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我们将用“十四五”这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朱光耀】

2021年对于中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新冠肺炎疫情挑战，还有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是全球范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遏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经济。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是-3.5%。原来的预测还要低，是-4.4%，因为第四季度情况有所好转，所以现在调整为-3.5%。对全球而言，这是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的状况了，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G20成员国2020年GDP增长率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中国经济仍然增长了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国家。美国的数据基本也出来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3.4%。那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就出现了很大变化。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是14.3万亿美金，美国21.43万亿美金，中国占美国经济规模的比值是67%。2020年，中国增长2.3%，美国增长-3.4%，那么中国GDP在2020年以美元计算就是14.6万亿，美国是20万亿左右，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规模的比重达到70%。

美国人对此感到焦虑，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回顾历史，二战以后还有没有哪个经济体，规模能达到美国的70%？有。1995年的日本，经济规模就达到了美国的70%。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从那以后，日美之间的博弈就更加激烈了。尽管日美在体制、意识形态方面是相当一致的，但是美国丝毫不手软，对日本的经济贸易进行了强力打压。

我想，这种国家间生产力的竞争很正常，但它应该是基于规则进行的。大家要在规则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竞争，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进行打压，那是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破坏。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任期最后的“垃圾时间”里，还采取了一系列恶意打压中国的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自身利益的破坏，是对继任的拜登政府制造的巨大政策障碍。比如说，特朗普对美国与中国台湾交往规则的改变，对中国新疆棉花、西红柿的限制，对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打压，还包括对中国一些科技公司的打压，都是非市场的、完全错误的措施。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怎么样看待全球的发展态势？党中央总的判断是，和平发展仍旧是时代主题，中国发展面临着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挑战。这是对外部形势非常客观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意见，变得极为重要，极具战略意义和战略指导性。保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且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也非常重要。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年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批准十四五规划，批准2035远景发展目标，这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跨上了新台阶，取得了非常壮观的历史性成就，全面胜利完成了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

而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将会达到更高水平，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19年，我们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而现行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是12535美元，我们离这个目标只差2500美元。只要我们保持每年5%以上的经济增长，十四五期间就一定能够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评判？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告中，明确提出了一个数据指标，就是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说明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人均GDP翻一番。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GDP要由目前的1万美元，翻番到2万美元。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什么水平。现在美国人均GDP是6.5万美元，我们GDP总量占美国的70%，但是比人均，差距非常大，6.5倍的差距。在美国之后，没有第二个西方国家人均达到5万美元，德国4.6万，加拿大也是4.6万左右，英国是4.3万，法国和日本大概是4万的水平，最少的是意大利3.6万。这些确实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人均2万美元的国家有哪些呢？希腊是1.95万，斯洛伐克是1.94万。中等发达国家大概就是这个水平。

我们将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和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都翻一番，GDP总量超过29万亿美元，人均超过2万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将为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一定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首位。用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用我们的人才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作为重要战略支撑，同时坚定不移保护知识产权，使得中国创新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落实好新发展理念，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和世界要紧密融合，要处理好我们发展过程中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包括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紧密的团结，共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做出贡献。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我们注意到，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利用自身优势调整经济结构。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前堵后追，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应该如何主动作为？

**朱光耀：**应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全球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们人均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增长幅度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紧密融入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竞争确实是加剧了，我刚才给大家报告，中美的差距在缩小，美方感到焦虑，用各种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

我们要正确看待这种复杂和严峻的外部挑战。观察过去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我们认为，从表层上看，中美矛盾体现在贸易争端上，从中层看是结构性问题，美国针对的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补贴、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等等结构性问题，这也同我们自身的改革相互交错在一起。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谈，可以通过世贸组织，通过国际多边体系，大家共同建立规则来加以推进解决。

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生产力的竞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应该正视这种生产力的竞争。因此我们必须要思考，怎么样引领新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呼之欲出的情况下，数字经济这种新业态发展，对今后世界经济走向是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AI）、量子通讯，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美国和西方一些人认为，这些技术事关国家安全，要跟中国脱钩，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制约中国发展。但是这些技术同样事关人类未来，即使涉及到国家安全，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也必须通过沟通协调，来解决我们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性障碍。

今天的全球化进程，确实遇到了一些复杂因素，是二战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因为中国经济同西方经济的关系，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要客观承认竞争，但是也要在努力维护全球和平发展大局的立场下，来推动制定一个能够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规则。数字经济相关规则的制定，是其中最紧迫的问题。

2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农历新年贺词，为“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送上新春祝福。视频截图

**问：**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通过五年计划、通过行业补贴，以及各种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但西方国家对这种思路一直都有质疑。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中国政府的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干涉会导致经济混乱，他们错在什么地方？

**朱光耀：**中国经济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在体制上我们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跟西方有所区别。但是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精神，西方也都是承认的，并且非常愿意同中华文明互相交流、借鉴、学习。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意识形态的排斥，用意识形态来替代了正常的竞争，我想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同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承诺，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同时我们也要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跟他们彻底讲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恢复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正常交流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除夕那天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通话中，习主席明确建议要重建中美的各种对话机制，这是非常重要，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同时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两年多里面，双方的信任受到了严重破坏，我们需要时间来恢复，但是持续交流、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问：**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应该如何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

**朱光耀：**首先一个总的框架，是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和外部挑战下，我们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第一个重点，是要特别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协调，现在也是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全球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甚至是负利率的情况下，怎么认识财政货币政策，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是个挑战。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样降低财政融资成本。从西方国家最近的数据看，尽管他们政府融资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政府支付利息的增加幅度，要远远低于债务总量的增加幅度，就是因为利率不断下降。这个态势能持续多长，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密切观察。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密切观测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因为我们国内的金融稳定，跟国际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我们汇率政策的变化，也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总体的状况紧密配合起来。最后就是我们的宏观审慎框架，要真正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为提高我们经济发展质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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