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什么样的住房制度，才是社会主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燕菁】

扶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下一个更艰巨的目标。美国过去一年的社会动荡表明，即使对于最发达的国家，缩小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从历年诺奖获得者的工作显示，经济学对于如何创造财富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但对于财富的分配机制的研究却乏善可陈。

传统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基于个人总财富的比较。个人财富函数主要由私人资本和现金流两部分组成。前者是虚拟财富，包括股票、债券等未来的权益；后者是实体财富，主要是分红和工资等现金流收入。在传统增长模式下，实物是财富的主要形态；在现代增长模式下，代表未来权益的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形态。特别是在货币信用化以后，信用财富相对实物财富增长更快。当货币与债务挂钩，每次货币的扩张都成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富的过程。由于资本占有不均等，增长的结果必然会造成财富差距扩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私有化的今天，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与财富增长形影相随的不可逆过程。

根据传统的财富函数，比较贫富差距最常使用的工具，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按照联合国建议：若该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于传统理论中贫富差距主要是通过个体收入度量的，解决贫富差距的主要办法都是围绕对高收入者征税。

在中国，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土地。作为土地价值的载体，住房在个人财富构成中占有压倒性的份额。根据2019年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在城市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财富的比重高达71.35%，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净值的占比也有52.28%[1]。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升级，拥有住房的居民的财富不断增加。通过二次分配带来的财富增长（资产升值），远远高于一次分配环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住房就像是一道财富鸿沟，将社会划分为贫富两极。特别是由于没有财产税，加上股票等其他资本市场不成熟，住房在中国资本构成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租赁住房和拥有住房在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财富含义。因此，对私人财产征税，也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不二选择。

拥有住房，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如果我们将财富概念扩大，在私人财富之外引入社会财富，用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两个变量描述真实财富，就会发现私人财富差距并不是决定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因素。私人接入社会财富的能力，才是贫富差距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所谓社会财富，乃是社会资本和其产生的现金流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所有人共享的集体便利（collective facility）的价值，后者是该便利产生的现金流。集体便利是相对于私人便利（private facility）而言的。比如汽车是私人便利，道路就是集体便利；手机是私人便利，网络就是集体便利；电器是私人便利，电网则是集体便利。

一旦私人便利接入集体便利，财富的差距就会剧烈变化。假设A的汽车价值为1，B的汽车价值为10，按照传统的理论两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就是1：10。但如果考虑到价值为100的道路，A和B的财富差距就缩小为101：110。如果个人财富差距不变，道路升级为价值1000 的高速公路，两个人的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缩小到1001：1010。显然，社会财富的多寡对贫富差距的影响要更显著。

一旦我们将“社会财富”引入财富函数，就会发现传统研究贫富差距的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误导。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程度差异，成为决定财富差异更主要的变量。社会财富作为一个集体便利，根据不同的人接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你是靠徒步、马车还是汽车出行，公共财富——道路——对你的价值完全不同。如果你只能步行，道路越好，你和有车的人贫富差距甚至会更大。城市作为社会财富最密集的地区，能否接入集体便利（也称作public goods），个人的贫富程度会有根本不同。如果把社会财富比作城市电力系统，住房就是接入这一系统的“插座”。

在社会财富与土地高度相关的中国，作为私人进入社会财富的接入器，才是住房更主要的功能。拥有住房，也就拥有接入城市财富的“插座”。哪怕你的“插座”本身不如别人，但你与其它有房的人的财富差距立刻就会缩小。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在城市拥有10万元的套房，而你的邻居住的是100万豪宅价，你和邻居私人财富相差10倍，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价值上亿的学校，你和邻居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到接近1：1。严格地讲，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是不同的量纲，不能简单加总，社会财富不只是学校，但上述比喻仍可以直观地解释为何拥不拥有住宅，对贫富差距的缩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新的财富函数中，个人财富的多寡就不再是决定贫富差距的唯一变量，甚至不再是主要因素。对于财富差距而言，个体接入社会财富的便利性变得更为敏感。是否拥有公平的接入社会财富的制度接口，会更显著地影响个人的财富。现实中，几乎所有“平台”的改进，都具有缩小私人财富差距的效果：当通讯系统从4G升级到5G时，小米和苹果手机的价值差距便会缩小；当电视节目选择增加、水平提升，不同电视机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当道路升级为高速路后，桑塔纳和宝马之间价值的差距便会缩小……这一新的财富函数，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解决1.4万人居住的济南董家安置房。图片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务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住房挂钩，住房因此成为中国接入社会财富的主要接口。只要人人拥有住宅，哪怕我们不“劫富济贫”，不必对豪宅征税，只要全面提升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差距就可以显著缩小甚至消除。只要能做到集体便利并为集体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就会演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财富不断扩大本身，就可以使贫富差距缩小。这也是为什么住房一定要广覆盖——因为住房在中国是接入社会财富最主要的接口，只有公平地拥有住房，才能公平地接入社会财富。

大国之间的竞争不是靠技术、不是靠关税、更不是靠制裁，而是看谁能更加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谁的社会制度更持久。国家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间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贫富差距不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非经济要素，而是现代信用经济最底层的变量，它为稳定的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的基石。一个稳定的而持久的无人格社会，才可能进行跨越个体生命的长周期的交易，才会给资产赋予更好的信用（体现为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估值（体现为更高的市盈率）。

由于社会财富大部分是由具有“平台”性质的组织提供的，私人提供的社会财富必定是有人格的，“平台”的创始人个体的生命的周期，就决定了私有的社会财富必定缺少持续性和稳定性。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由于社会财富的聚敛速度远远大于私人财富的聚敛速度，“平台”是私有还是公有，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充分条件；而能否让所有人有同等的接入公共财富的机会，则是一个制度能否将“公平”内置到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把公众拥有“平台”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把私人拥有“平台”的国家定义为资本主义，前者的财富增长自然会缩小贫富差距，后者的财富增长就一定伴随贫富差距。显然社会主义的增长中，“公平”是内生的；资本主义的增长中，“不公平”是内生的。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当“不公平”内置于增长机制时，只靠税收等外部工具是不可能矫正贫富差距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1）不断将“平台”公有，2）建立起让所有人公平接入社会财富的接口（比如住房），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下（“平台”私有）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

这就是大众住宅背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注释：

[1]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家庭财富调研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房产占比居高不下》，2019年10月30日 07:45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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