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在香港变局下读金庸《香港的前途》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2021年仍然是香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前景，在中央出手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香港政局同样出现众多不确定性。
反中乱港者为自己那场“失败的政变”埋单，绝对是可预料的。为了筑起防线，堵塞漏洞，进行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都是可预料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至治的重大转折，再次展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的深刻道理。有熟悉国情的建制中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央继续会有制度改革。
但是制度会改成什么样？就难以预料了。最近路透社传出，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会押后，中央即将出手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真会押后选举？如果会，又押后多久？制度如何改革？现时仍然众说纷纭，难以预料。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受访时提出特首可协商产生，引起社会大众猜测，是不是除了立法会议员，连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也会出现变化？
面对着众多不确定性，香港的前景会如何？香港的前途，是每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有责任去思考的。这令笔者回想起着名作家查良镛（金庸）先生的一番话：“香港是永远会存在的……所谓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前途。香港永远有前途……”[1]
这番话出自一本旧书，名为《香港的前途》，由查良镛先生将他在1980至84年间发表的128篇《明报》社评结集成书，以其真实姓名于1984年5月出版。
查先生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他的武侠小说。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政治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及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笔者认为，这本书是在香港政治圈摸爬滚打的人，以至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必读书。无奈这本书早已绝版，极少在市面流通，而且价值昂贵，往往是藏书家争相竞投的拍卖品。正好笔者手上有一本，希望将查先生的真知灼见作番整理，以飨读者。
图一：笔者藏书。出版至今已有37年，纸质难免发黄。
图二：出版时售价为港币20元。
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查先生写作时的背景及情况，尤其要考虑八十年代初香港社会对内地的认识程度，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理解查先生所面对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局限。
不过，纵使书在八十年代出版，但查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基本判断及信念，以及处世原则，对于所有想适应变局及思考香港前途的人，是绝对没有过时的，仍然有重要价值。
一、尊重主权，正视现实
早在1981年，查就香港前途问题提出建议，开宗明义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现状维持与否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国家主权是不能含糊的。针对当时各种倡议，包括联合国托管、主权换治权论、续约论及零星的“港独自决”思想（没错，“港独”思想并非近年才出现，早于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成为思潮），查氏强调：
“香港并不是一般性质的殖民地，是英帝国主义者强行霸占和硬租去的。所根据的三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应当废除。在法理上，香港、九龙、新界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有充分理由收回主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地区的人民无权自行宣布独立，即使经由公民投票表决也不可以。……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只是指一个不同的民族而言。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非不同民族。”[2]
“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议，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3]
事实是，国家一直拥有对香港的主导权及决定权，收回与否、收回后改变香港的制度与否，决定权都在中央。查认为：
“从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时有权收回香港……之所以没有收回，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中国政府之不收回，是出于对利益上的考虑，……是由于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4]
“九七之后，中国对香港具有绝对控制力，如果要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小小香港无力抗拒。问题是中国想不想改变，而不是能不能改变，那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问题。”[5]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大香港主义”（或所谓“香港中心主义”），把香港及港人的地位看得越来越高。直到目前，这种心态仍然影响着很多港人。反中乱港者提出的所谓“揽炒”，意图以破坏香港来胁迫中央，都是建基于这种心态，以为中国无了香港不行，所以认为中央会妥协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
对于这种心态，查作出驳斥：
“以中国之大，也不是说非依赖香港不可，决不能认为如果没有了香港，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搞不成功。在中国全国的生产数额中，香港所提供的助力毕竟有限。”[6]
“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当然并非决定于香港提供多少助力。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路线正确，没有香港也会成功。如果路线错误，香港即使再提供十倍以上的协助，也无法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起来。”[7]
当然，这并不表示香港对国家毫无价值，亦非可有可无的价值，香港对国家是重要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港仍然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只是哪怕香港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一旦面对国家主权问题，一切都得靠边站。因此，英国在谈判过程中尝试打“经济牌”来恐吓中国，说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邓小平回应说：“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因为“临到最后决策之时，北京领导人的考虑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8]
二、认识国家，尊重两制
现时在香港从政的人，尤其是反对派，他们大多数对国家的认识浅薄得令人惊讶，对国家战略、目标、利益、底线完全一窍不通，“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格局”仿佛通通与香港无关，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事实是，不论你视中央为领导、同盟、对手还是敌人，都需要尽力熟悉国情，尤其要了解国家对港方针及政策，才能在政治圈生存。在香港从政却不认识中国及中央，无疑是“政治自杀”。
在《香港的前途》一书，我们不难发现查先生非常关注当时国家的战略目标，从中发崛香港有利于国家的功能及作用。例如，以查的理解，当时国家有三大任务，分别是经济建设，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反霸，从而分析香港在三大任务所起的作用。
基于对国家粗浅片面的认识，加上“大香港主义”心态作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往往出现偏差。中央收回香港时，为何会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因为港人乃“天之骄子”，要讨好港人，所以中央才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吗？当然不是。查先生指出：
“中国领袖们就算对香港居民一视同仁，和全国同胞同等照顾，也只能把香港中国居民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五来考虑。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中共的决定会特别照顾香港人的愿望。但可以期望，中共领袖们清楚的认识到，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于全国十亿人民有利。”[9]
“必须了解，中国当局答允‘香港人生活方式不变’的目的，是求香港人继续在经济上作出贡献，而不是出于对香港人的‘特殊照顾’。大家都是中国人，为甚么要对我们特殊照顾？”[10]
国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以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换言之，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目标，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变只是手段。
当然，人心稳定是考虑因素之一，但正如查先生所言，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何要对港人特别好？那种以为中央为了港人而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看法，未免把港人看得太重要。
必须认识清楚，香港的特殊地位并非必然。中央对港的特殊化安排，完全是为了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这个根本目的。因此，查先生认为“只有符合中国的国策，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用，我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维持”[11]。查甚至夸张地把“今后安定繁荣”六个字说成是“香港的宪法”，来强调安定繁荣的重要性，并指出“任何事情都不能违反这根本大法”[12]。
与此同时，查先生强调要互相尊重两制，当中并不存在哪一个制度较为好的问题。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及当时两地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并不常见。
在查眼中，中央之所以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出于相信资本主义很先进很进步，而是出于战略考虑。查强调，“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与法治，那里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法治。从共产党人的立场与理论来说，那是更充分的自由、更公平合理的法治，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法治是虚假的”[13]。因此，中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东西”[14]。
查亦认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他指出：“资本家为所欲为，工会没有多大权力。政府的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15]只是香港对中国有用，而这种作用又以实施资本主义为必要条件，中央才容忍这个制度继续在香港这个特定范围内运作。
查认为，“中国今后对香港的长期目标仍是‘长期利用’，长期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16]。不过，查亦相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终有一天要修正、要变化、要消灭”[17]。
三、选举政治不利安定繁荣
回归后，政治制度发展无疑是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议之一。反对派视民主为手段，抗共拒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即所谓“民主抗共”。当然，有少数反对派真心相信民主，视民主为目的，视发展普选为己任。不过，在查眼中，普选式的民主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目标互相违背。查认为：
“香港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稳定与繁荣、现存的生活方式是否仍能保存？相信那很难，很难！……我们并不是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怀疑……而是在分析局势时经常不重视理论而重视实际。现实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无真正的自主权，当对中国能作出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时，中国可以容忍我们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成为中国的负累时，中国必定不可能长期容忍，势必会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18]
基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原则，查提出“协商制”，由各行业及各界协商产生议员，然后由议员选出市长，再经由中央政府作任命。查强调：
“这是港人治港，但不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制度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期的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9]
当时，有内地官员提出“三三制”的议员产生办法，即议员来自三种：亲中、亲英、中立。查认为“三三制”不可行，因为：
“将来治港的基本目标，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如果议员划成三派，而这三派的确在议会中势均力敌，并非亲中派占压倒优势，那么议会中就会不断斗争、激辩，形成僵持，许多议案无法顺利通过。这种斗争势必扩大到社会上，形成三派人士的斗争。政治斗争既层出不穷，政策和社会自无稳定之可言。”[20]
“为求香港长期的稳定繁荣，本港内部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越少越好。将来香港不宜成立政党，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21]
当然，查提出“协商制”之时，英国尚未在香港的立法机关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进间接选举，自此社会出现要求直选及普选的呼声。面对实际情况的改变，查的态度亦有所变化。在《基本法》起草期间，查良镛与另一位草委查济民提出协调方案（史称“双查方案”[22]）。
查济民夫妇与查良镛夫妇合照，图片来源：海宁查氏
虽然查没有坚持“协商制”，但“双查方案”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精神，避免抵触“安定繁荣”这个大原则。发展民主政治可以，但必须循序渐进，按实际情况而定，最重要是绝不能危害安定繁荣。由于被视为过分保守，结果方案被反对派大肆批评，对二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有学生在《明报》报社外焚烧《明报》报纸抗议。
然而，最后写进《基本法》的，基本上就是“双查方案”。在2007年，查接受访问时，针对香港的普选问题，查仍然强调政制发展需循序渐进，认为“希望民主普选，又要经济发展，不太可能”[23]。回归以来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及教训，证明了查的远见及智慧。难怪反对派大佬李柱铭在查病逝后，会说“现在才明白查良镛所提方案有远见及智慧；倘若当年落实双查方案，香港现时或已享有民主”。
香港政治今时今日弄得如斯田地，令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选举政治”与“安定繁荣”两者之间的关系。假如选举不利（甚至危害）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们是否还要因循守旧，为选举而选举？
四、接受变化，做好自己
在变局下，查认为港人必须保持乐观，接受及积极应对变化，不要被“维持现状”四字捆绑着自己。查指出：
“所谓制度照旧、生活照旧，制度和生活的内容十分复杂，决不可能长期的僵化不动。”[24]
“所谓‘维持现状’，主要是指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维持现在的一切……事实上，任何事情不断在变，真正的‘永远维持现状’是决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天天成长，一年老于一年，自己的现状就不可能维持。至于‘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也只是指主要的基本方式，是生活方式的原则，而不是生活中每一项具体情况。”[25]
虽然中央对港拥有主导权及决定权，但查多次强调，对于香港的前途，港人的努力仍然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港人既然希望长期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那就应努力争取，但争取的手段绝不是激烈抗争，破坏稳定繁荣，而是做好自己，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及作用。查认为：
“香港的将来如何，并不能全然根据香港人的意愿而定，这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同时也接受这个现实。然而也必需了解到，决定香港的将来怎样，包括了许许多多因素。香港人如果好自为之，于己有利并于人有利，则我们干得越好，事情越有可能接近我们的意愿而发展。”[26]
“如果香港居民大多数在做有益而有建设性的事，香港社会就不会衰退腐败，就有极大可能保持繁荣稳定，而且能有进一步发展。”[27]
“香港人努力的目标是‘利国利港，利人利己’。对中国有利，对全体中国人民有利，就会对香港有利，对香港人有利。反过来，对香港有利的事，对中国也有利。”[28]
“香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应当尽其在我，自求多福，多一分成就，将来生活方式不变就多一分保障。这是香港人一贯的现实态度。我们信心的基础不在中国的政策不变（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而在香港的经济贡献对中国有用（这是我们可以尽力的）。”[29]
结论
在《香港的前途》中，我们看到查的远见及智慧。虽然查不是共产党人，其思想及观点亦无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并非全都正确和合理，但他对于国家对港方针政策的认识及判断是准确的：国家对港拥有主导权及决定权，之所以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并非单纯为了港人，或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崇拜，而是旨在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有利于国家的功能。
查认为，香港的稳定繁荣是维持港人原有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任何安排都要先考虑是否会对香港的稳定繁荣造成影响，必定不能与维持稳定繁荣的原则相违背。在“一国两制”下，港人必须尊重国家主权；认清国家与香港的关系；充分认识国家及中央；尊重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政治制度时以维护安定繁荣为大原则；面对变化时保持乐观，积极应对，做好自己。
回归后二十多年，有多少港人懂得尊重国家主权？有没有认清现实，认清国家与香港的关系？是否对国家及中央有充分认识？
在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有多少港人视安定繁荣为根本原则？有没有考虑当时的社经环境？整个政治制度如何配合？怎样妥善处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怎样保持政府正常运作，发挥行政主导？
面对变化时，有多少港人能够保持乐观，积极面对挑战，做好自己？还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固步自封，轻言“香港已死”，或者移民外国一走了之？
香港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港人能否做到以上要求，“要旨是在我们”[30]。香港走到这一步，用笔者一位前辈的说话，可能是香港太少如金庸般的爱国者了。
注释：
[1] 查良镛，〈一九九七？一九八二？〉，《香港的前途》，1984，页1
[2] 查良镛，〈中英歧见 应可调和〉，《香港的前途》，1984，页204-205
[3] 查良镛，〈必须使三方面都充分满意〉，《香港的前途》，1984，页13
[4] 查良镛，〈真正的关键是什么？〉，《香港的前途》，1984，页207-208
[5] 查良镛，〈「一个中国 两种制度」〉，《香港的前途》，1984，页283
[6] 查良镛，〈北京的三大任务和香港〉，《香港的前途》，1984，页44
[7] 查良镛，〈香港的经济价值与中国〉，《香港的前途》，1984，页124
[8] 查良镛，〈捉回金鹅 志在金牛〉，《香港的前途》，1984，页195
[9] 查良镛，〈关键在如何对中国有利〉，《香港的前途》，1984，页32
[10] 查良镛，〈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页242
[11] 查良镛，〈香港的「六字宪法」〉，《香港的前途》，1984，页51
[12] 同上
[13] 查良镛，〈稳定繁荣以自由法治为基础〉，《香港的前途》，1984，页135
[14] 查良镛，〈中共对香港的目标与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页254
[15] 查良镛，〈生金蛋的怪鹅〉，《香港的前途》，1984，页92
[16] 查良镛，〈「长期利用」而非「设法改造」〉，《香港的前途》，1984，页223
[17] 查良镛，〈生金蛋的怪鹅〉，《香港的前途》，1984，页93
[18] 查良镛，〈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香港的前途》，1984，页250
[19] 同上
[20] 查良镛，〈「三三制」与民选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页266
[21] 查良镛，〈「三三制」与民选政府〉，《香港的前途》，1984，页267
[22]方案内容为：立法机关的直选议席，第一届占27%，第二届增至37%，第三及第四届50%；第一任行政长官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产生，第二及第三任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进行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机关是否百分百直选；如果第一次全民投票未赞成过渡到普选，则这种全民投票每隔10年举行一次。
[23] 〈查良镛：一国两制贯彻得十分彻底〉，《中国评论通讯社》，2007年6月14日。http://hk.crntt.com/doc/1003/8/8/2/100388256.html?coluid=81&kindid=2290&docid=100388256&mdate=0911123624
[24] 查良镛，〈三个照旧 两个自由出入〉，《香港的前途》，1984，页110
[25] 查良镛，〈稳定繁荣的八大支柱〉，《香港的前途》，1984，页246
[26] 查良镛，〈多作贡献 多受重视〉，《香港的前途》，1984，页55
[27] 查良镛，〈香港人信心之所在〉，《香港的前途》，1984，页241
[28] 查良镛，〈利国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页253
[29] 查良镛，〈中共对香港的目标与手段〉，《香港的前途》，1984，页254
[30] 查良镛，〈利国利港 利人利己〉，《香港的前途》，1984，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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