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施诚：新中国是如何突破贸易封锁的？
【文/ 彭波、施诚】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空前的经济封锁之后不得已的做法，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有其正确之处。
一、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重视对外开放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之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解放前夕，毛泽东还指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在中国共产党其他主要领导人当中，刘少奇于1949年4月指出：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的影响。它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周转经济”，搞不好就会不利于生产，经济也不得周转。
1956年，周恩来在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
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16日制定《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将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资料图/新华社）
二、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严密的“封锁”和“禁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凋敝，民生困苦，经济濒于崩溃，迫切需要资金、物资和技术以恢复经济，当然也需要国外的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对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是有着热烈期盼的。
但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极力阻挠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且把参与“禁运”作为“美援”的条件，迫使一些国家与之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推行经济扩张和战争政策的冷战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当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尤其严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表示，“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必须要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
1949年11月，美国组织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
从1950年1月开始，美国的“封锁”“禁运”措施不断升级。
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新中国。
3月，美国宣布所谓的“战略物资管制办法”。按照这个办法，被管制的物资共计600余种，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学原料等，这些物资的出口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具备出口许可证。
美国还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并威胁这些国家如果不执行，就削减对其的贷款。
11月，美国商务部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这种封锁力度前所未有。
12月，美国又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封锁禁运和冻结外汇：
·规定输往中国的一切物资，无论是战略性的还是非战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
·规定美籍船只，以及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他国商船，都必须申请港口管制机构对载运物资进行检查、批准，否则予以扣留；
·将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所有公私财产一律冻结，寄往中国内地和港澳的邮包也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
1951年3月，美国又实行了限制中国土特产输入的办法。
1951年5月，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同时，巴黎统筹委员会内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进—步加强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制。
1951年8月，美国又宣布，禁止中国及朝鲜生产的所有货物和这两国货物在其他国家加工的制品进口到美国。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这种步步升级的封锁措施，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等于完全断绝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1953年，由于美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我国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即达5691万美元。这项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
三、中国积极采取措施反对“封锁”和“禁运”的斗争
针对美国的封锁政策，我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从中寻找突破口，争取从这些国家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和“禁运”等限制，并通过广泛开展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及时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力求减少和避免经济损失
抢购并抢运物资
在争分夺秒的封锁和反封锁斗争中，贸易部主动抓紧时机开展工作。自1950年7月起，因预见到美国可能冻结我国资金，贸易部大力组织抢购物资，从7月1日到12月初共订购了价值2亿美元的物资，年底已有半数到货。
1950年12月，美国颁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命令。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提出针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前6条是：
(1)即令各地停开一切面向美、日的购买证和许可证；
(2)即令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限期退购一切已开出的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将撤回之外汇，经转存别国手续后，立即抢购物资运回；
(3)装运在途之美货，着手与原代理行接洽，由银行担保，转装远东其他口岸或委托其转售，退回外汇；
(4)争取时间尽速抢运从联邦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订的货物及从英镑区域所订的货物，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立即装回；
(5)在中立国的存款，亦应购货运回；
(6)命令各地除易货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以免出口外汇遭受冻结。
在美国“封锁”和“禁运”措施不断升级的形势下，由于各方通力协作、抢运物资，并且及时开展了对苏联和东欧的贸易，1950年下半年我国进出口额却显著增加了。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使是在美国内部也有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冲突，因此我国就存在冲破严厉管制、输入我国所需物资的空间。
大力开展易货贸易
1950年12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提出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第7条是：
改变今后国际贸易的方式，一般采取易货办法，凡须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尽量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结算差额。
1951年初，美国、日本已禁止对我国出口并冻结资产，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的大量货物尚未运回。
根据当时动荡不定的进口情况，权衡利弊得失，中财委决定:
“至少6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如果两三个月内证明英国或欧洲继续对我运出重要物资，则可以放宽结汇尺度，但即令如此，结汇的方式，在货物进口的时间和数量上，也须大体相当于易货。”
易货方法以先进后出或分批的同时进出为原则。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货、记账、联锁、有限度地对开信用状等，力求交换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数。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和措施，1951年1月15日，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会议起草并修订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指出易货贸易以“先进后出”为原则，以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锁易货、对开信用状易货四种方式进行。
此后，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易货贸易所占的比重逐月上升。
其他应对措施及补救措施
1950年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了我国在美辖区内的公私财产。我国政府针对美国政府的冻结也先后发出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其在华存款，并且征用英国在我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厂公司财产和征购其存油。
为了鼓励私营进出口商开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1950年7月13至25日，贸易部召开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决定采用各种形式把私商组织起来，在国营经济统筹兼顾领导下分工合作，发展进出口贸易业务。
· 会议划分了公私营业范围——国营除办理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经营几种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
·在进口上，除经营国家所需的工业器材及军用器材之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只以能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出入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
·国家经营的部分，亦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或代销。
进出口贸易从结汇改为易货之后，一开始出口会减少，与出口有关的工人在经济上会遭受困难，农民出口的土产品价格可能会下跌。
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中财委的措施如下：
（1）召开出口商人会议，要求出口商与进口商联合起来发展易货贸易，并决定国家对进出口商人给予帮助和指导；
（2）中财委决定在国内政策上，对原出口的农产品按将来可能出口的程度及国家的财力，一部分照常收购，一部分略减收购；
（3）为了弥补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中财委还决定加强城乡交流。在全国各地召开土产会议，促进了全国土产城乡交流，抵补了一部分出口下降造成的损失；
（4）对于以往出口的手工艺品和出口加工产品，国家大部分照常收购和加工。这样既维持了工人的生活，也减少了救济。
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经贸关系
1949年7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寻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为团长，率领由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迫使苏联做出两项重大让步:
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此外，《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10年偿还贷款及利息。
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美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许多历来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物资都转向出口至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我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出口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产的粮油和大豆为主；到1952年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以及茶叶、生丝、肉类等的出口。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缺乏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国在当时经济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
为了保证对苏联等国的出口，回击美国的“封锁”，我国制定的出口原则规定:
战略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少输出或不输出，必要时用以换回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战略性较弱的物资，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先输出苏联、东欧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
为了保证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国内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1955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度做出内销服从外销的决定，特别将对外贸易部经营的丝绸茶叶、畜产等商品做了内外销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队。
由于我国迅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我国外贸不仅总额逐年增长，而且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有所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逐年增长。
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便于美国用压价收购和推销剩余产品等手段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不等价交换。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
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求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锡兰政府不甘于受“禁运”政策的束缚，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换取急需的大米。
我国即邀请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个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是我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大胜利，在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于打破“封锁”“禁运”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
到1956年，我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积极开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较快，它们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执行“禁运”政策方面，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等国的分歧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从1952至1954年，我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日内瓦外长会议，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旨在谋求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我国充分利用这次重要会议，打开对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打破“封锁”“禁运”。
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
1954年4~7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主动找英国有关人士交谈，表明中国愿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英国工党成员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17天。
随后，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1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较1952年增长了3倍。1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1958年，我国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
四、我国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反“封锁”“禁运”取得成效
首先，我国突破了美国及其追随国的“封锁”“禁运”，对外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
其次，我国进口了大批生产资料，出口商品中工矿产品和农业加工品比重增加，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体现出对外贸易适应了我国建立独立自主重工业化体系的需要，促进了国内工业水平的提高，挫败了帝国主义国家扼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企图。
再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建立，这是反对“封锁”“禁运”斗争胜利的一个标志。
最后，“封锁”“禁运”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及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基本失败
自1953年以来，美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对执行“禁运”政策的分歧不断发展。
1957年5月30日，英国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管制。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业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我国的贸易限制。这使得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进一步注意中国市场，反对“禁运”和“封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2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僵持局面。
1972年至1977年底，我国与西方国家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活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但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与“禁运”也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段还会不断加强。因此，中国对美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彭波、施诚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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