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爱国者治港”，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释之】

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讲话，不仅把“爱国者治港”原则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也已指明，这是总结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治理的经验教训后，今后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途径。

正像夏主任自己在讲话中所说，许多话其实是“老调重弹”，因为回归以来，尤其是近年，香港风波和问题层出，过程中中央和有关部门也早已对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剖析总结，该说的话、该强调的原则大多已“勿谓言之不预”。

但夏主任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时所提出的五项原则中，值得重视和玩味的是“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

过去中央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原则的束缚下，几乎动辄得咎，被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香港反对派拿捏着，原本为保持香港“不变”和繁荣稳定的这两项基本原则，事实上成了反对派与国际势力联手在香港为所欲为的保护盔甲。

现在明确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如果说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香港政制改革看似已揭开序幕的话，那么，中央在其中的主导权已完全可以预期。

2020年7月1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图/中新网）

任何制度最终都要归结为如何实行，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何况现在是有明确指向的“爱国者治港”。然而回归后香港的各种问题中，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人。而人的问题，在香港呈现的是两方面的重大困难：一是爱国者并非占多数，二是治港者的素质亟待提升。相信中央政府对此有深入认识。但中央政府显然同时也已充分意识到了，“人心回归”是等不来的。

爱国者并非占香港社会多数，是一个残酷的真相，不能讳疾忌医。问题成因不是单一的，笔者前年在观察者网为文《香港的本土意识源自“恋殖”情结》中有所涉及。香港人心问题，有些主要成因是历史沈痾，不是“教育”、“统战”之类的工作可以化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主导权引领香港的发展方向，不再坐等“人心回归”，可说是中央政府不得不做的选择。

香港“人心回归”有多难，可以看看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例子。

2019年9月底，中国与梵蒂冈达成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协议具体内容虽未曾公布，但据不同渠道披露的消息，要点是中梵双方在任命主教上都有发言权。八十八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为此赴梵蒂冈求见教宗，希望反映对香港教会主教任命的意见，但不获教宗接见。

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如果教宗最后选择受到中方祝福的人选为新任主教，自己会选择就此消失，并会选择不按惯例在主教堂内安葬，因不愿与“这种人”（即为中方信任的人）葬在一起。同时，他批评梵蒂冈处理中梵关系时欠透明。

不愿与受中国政府信任的人同葬一堂，出自天主教宗教领袖人物之口，似乎难以理解。但除去陈日君宗教领袖的头衔和外衣，此番言论则非常符合其人。

陈日君（资料图/维基百科）

陈1932年出生于上海，年少时即进入上海慈幼会备修院。在临近中共建政、教会即将失去办学权之际，陈来到香港，此后经历，从曾在澳门慈幼中学担任校长，到2006年2月被教宗擢升为枢机主教，一直与天主教息息相关。

与其宗教领袖身份同样让人瞩目的，是陈日君的政治立场和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众多活动。据维基解密透露，美国驻港领事于2009年12月向美国政府发送的电文中，称陈日君为香港“泛民五老”之一（其余四老为李柱铭、陈方安生、黎智英和现已去世的李鹏飞），陈的政治活跃度可见一斑。

陈日君从内地来港的经历，对香港至少两代人中的很多人而言，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出生于内地，经历战乱和政权更替，体会过家道中落的苦楚，又基于意识形态的定见，因而仇视中共政权。正因如此，表情木讷、不善言辞的陈日君却很能在香港社会获得共鸣，具有不小的鼓动性与煽动力，尽管多年来他露面时更多时候是发表政见，而不是替上帝传道。

陈日君批评梵蒂冈处理中梵关系时欠透明，也完全是政客而非宗教人士之言。天主教世界中，即便陈日君这样的地区领袖，至今也只能遥望教廷烟囱，凭冒白烟还是黑烟判断是否诞生新的教宗，陈日君本人任枢机，显然也根本没有什么透明的程序。

类似陈日君这样，将个人对中共政权的仇恨延续数十年，并将这种仇恨和偏见不断放大和辐射到整个社会的人，在香港为数不少，这正是造成香港难有真正回归的深层原因之一。

香港原本另有查良镛。

查先生出身于旧中国浙江的富有家庭，家族因政权更替经历巨变，基本经历都简略地写进了其自传式小说《月云》里。以查先生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称“宜官”，“月云”则是查先生家丫鬟的名字。查先生是这样理解家庭悲剧的：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

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地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受苦，而无动于衷。”

查先生将家族遭逢的不幸放到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中去消化，泯灭了仇恨，只留下历史的反思。放下仇恨的查先生，在香港回归前积极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体制献计献策，可惜香港追随陈日君之类的人太多，能领会查良镛的人太少。

查先生去世时，李柱铭曾感叹：现在回头看，才知当年自己认为提出“极保守”政制方案的金庸有“高度智慧”，方案若最终落实，香港“可能已有民主”。李柱铭悔之晚矣。

查良镛（资料图/中新网）

香港少几个陈日君，多几个查良镛，方有望实现真正的回归。可惜现实却远不能如此乐观。

被普遍认为是香港教育乱源之一的通识教育，之所以能演变成现在已不能不改变的现状，其实也是因为，混乱的通识教育恰好切合了香港“反共抗中”意识能大行其道的社会特质。

另一方面，就对治港者的要求而言，夏宝龙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包括：

一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于分析、解决香港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站在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把握正确方向，坚守原则底线；

二是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勇敢站出来，站在最前列，把维护“一国两制”作为最高责任，同挑战该原则和破坏“一国两制”实践者进行坚决斗争；

三是胸怀“国之大者”，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国家发展全局，谋划香港的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把背靠祖国与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结合起来，把祖国支持与自身努力结合起来；

四是精诚团结，在爱国爱港的共同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把全社会的正能量激发出来，从而形成爱国者治港的强大力量和声势。

这无疑是殷切的期望和很高的要求。对回归前完全被港英政府排斥在管治队伍之外，回归后也还是未能全面进入各管治领域，而现阶段自身无论思想意识还是治理能力等综合素质都亟待提高的“爱国者”和大多数“建制派”而言，至少短时期内，恐怕是难以承受之重。

正因为人的问题，香港未来很可能还要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即使逐步落实了“爱国者治港”，也未必很快能秩序井然，治理成效也不能期望很快能令人欣慰。中央政府和香港各方对此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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