合和拥抱监管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报告中提到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关于平台垄断，现在国内外讨论的都比较多，在您看来，数字经济时代，防范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我们该如何调整监管思路？
**丁一凡：**中国的大型平台企业的确有形成新的市场垄断的迹象，但我们也要防止出现“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起倒掉”的现象。
平台企业虽然对市场形成一定“垄断”，但在电子商务时代，这也有一点“自然垄断”（指某些产品和服务由单个企业大规模生产经营比多个企业同时生产经营更有效率的现象）的意味。
我们不应忘记，平台企业对统一中国市场起到过重要作用。过去，中国的市场并不那么统一，分散的市场效率并不高。平台企业把全国各地的商品提供给全国消费者选择，甚至把一些偏远地区、犄角旮旯的产品通过互利网摆在消费者面前，这对我们的扶贫工业也是一种贡献。
我们要监控的是市场的绝对垄断，要防止的是资本的无序扩张。特别是要监控平台企业利用民众的一些“好胜、赌博、机会主义”的心理，诱导民众去消费一些不必要的产品，要防止平台企业诱导民众过度消费、过度借债，最后成为平台企业的“奴隶”。这些才是互联网时代监管平台垄断的重点工作。
**曹和平：**关于反垄断，我的一个总体评价是，借鉴西方得多，基于创新理论、体现中国特色得少。什么叫借鉴？我们去看这些很细的条款，大多是西方规制的垄断。
但其实需要把两者区分开来，一是自然垄断，另一个是市场垄断。反垄断，反的是市场垄断。因为在那里面大家都是竞争性机制，如果出了大鲨鱼，那小鱼还能活吗？但是，自然垄断就不能够对其发起反垄断，就像太平洋一定比湖泊养鱼的效率高，试想如果把太平洋切成千上万个小湖泊，会是什么效果？现在相当于没有触摸到太平洋这一池子水以及池子本身的构造，其实要大家共享才好。
如果是自然垄断，我们通过competitive market，即“竞赛型市场”，国内翻译得不好，把它称为准入型市场，这就变为管理的意思了。而管理的后果是，你认为它是自然垄断，就允许它做，你要是不认为它是自然垄断，就不允许。
其实，竞赛型市场，就是指挑战性。你在做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最高利润上限，你就不能比其他行业的利润高——比如高出3%-5%，你能拿到的就是平均利润。在这种条件下，你去运用平台，因为你是自然垄断，获得的垄断收益交给全社会，通过财政部门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以达到某种平衡。针对自然垄断，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要介入，这是另外一种管理。我觉着本次提出的反垄断指南，对后面这一点强调不够，对市场反垄断具体规定做得比较多。
但是问题到这里还没完，因为出现了平台型企业。平台型企业，是一种熵减的企业。自然垄断，是网和场的概念，比如全国交通网、电网、水网；场，比如说无线电频率等等。
平台是基于网络之上的更高业态，比如OTC。OTC市场网络和完全静止的市场网络有什么不同？因为在OTC市场网络里面出来了一群证券商，这是一种自然垄断，它能够掌握大量信息，个头就比其他中介要大，如果把它作为垄断打掉了，就相当于把市场的本质从OTC水平降到一般网、场水平之上了。
而现在全世界竞争的一个制高点，是超越OTC水平之上的平台机制；要是把它当做垄断干掉了，就是把从线上干到线下，从一个厚饼压成薄饼。实际上是理念不清的原因。
反垄断面临着理论进步、管理反垄断的团队和经营平台的企业团队人力资源奇缺的现象。这种奇缺会形成一“劫”，管理者也不知道，经营者也不知道，科研团队也不知道，企业也不知道，市场就有可能出现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的那种情况。
不仅要把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区分开来，要把平台和自然垄断区分开来，还要把一个中枢外围的做事平台和一个OTC调度平台区分开来，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监管政策才会更丰满，更面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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