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尔鲍姆：罗斯福瞧不起的经济学家，如何统治了美国？-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文/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经济学家时刻”
20世纪50年代初，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深处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做一份充当人力计算器的工作，他的名字叫保罗·沃尔克。
他的工作就是帮那些做决定的人处理数据，他告诉妻子，这份工作应该不会有什么晋升机会了。因为整个中央银行的领导层包括银行家和律师，甚至还有艾奥瓦州的养猪户，但没有一个是经济学家。
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他对经济学家这个群体的评价很低。他跟一位访客说：“在美联储，有50名计量经济学家为我们工作，他们的办公区域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而他们被安排在那里是有原因的。”
“他们能有机会在这栋楼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对自己的分析过于自信，已经超出了我能担保的范围。”
马丁对经济学家的这种厌恶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精英中广泛存在。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私下里把同时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斥为不切实际的“数学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技术专家或科技主义者掌权，并警告说“否则公共政策可能会成为科技精英的俘虏”。
资料图：艾森豪威尔
国会可能会允许经济学家发表证词，但通常不会认真对待证词的内容。国内政策方面的民主党领袖、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的助手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道：“高层决策者，尤其是那些身处国会山的人，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个深奥难懂的领域，它并不能建立一座缩小差距或跨越鸿沟的桥梁，来解决一些我们关注的具体问题。”
1963年，当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被委任进行两项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进方案的研究时，他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向学院派经济学家进行咨询。另一位官员解释说，他们的建议“对那些负责决策的人来说几乎毫无用处”。
但一场革命即将来临。相信市场力量和光辉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改变了政府业务的内容，改变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并最终改变了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尾声，这些经济学家说服政治领导人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相信自由市场会比官僚制度带来更好的结果。
经济学常被称为“悲观科学”或“沉闷科学”，因为它坚持认为，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但是经济学真正传达的信息以及它受欢迎的原因，是它能够帮助人类摆脱资源短缺的束缚。
炼金术士会承诺他们能从铅块中提炼出金子；但经济学家说，只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政策，他们就能够“无中生有”。
我把1969—2008年的40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借用历史学家托马斯·麦克劳的话来说，经济学家在控制税收和公共支出、解除对大型经济部门的监管，以及为全球化扫清障碍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经济学家说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结束了征兵制；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说服联邦司法部门放弃了反垄断法的实施；经济学家甚至说服政府给人的生命定下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约相当于2019年的1000万美元），用以确定某些监管的实施是否值得。
经济学家也成了政策制定者。1970年，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接替马丁担任美联储主席，他开创了一个由经济学家领导美联储的时代。还记得当年在地下室充当人力计算器的沃尔克吗，他也是其中一员。
1974年，阿瑟·拉弗在一张鸡尾酒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曲线（拉弗曲线），这条曲线使减税成为共和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拉弗曲线
将市场作为经济停滞的解药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取消政府价格管制。在20世纪末，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允许面包师自己决定法式长棍面包的售价。
接下来，中国也加入了这场经济革命。八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与参与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精英一起，乘着游船沿长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游览。这次游览中的讨论有助于说服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市场给予更大的信心，推动中国构建自己的市场经济。
美国的平等主义年代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是在慢慢扩大在经济之中的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政治共识，即在20世纪下半叶，政府应在经济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几十年的过剩和不平等，以及后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灾难，使人们对市场失去了信心。
经济曾被视为一把摇椅，可以前倾，也可以后仰，但总是能可靠地回到原点。针对这一观点，凯恩斯用一段标志性的言论来辩驳，他认为，经济更像是一把轮椅：在不可避免的混乱过后，需要政府的手来把椅子推回原处。
美国政府拓宽了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范围。反垄断监管机构阻止中型企业合并，并试图拆分像美国铝业公司这样的行业主导企业。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技术公司被要求与竞争对手共享科技成果。而被指责引发经济大萧条的银行业被判了“缓刑”。
政策制定者有意识地限制经济不平等。1946年，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要求政府将失业率降到最低。此外，国会还强制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制度和其他征收项目，这些税收制度征收了最高收入人群一半以上的收入。
在大萧条时期被政府合法化的劳工运动的兴起，有助于确保工人与股东一起致富。在20世纪50年代，超过1/4的美国工薪阶层加入了工会，其中包括一个名为罗纳德·里根的过气的电影明星，他后来担任美国演员工会的会长。
政府还试图通过确保人们有机会上升并接住那些下降的人，来减弱不平等造成的影响。1948—1968年，联邦开支占全国经济总产出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大约10%上升到20%。美国建立了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资助了商用航空业的扩张，并为互联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政府还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公共养老金方面投入巨资：美国想要证明，它可以比它的对手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
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享受着繁荣昌盛的时代。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等，但经济利益是广泛共享的。外国人这样评论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外表：老板和工人开着同样的车，穿着同样的衣服，坐在同样的长椅上。美国就像一个工业园区，华尔街是这个园区的一部分，在那里，收入微薄的人却在管理别人的巨额资产。
每年大约有1/5的美国人搬新家，大多数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可以成功地顺着经济阶梯向上爬。在底特律，汽车制造业把一代工人带进了中产阶层，而汽车又载着他们驶向了城郊的富人区。
在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经济学家开始进入政府工作。他们通过计算来帮助政府决定哪里应该修建道路和桥梁，以及哪些道路和桥梁应该被拆毁。经济学家阿诺德·哈伯格回忆说，他的一个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华盛顿，发现国家广场上到处都是匡塞特小屋。“那是什么？”朋友问道。“噢，”哈伯格回答道，“那就是经济学家待过的地方。”
匡塞特小屋是美军在二战期间大量使用的一种简易房屋，是廉价的代表
当政策制定者和官员通过加强管理来应对联邦政府的快速扩张时，他们开始依赖经济学家来实行公共政策管理的合理化。渐渐地，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凯恩斯的信徒开始说服政策制定者，政府可以通过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来促进繁荣。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这种“激进经济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他们采取减税和增加开支的激进举措，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减少贫困人口。
凯恩斯主义之死
这一举措实施后的几年时间里，它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可思议的。可在那之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就开始同时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摇摇欲坠，日本和联邦德国开始复兴。“在汽车、钢铁或飞机的制造上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尼克松总统烦恼地说，“所以以后我们只能生产卫生纸和牙膏了吗？”
尼克松及其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一直在尝试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干涉主义方案，直到其中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彻底绝望并最终放弃。
曾任卡特政府商务部长的经济学家朱厄妮塔·克雷普斯在1979年卸任时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心严重地动摇了，因此她不打算重返杜克大学继续担任终身教授。“我不知道我要教些什么，”她说，“因为我对我曾信奉的教义失去了信心。”
领导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革命的经济学家，高举着“我们相信市场”的旗帜展开游行。20世纪60年代末，他们开始让政策制定者相信，市场经济中价格的自由浮动会带来比政府的管控更好的结果。他们表示，激进经济学的拥护者夸大了政府的影响力和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说，想要通过管理资本主义来改善这个地球上人们的生活，最终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在20世纪的美国，这种对市场保持信心的呼吁得到了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支持，而这对于市场的发展非常关键。它深深地打动了“强硬的右翼”，后者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政府削减除国防以外的一切开支。
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者将保守主义的复苏描述为一种对社会边缘的病态折磨。但历史学家丽莎·麦克格尔注意到，经济保守主义的温床在美国的阳光地带的城郊，那里靠联邦国防支出发了财，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还有佐治亚州的科布县。经济保守主义的拥护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十分有思想”。他们认为事态的发展非常好，如果政府停止胡作非为，这种情况就可以持续下去。（奥兰治县的牙医还是不承认他们依赖政府，尽管政府每年会向前来做清洁的承包商支付两次清洁费用。）
斯普林斯市作为重要的美军基地而崛起，逐渐成为科罗拉多第二大城市
对市场抱有信心的支持者还与企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在197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阿尔曼·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将企业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典范，是确保人们得到有效就业和公平报酬的最佳可能机制。其中一个脚注告诉读者，他们是在制药巨头礼来公司的资助下得出这些结论的。企业高管和那些美国富人非常乐意看到自己的信仰和利益被表述为科学真理。
经济学家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任何一份公道的经济学家名单里都一定会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们判定一个人能否被称为经济学家，不是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来界定的。在谈到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时，我描述了各个时代发生的变革，但我意识到，有一些经济学家强烈反对本书所写的这些内容。事实上，几乎没有（也可能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支持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变革。
然而，我认为可以把经济学家，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经济学家看作一个同质的群体。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在公共政策辩论中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只占意识形态光谱的一小部分。
美国经济学家有时被分为两个阵营。据说其中一个阵营总部设在芝加哥，支持一切市场行为；而另一个阵营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支持政府的高压手段。这两个阵营有时被称为“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然而这种区分太极端了：他们一致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美国经济产出的美元价值。他们对解决不平等的努力缺乏耐心。1979年通过对美国经济协会成员的调查发现，98%的人反对租金管制，97%的人反对关税，95%的人支持浮动汇率，90%的人反对最低工资法。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是欧洲主流辩论的主题，但在美国却很少听到。政治学家乔纳森·施莱弗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差异：“英国的剑桥认为资本主义天生就有问题；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需要进行一点‘微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共识也改变了其他国家辩论的边界。
在美国，减税始于肯尼迪政府时期，而减少监管始于卡特政府时期。在英国，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1976年宣布凯恩斯主义思想已死。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实施了财政紧缩，为与德国结成货币联盟做准备。
苏联的解体巩固了这种政治共识。共产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世界划分是历史上伟大的自然实验之一，其结果似乎很清楚。1991年，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兴奋地写道：“‘冷战’结束了，赢家是芝加哥大学。”20世纪90年代上台的中间偏左党派领导人，如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基本上都延续了他们的保守派前辈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在思想市场上变成了自鸣得意的垄断者，其后果可想而知：在缺乏其他选项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鼓起勇气来修补它的缺陷，即使这些缺点显而易见。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和21世纪的头10年，市场信任的革命到达了顶峰。对市场作用的政治和社会限制被搁置一边。政府放弃了对市场的监管、对未来繁荣的投资或对不平等现象进行限制的努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成为最接近美国精神的东西：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后对全国人民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通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来与恐怖主义斗争。”
自由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朝鲜半岛的夜间卫星图像就是最直观的证明——南半部的韩国全部由电灯照亮，而北半部的朝鲜漆黑一片，如同周围的海洋。这是一张非常有力的照片，但它的意义却经常被歪曲。和其他富裕国家一样，韩国也是通过谨慎的操控才一步步引导经济走向繁荣的。而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当一些国家决定完全任由经济自由发展之后所发生的故事。
市场革命失控
对市场经济模式的接纳与追捧，使全世界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商品、资金和思想的交流将各国联系在一起，世界上77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因此过上了更富裕、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中国人吃来自智利的三文鱼；印度的儿童使用以色列生产的药物来治疗疾病；喀麦隆人观看他们的同胞在NBA（全美篮球协会）打篮球。今天地球上每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远低于1950年。
但在某些层面上，市场革命也有些失控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它以牺牲经济平等、牺牲自由民主以及牺牲子孙后代为代价。
经济学家指示政策制定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上，而不考虑收益如何分配——就像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蛋糕的大小上，而不考虑每一块要切多大。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L.舒尔茨说，经济学家应该争取制定最高效的政策，“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某些群体的收入出现重大损失——这种情况几乎总是会发生”。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席顾问基思·约瑟夫宣称，英国需要更多的百万富翁，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破产。他说：“如果我们要减轻这个国家的贫困状况，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就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不平等。”
然而这剂药并不管用。在这本书所描述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经济增长在连续的每一个十年中都有所放缓，从20世纪60年代的年均3.13%降至21世纪初的0.94%，这一数字结果是经通货膨胀和人口因素校正后得到的。
少数人的富裕程度超出了富豪最大胆的想象，但中产阶级现在有理由预见他们的孩子过不上那么富裕的生活了。
我父亲出生于1951年，在那一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有75%的人在30岁时的收入多过他们的父辈在30岁时的收入。我出生于1978年，而在那一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只有45%的人在30岁时的收入超过了我们的父辈。对我的孩子和他们这一代来说，前景更加暗淡。
最能说明我们的经济政策失败的是，随着财富水平的不平等日益变成健康水平的不平等，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下降。1980—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增长。但在同一时期，最贫穷的20%的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却下降了。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贫困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在这段时间里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
书名：经济学家时刻
作者：(美)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著，苏京春、王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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